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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帮想生的人生好，帮不想生的人流产，成了计划生育科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新京报《剥洋葱》出品编导/剪辑/文字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摄影丨兰丹青 吴瑜编辑｜陈晓舒校对｜付春愔‍‍►本视频16分钟在陈素文的诊室里，问诊常从讨论胎心胎芽开始。如果胎儿健康，她会用两个指尖给孕妈妈划出胎芽大小。然而，有时候没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没戏了”。陈素文是北京某三甲医院计划生育科的主任医师。一桌两椅，帘后一张做检查用的床。从计划生育科室1978年成立起，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现在。只是，床上躺着的问诊者在悄然发生改变。早些年，上面躺着的几乎全是要求终止妊娠的女性，而如今，就诊的病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生育困难的和预约人流的。于是，帮想生的人生好，以及帮不想生的人流产，变成了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这些变化，陈素文感触很深。生育困难的群体，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占比更大了。预约流产的人群，她们做决定的原因更复杂了，医患沟通也变得密集了。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张昕的手术在准备中，陈素文安抚她的情绪。视频截图求而不得已有六次不良孕史的张昕又胎停了。手术台上，负压吸引仪的工作停止后，医生们的镊子在金属盘来回游走，“找到了”“囊皮在这”“啥也没了，内膜就这么薄”。不知道在哪段响动中，张昕睁开了眼。没等医生提醒和帮助，她下意识抬腿、侧身，挪动到旁边带轮的床上，等待被推出手术室。还没从麻醉中完全清醒，她已熟练推动着术后流程。在相同的手术台上，这是她的第二次清宫手术。在生育路上，这是她的第七次尝试。张昕今年34岁，2014年开始备孕，除了2017年生下双耳重度耳聋的女儿，经历过2次胎停育、3次自然流产以及一次因没过唐氏综合征筛查而在孕22周进行的引产。在医学上，胎停育是指胚胎生长到一个阶段停止发育了。胎停育后，被母体自我保护性排出体外的，算作自然流产。如果残留在宫腔内，则需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张昕并不是个例。陈素文回忆，这些年，科室问诊人群里，胎停和反复流产的患者越来越多。每日快三十例的流产手术中，最多的时候，因胎停而流产的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手术结束，张昕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视频截图其中，晚婚晚育和追求二胎三胎的人群占了相当的比例。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居住，也有少量从外地赶来就医。叶霞是从外地来的，带个大包，语速很快，落座就开始介绍情况：老大已经15岁了，想要二胎，不过这次是二婚的，已经胎停三回了，做过宫腔粘连的手术，想查原因。预约完检查，她告诉记者，为了要二胎，包括在老家私立医院做手术看病，已经花了十多万元。“这老大一笔钱了，我一个打工的。” 这次，夫妻两人来北京，打算最后一搏。“做手术要全麻，咋不受影响，都好几回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呗，不还得有个孩子嘛？”她低着头，说完又笑了笑。叶霞在接受采访。视频截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不孕不育群体的比例将逐步上升。生殖健康保护问题需要被关注。”上午9点40分左右，张昕已从麻醉中恢复，准备下床离开。休息室内，还有7位女性在等待手术。她们穿着统一的紫色背心裙，粉色胶质拖鞋，并排静坐着。每隔十分钟左右，上一位刚被推出，下一位就支着输液瓶起身，进入、脱鞋、躺下、抬腿。若不是在这里，很难看到这样的群体。在生活中，胎停和流产的经历，并不常被公开讨论。张昕也不例外，几次怀孕直至流产，除了老公，其他家人都不知情。关于“沉默”，究其原因，陈素文说，一方面可能和文化有关系，性和生育力等话题很少被放到桌面上说；另一方面，民间有一个说法，怀孕三个月后才公开，而那些三个月内胎停流产的故事便也无从说起。不常被公开，自然也难被广泛关注。问诊时，陈素文常常察觉到这个“沉默群体”的情绪问题：“小生命曾经和母体产生过连接，突然的失去，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种情绪难以消化，无处倾诉，即便是家人也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在某社交平台，她们记录着自己的经历：有的写信给失去的孩子，有的反复在梦里与孩子重逢。一些无法解开心结的，会去寺庙为宝宝超度。陈素文说，为避免产后抑郁，一些医院的产科为新手妈妈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反复胎停和流产的群体，最好也能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备孕。视频截图找到原因10年生育路，张昕至今很难把7次不良孕史，归结到一个具体且明确的原因上。医学上，造成胎停的原因很多，相当一部分是胚胎染色体异常所致，还有一部分，和母体、父体以及生活环境有关系，受感染、免疫、内分泌、遗传、精子质量，以及一些不明因素等影响。有些问诊者能找到症结所在，针对性调理和治疗，接着顺利怀孕和生产。也有部分人和张昕一样，原因不明。手术室内，医生在保存胚胎样本，供后续检查胎停原因。视频截图这一点，在病历单的厚度上，有所体现。反复胎停或流产的女性问诊时，会从挎包中抽出一本塞满检查单的文件夹，特别厚的以小贴纸作目录，标记年份和类别。每一次怀孕，检查单更新一沓。每一次流产，检查结果清零一次。接着，从一天一次跑医院监测排卵开始，备孕工作从头再来。文件夹大多是暖色调的，有的封面上写着“龙宝宝出生日记”的字样，有的则印着一只小兔子。前者有一本教科书那么厚，后者和半本字典差不多——她们在龙年和兔年怀的宝宝都没能顺利降生，转眼，又到年尾。她们对检查单上，各类医学数值的功能及安全范围早已了然于心：AMH值可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精子DNA碎片率与男性生育能力有关、HCG值可判断胎儿是否发育异常。往往落座没多久，诊室就被这样一系列医学名词淹没。它们中每一项的达标，都是顺利怀孕生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位女性的病历本，用便签贴纸做目录。视频截图相对确凿的是，年龄通常被看作是影响生育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陈素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逐渐下降。在医学上，一般将预产期年龄达到及超过35岁孕妇，定义为高龄孕妇。根据乔杰团队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我国孕产妇中，高龄妊娠比例已升至17%左右。“把自己挤到角落里了”，陈素文这样形容问诊室里高龄备孕女性的状态。对她们来说，备孕像一场与生理时钟的赛跑。一位胎停后在家自然流产的39岁女性落座，从装奶茶的保温袋中抽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陈素文。里面用生理盐水泡着的，是流产时从体内排出的物质。没有多余的情绪，问诊伊始，她冷静地连续发问，“里面泡着的东西，能支持胚胎检测查原因吗？”“我隔多久能再次备孕？”得知自然流产要求的备孕间隔短于人工流产，她为节省下时间感到庆幸。诊室内，患者的采样管。视频截图陈素文建议，夫妻双方如果有生育需求，可以提前做好生育力评估，根据双方的身体状况，安排生育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针对生育力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乔杰也曾提交一份关于“着力强化我国生育力保存保障体系”的提案，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力评估以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科学认知。接近12点，上午所有的工作结束。做完手术的人们走出休息室，回归各自的生活。六个月的安全间隔后，她们中的一部分，将带着检查结果，开始新一轮的备孕。摇摆中的决定诊室里，陈素文与一位孕周较大的女性相对坐着。“34岁，如果这个孩子不要，再次怀孕就属于高龄。”“加上你有子宫肌瘤，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下次怀孕可能会出现问题。”陈素文言辞恳切。桌子另一端，声音开始哽咽：“公司最近在裁员，家里老人刚生病了，要不了，我们决定不要了。”陈素文起身准备术前检查。“宝贝，这是社会因素，我们医生解决不了，我就不多说了。”在她看来，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作为医生，我们有告知她身体状况的义务，但我们要做的，是满足她的医疗需求，而不是决定她的医疗诉求。我不把问诊者称作病人，他们是有社会属性的个体。”中午时分，郑晓茵就到了，一个人在诊室静坐了很久。前一天，公司厕所间，外卖叫来的验孕棒上，两条红色显现，“特别特别红，比一胎时深很多。”“我真正开始哭，是医生说有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这已经是一个小生命了，之前只觉得那是细胞。”她的手指像烟花一样反复散开，模拟在B超监视仪上看到的胎动模样。郑晓茵在诊室内。视频截图今年是郑晓茵来北京的第10年，3年前结婚买房，去年有了大宝。夫妻两人上班忙，平日母亲帮着带孩子。一胎得来不易，生产时她顺转剖进了重症监护室，而大宝因肺炎，没等她看一眼，就被推出去送到儿科。“我太想看到他了，每天看着监护室的钟，从晚到早，一点点数着时间，天亮了就问医生，今天能不能出去。”等终于转到普通病房，她又得知大宝已被送到儿研所，辗转14天，她才看到孩子。“那14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怀大宝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了却不想要。等轮到自己，才发现，要考虑的很多。”她说，生不生养孩子，要考虑的因素是经济能力和工作现实。“目前我们没办法给他好的生活。”大宝因体质特殊，前一晚又发烧了。“现在我的孕反已经很严重，浑身没劲，照顾起大宝有些力不从心。有了二胎后，加上上班，可能更无法平衡，爸爸和姥姥的压力也会很大。”下午2点多，郑晓茵预约好手术，离开诊室。流产假已和公司请好，有15天。下个月，她计划回趟青岛老家，给大宝准备抓周仪式。“很期待看他能抓到什么。”她说。郑晓茵进入手术室。视频截图其实，终止妊娠，原本就是计划生育科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只是，和过去相比，科室氛围有些不同。陈素文回忆道，当年，手术室里基本都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大部分都是终止妊娠和上环的，大家意图比较明确，医患沟通也比较简洁。如今，无论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大家考虑得更多了，医患沟通也密集起来。关于生育意愿，官方也曾做过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对应的，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关于鼓励生育的内容里提到，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在休息区的床上自言自语。视频截图诊室人来人往，也有很多人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并接着保胎。33岁的黄瑾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几年前结婚并生下宝宝。得知意外怀上的二胎，胎儿很健康，她和母亲都很高兴，连声感谢陈素文。“经济和工作压力都有，但如果真的想要，想办法还是可以克服的。小孩长到一两岁就可以上托育所了，也就辛苦那几个月。钱要赚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小孩是用钱买不到的。”“走一步算一步，都会好的，我自己生了三个，她还有两个弟弟。”一旁的母亲补充道。玻璃门外，走廊等待区，40岁的王海搓着脑门，坐了许久。妻子进去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查出怀孕已有两周，两人还没做好决定。他们对未来本有着清楚的规划：前些年在东城区买了房，明年14岁的女儿就要过去上学，全家也要跟着搬到市里……突然的怀孕，让按部就班的生活多了些不确定性。王海出生在80年代，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一个人长大，所以很想给女儿添个伴，她将来碰上事能有个商量的人。但是，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两个孩子，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六个。”下午4点的走廊，人已稀稀落落。妻子做完检查走出来，王海接过她手里的包，二人离开。今晚要做最后的决定，他们说。医生推出手术结束的女性。视频截图保护生育力清洁人员做完打扫后，手术室熄了灯。对面办公室里，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还在进行。依着登记表，咨询员拨去电话：“请问您术后恢复情况如何？”“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怀孕打算，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好吗？”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视频截图PAC服务内容包括通过向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宣传避孕知识、帮助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降低重复流产率，从而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陈素文观察到，人工流产手术呈现低龄化和高重复率的特点。“我们科室里，接受人流手术的人群中，49%是未婚未育女性，其中大部分年龄都在25岁以下。”“流产次数越多，对生育力的影响越大。反复流产的人群，等到真正想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她说，目前我国性教育还不够普及，很多人对各种避孕方式的认知不够清晰。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也有相关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医院官网上，一则关于计划生育科室转型的新闻，开头这么写道：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具体内涵的延伸，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计划生育的具体化体现。首页里，科室介绍一栏，“计划生育”前已添上了“生殖调节”四个字。去年是陈素文在这里工作的第17年。今年四月，本应退休的她，被医院返聘，一周五天，人来人往，问诊工作依旧繁忙。对面科室走廊上，一位家属抱着宝宝，一位新手爸爸在冲奶粉。视频截图今年7月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陈素文作为嘉宾，动身去昆明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第四届生育调控大会”，会议主题与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相关，在场的医学同仁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陈素文说，大家对生殖健康的关注度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计划生育的定义是，在你想生的时候，可以生一个好的，在你不想生的时候，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陈素文说。手术后的一个月，郑晓茵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大宝抓周仪式的照片。九宫格中央，是大宝的独照，照片里他攥着刚抓到的小算盘。配文里，郑晓茵写道：有孩子还是挺开心的，笑比哭多吧。七次尝试后，张昕准备“再试试”。这个时候，似乎不要的决定比要的决定，更难做出。“主要是想给我闺女找个伴，不过，这次会更顺其自然啦。”（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4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腹地，俄不排除使用除核武器外的新武器摧毁乌克兰首都基辅。梅德韦杰夫称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理由是存在的（资料图）梅德韦杰夫称，“没有人真正需要核冲突。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俄罗斯还没有就使用核武器做出任何决定。”梅德韦杰夫同时称，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理由是存在的，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入侵俄库尔斯克州。俄罗斯目前尚表现出耐心，因为这一决定十分复杂且后果不可逆转。当俄罗斯的耐心耗尽时，也可能转而使用一些“新的非核武器”。美称对供乌远程武器政策暂时保持不变近日，针对乌克兰能否获准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一事已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方面表示，目前对供应乌克兰的远程武器政策不会发生变化。此外，由于此前美英两国分别向乌克兰提供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因此舆论普遍认为英国首相斯塔默13日访问美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同美国总统拜登商议是否扩大对供乌远程武器的许可范围。对于这一说法，柯比回应称，美英领导人的会谈不会左右美方对此问题的态度。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柯比：我们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能力，并是否允许其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的看法没有改变。我并不期望美英会谈出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重大声明，至少我们（美方）不会。我们会让英国首相决定会谈内容。但就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而言，目前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之前我们（美方）说过，不支持（乌方获得）这种能力。柯比表示，目前我们不支持乌方获得远程打击能力（视频截图）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表示，乌克兰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的行为将被视为西方国家直接介入俄乌冲突。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13日称，尽管普京的这一表态不代表俄方立场的更新，但美国将认真对待普京的警告。德国强调：不供乌远程武器据央视新闻，德国总理朔尔茨13日重申，尽管美英两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武器，但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朔尔茨表示，“这个决定不会改变”。据参考消息援引塔斯社9月13日报道，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13日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关于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的讨论不涉及德国援乌武器，因为德国并未提供美国和英国提供的那类远程武器。报道称，黑贝施特赖特说，德国援乌武器“与我们现在讨论的武器有质的不同”。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并没有提供过美国和英国现在探讨的武器，这些武器比我们提供的武器射程更远。”报道还称，黑贝施特赖特指出，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射程最远的武器是射程可达100公里的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以及射程约40公里的自行榴弹炮PzH2000。他还指出，德国政府不会评判俄总统普京关于打击俄腹地后果的言论，但认为必须重视普京的这一声明。他补充说：“我们与俄罗斯总统打交道的经验十分丰富，对他发表的声明要给予重视。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央视新闻、参考消息延伸阅读俄退役中将：若西方允许乌深入打击俄领土，俄会在西方领土上反击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930天，欧洲安全正在走向“十字路口”。两年半以来，这场战火的影响远超俄乌两国甚至欧洲大陆，也因此在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9月12日，论坛高端访谈设置专场讨论欧洲安全。9月13日，在论坛第三分组会议“欧洲安全走向”上，来自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北约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嘉宾就这场冲突的本质、欧洲安全新架构的形态等问题各抒己见，激烈交锋。尽管分歧仍存、短期内找到政治解决方案仍有困难，但避免更惨重代价已成各方共识。9月13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第三分组会议“欧洲安全走向”举行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俄罗斯军事问题专家李抒音向澎湃新闻表示，北京香山论坛是促进问题解决的平台，各方在这个平台能够把分歧都讲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就能够慢慢融化坚冰，这也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俄或在北约的领土上反击？进入2024年，俄乌冲突频现升级势头。2月，俄军在数月激烈战斗后攻下顿涅茨克重镇阿夫杰耶夫卡，因伤亡惨重而一度被与巴赫穆特之战相提并论。5月，俄军利用西方军援抵达前线前的“窗口期”再次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起地面进攻，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冲突以来最困难的局势之一”。8月，乌军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突袭，俄军则集中进攻乌东重要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双方两线交锋至今仍在持续。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ISW）9月11-12日发布的战况信息，俄军已开始在库尔斯克州发起规模和结果尚不确定的反击，同时向波克罗夫斯克东南推进。在谈及俄军未来数月可能如何回应此次突袭时，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特凡诺维奇向澎湃新闻表示，俄目前的作战方式侧重于渐进式进攻和远程打击，原因之一可能是俄在冲突的第一阶段后冒险欲望有所减弱，另一因素则可能是需要在其他方向上继续保持作战节奏。考虑到俄军正在乌东地区推进，而在库尔斯克地区双方都没有很多进展，俄未来几个月不会做出突然且重大的反应。与此同时，西方对乌克兰使用援助武器打击俄领土目标的限制正逐步放宽。5月哈尔科夫之战后，多名西方领导人就扩大援乌武器使用范围放松立场，美国也在压力之下逐步放宽限制，允许乌使用美援武器在哈尔科夫地区附近打击俄境内目标。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后，泽连斯基再次强烈呼吁取消对在俄领土上使用西方远程武器的所有限制，并称西方所认为的“红线”是“天真的”。9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联合访乌，这也被认为是就解除乌克兰武器使用的限制发出“强烈暗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左）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右）在联合记者会上（视频截图）对于西方近期释放出可能对乌使用外援武器远程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的信号，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警告称，一旦决定解禁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这将“明显改变这场冲突的本质、性质”，俄将根据所面临的威胁作出“适当决定”。此前，俄方曾表示正在修改核学说。在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教授、退役中将叶夫根尼·布仁斯基向澎湃新闻表示，局势确实存在升级风险。对于是否存在核升级风险，布仁斯基表示：“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武器、允许乌克兰深入打击俄领土，那么俄罗斯将会反击。但这种反击不会是在乌克兰的领土，而是会在西方、北约的领土上。”斯特凡诺维奇则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克制，但随后局势可能会迅速升级。“欧洲在征兵、振兴军事工业，甚至新型远程导弹和核威慑项目等方面酝酿了许多不同的想法，但并没有采取很多实际行动。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一切终将正常化，欧洲将建立新的共同安全架构，又或者是相信美国仍将是最终的安全提供者。但一些已经采取或正在考虑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导致俄与北约国家发生直接的武装对抗和冲突，随后可能迅速升级至核层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2日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方多次重申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2022年1月，五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联合声明，也指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当前形势下，各方应当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协商共同推动局势缓和，减少战略风险。与俄罗斯共建安全架构还是与之对抗？俄乌冲突后，欧洲原有安全格局难以为继。未来的新架构应以何种形态呈现，如何管控当前局势升级的风险，成为欧洲安全的最重要问题。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13日在“欧洲安全走向”分组论坛上表示，未来欧洲是与俄罗斯共同建立安全架构，还是与俄罗斯对抗，将成为欧洲安全关键的两难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的挑战在于，如果不能在建立公正、可持续和平的基础上结束战火，就无法在未来与俄罗斯一起发展新的欧洲和平架构。俄乌双方近来均多次释放有意和谈的信号。普京在库尔斯克袭击发生初期曾拒绝与基辅谈判，随后于9月5日宣布已准备好在2022年伊斯坦布尔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泽连斯基也称俄罗斯应出席计划于今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亚历山大·查理本人参与过俄乌2022年谈判，并称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曾一度非常接近和平。他12日在香山论坛表示，自伊斯坦布尔之后，情况出现了实质性变化。目前没有看到能够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意味要停止寻找外交解决方案，关键问题在于从热战逐渐过渡到稳定的态势。他还强调，要恢复欧洲安全架构，就必须要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机制。斯特凡诺维奇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根本问题在于欧洲和全球安全的整体失衡。降低升级风险的最好办法是进行善意的谈判，承认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停止冲突的白热化阶段。2022年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基础，但关键是要避免重蹈覆辙。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三方必须具有建设性和支持性。”对于欧洲安全新架构，各方仍有不同理解。在新架构成形之前，能够做出哪些努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对俄乌双方来说，应当将当前冲突的解决和未来欧洲安全架构建设之间联系起来，这也是中方一贯的观点，我们强调标本兼治。如果真的要建构一个长久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很多基本的东西要重新建构，比如说俄欧之间、俄和周边国家之间，无论是由于历史还是现实利益带来的相互恐惧心理如何化解，俄欧如何达成共识，竞争与合作之间关系怎样处理，竞争的时候哪些手段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等。”崔洪建还特别提到，当前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欧洲建设安全架构的自主权并不完全在自己手中，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已进一步加剧。就在今年7月，美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将自2026年起在德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对此，俄方称将以“平静、专业方式”作出军事回应。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今年7月报道称，这些导弹能够打击2500公里外的目标，可从柏林轻易击中莫斯科。但来自朔尔茨党内的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议会党团领导人穆策内希（Rolf Mützenich）对此表示，“并不是每件武器都能让德国立即变得更安全”。他还曾指出，这一部署进一步升级了西方与俄之间一触即发的冲突，使误判更有可能发生，且目前还不清楚德国在如何使用这些武器方面是否有发言权。“国际社会和外部力量要去帮助欧洲建立新的安全架构，而不是去破坏它，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给欧洲国家自身提供空间。”崔洪建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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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欧盟委员会（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预计就新一届委员会名单发表演讲前一天，当地时间周一（9月16日），已获提名连任欧委会内部市场委员的法国人蒂埃里·布雷东突然宣布辞职，并公开指责冯德莱恩“治理成问题”。布雷东当天在社交媒体X（原推特）上公布了一封他给冯德莱恩的信件。信中称，几天前，在新一届欧委会组成谈判的最后阶段，冯德莱恩“出于个人原因”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撤回布雷东的候选人资格；作为“政治交换”，她许诺向法国提供更有影响力的委员会职位。“鉴于这些最新的事态发展——这进一步证明（欧委会）治理存在问题——我不得不得出结论，我不能再履行我在委员会的职责。”布雷东写道，“因此，我将辞去我的欧盟委员一职，立即生效。”布雷东辞职一事为冯德莱恩第二任期增添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凸显在国内政局可能发生动荡的背景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盟的声望或许已日渐式微。布雷东公布的信件 布雷东X账号“爆炸性”指控布雷东现年69岁，自2019年起担任欧盟委员，是法国推荐的新一届欧委会委员候选人。欧洲新闻台称，布雷东此次连任原本被预计将获得一个重要职位，有传言称他有望担任执行副主席，掌管委员会的首要政策领域。“政客”新闻网欧洲版16日评价，布雷东此举是6月欧洲议会选举后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一个“爆炸性转折”。路透社也认为，对于“高度政治化”的欧委会席位提名过程而言，这一进展“出乎意料”。冯德莱恩（左一）和布雷东（右一） 法国电视一台网站欧委会通常有27人，由每个成员国1名代表组成。根据欧委会委员任命流程，欧盟各成员国首先要与欧委会主席协商一致，提出代表本国的人选。欧委会主席必须从成员国提交的候选人中选定委员，并确定委员的具体分管领域。不过，各个职责领域的影响力有所不同。法新社指出，27名委员职责的具体分配将发出强烈信号，表明欧盟的政治方向和每个成员国的相对影响力。布雷东提出这些“爆炸性”指控，距离冯德莱恩预计17日宣布下届委员会名单的讲话时间不到24小时。据欧洲新闻台16日报道，欧委会发言人拒绝就布雷东的指控发表评论，只说冯德莱恩与成员国领导人就委员人选的互动基于“信任和保密”。“主席注意到并接受了布雷东的辞职，并感谢他在任期内作为委员所做的工作。”据发言人说，冯德莱恩已于16日早上收到布雷东的辞职信，但无法确定她是否提前被告知布雷东会发帖公开此事。当被问及冯德莱恩17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是否仍将按期公布她的领导班子时，这名欧委会发言人表示，冯德莱恩仍希望能够在17日介绍新委员会组成的细节，“24小时在政治上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早物色好新人选”？布雷东公开宣布辞职数小时后，马克龙办公室表示，法国将提议外交部长斯特凡纳·塞茹尔内出任欧委会委员。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尔内，资料图，图源：外媒声明称，马克龙一直寻求为法国获得一个重要的欧委会职位，而塞茹尔内“符合所有必要条件”。欧洲新闻台说，同为欧洲议会内部光谱的自由派，塞茹尔内拥有丰富的欧盟政策制定经验，但没布雷东那么高调。39岁的塞茹尔内自十年前在法国财政部为马克龙工作以来，就一直是其亲密盟友。彭博社称，塞茹尔内作为马克龙当时新成立的政党左翼分支的代表，在后者2017年的首次总统竞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9年当选欧洲议会议员后，塞茹尔内迅速成为马克龙在布鲁塞尔的得力助手，在欧盟政坛中扮演重要角色。2022年9月，他出任执政党复兴党总书记，今年1月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外长。作为欧盟第二大成员国，法国明确表示希望在下一届欧委会委员名单中获得一个关键职位。马克龙办公室16日的声明称，希望法国提名的委员分管领域能“重点关注工业、技术主权和欧洲竞争力问题”。据一名来自复兴党的法国高级官员说，法国对布雷东第二任期可能被分到的职责领域并不满意。按照两名知情人士对《金融时报》的说法，用塞茹尔内取代布雷东是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私下讨论时提前商量好的，是法国在下一届欧委会阵容中获得“最佳角色”的一种手段。路透社也援引消息人士称，马克龙已通过谈判为法国提名的人选确定了一个“强化”的执行副主席职位，负责监督内部市场和工业相关工作。来源 | 观察者网

撰文丨高语阳昆仑嘉达新能源（广东）有限责任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 9月13日， 鞍山市副市长一行莅临公司考察。该消息显示，鞍山市台安县委书记苑振超，已经出任鞍山市副市长。苑振超任鞍山市副市长。苑振超1987年1月出生。2005年，苑振超以645分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入学一年后，当选校学生会主席。苑振超曾因“清华寒门学子”身份受到关注。苑振超考上清华大学时，新华社曾报道，苑振超的父亲早逝，哥哥患有脑瘫， 母亲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父亲去世时，苑振超刚刚两岁。十几年来，苑振超的母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推着手推车，走大街串小巷收废品，为儿子撑起了学习生活的蓝天。另外，清华新闻网曾发布消息称，苑振超来清华读书后，在贫困新生代表座谈会上说：“我以前的想法就是毕业挣钱、回报母亲，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我的心里很矛盾，觉得这种想法很狭隘。我们也要为回报社会而努力学习，争取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做到‘忠孝两全’。”2009年，苑振超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直博机会，回到家乡鞍山工作。当时，苑振超以辽宁省委选调生身份出任鞍山市铁西区繁荣街道办事处科员。此后，他历任鞍山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科员、副主任科员、副处长，岫岩县朝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岫岩县副县长，鞍山市商务局（市外事办）党组成员、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主任等职。2021年，苑振超出任台安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后担任县长。2022年，时年35岁的苑振超获任台安县委书记。今年8月25日，辽宁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其中，时任鞍山市台安县委书记苑振超，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