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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吵归吵,别拿中国说事)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死者时年38岁,是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罗某某。案发4个多小时后,30岁的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陈某某被抓获。陈某某怀疑妻子出轨罗某某,对此怀恨在心。陈某某受审的画面近日,一份贵州高院的生命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公开。判决书显示,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罗某某家属起诉索赔124万余元,法院判决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10万元。据2021年8月18日丹寨县公安局官方通报,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经公安机关全力侦破,在案发4个多小时后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男,30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抓获。经侦查,陈某某因怀疑其妻与死者罗某某(男,38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存在不正当关系,遂怀恨在心,产生报复心理,在罗某某办公室将其刺伤,导致罗某某大出血死亡。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从庭审现场及知情人士处了解到,陈某某妻子是丹寨县某局职工,2020年7月因下村帮扶检查工作与时任丹寨县雅灰乡党委书记罗某某认识。两人后来确定为情人关系。截至案发,罗某某多次与陈某某妻子发生性关系。案发前夜,罗某某深夜驾车送陈某某妻子回家,被陈某某发现。回家后,陈某某殴打妻子使其承认了婚外情。今年7月2日早晨,陈某某携3把刀到丹寨县教科局,持刀将38岁的罗某某杀害。经丹寨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公诉方表示,建议判处陈某某死刑,但不要求立即执行,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近日公开的生命权纠纷二审判决书显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陈某某与申某某结婚于2018年结婚。2020年下半年后,陈某某因申某某经常晚归,遂怀疑其有外遇。2021年7月2日凌晨,陈某某回家时发现申某某仍未回家,遂带上一把折叠刀在楼下等候申某某。当日凌晨1时许,陈某某看见申某某乘坐罗某某的白色丰田越野车回家,遂怀疑申某某出轨对象是罗某某。陈某某回到家中殴打、逼问申某某与罗某某的关系。在陈某某的逼问下,申某某承认其与罗某某是情人关系的事实。被告陈某某将其妻子申某某打伤后叫亲属来到家中帮忙处理,陈某某亲属将申某某送往医院治疗后并对陈某某进行劝解。2021年7月2日7时许,陈某某趁其亲属外出后换上迷彩服,戴上帽子、口罩进行伪装,后携带两把屠宰刀和一把折叠刀前往罗某某工作的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查看,发现罗某某还未到办公室,随即到罗某某居住的小区楼下躲藏,伺机报复,后因怕人发现而重待时机。8时30分许,陈某某折返回到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现罗某某在其201办公室,遂手持两把屠宰刀冲入办公室对罗某某进行捅刺,罗某某被捅伤后跑出办公室,摔倒在一楼与二楼的楼梯间上死亡。经丹寨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2022年1月12日,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本院判处无期徒刑。罗某某家属向陈某某索赔124万余元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由被告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经济损失人十万元。罗某某家属上诉后,贵州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延伸阅读男子疑因护士妻子出轨医生自杀:在妻子手机发现不雅照近日,一则浙江一女护士出轨医生致丈夫自杀身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事后医院方面曾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护士、医生已被停职,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8月26日至27日,大皖新闻记者对话了死者父亲徐先生,其称,儿子曾不顾家人反对入赘,结婚才半年多便发现妻子出轨,遭受打击后自杀身亡,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死者遗体仍在殡仪馆。男方曾不顾劝阻入赘,结婚才半年多8月26日,徐先生告诉大皖新闻记者,他们都是浙江杭州本地人,其子王越(化名)随母姓,1999年出生,今年才25周岁,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亲双方亲属都对这棵“独苗”疼爱不已。而王越从小就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待人有礼貌,乖巧懂事。2019年,王越在大学时与同龄的校友毛英(化名)相恋,2023年,双方正式领证,这段校园恋爱最终落地开花。死者王越与妻子的婚纱照(受访者提供)但是在此过程中,男方面临需要入赘的现实。“当时我们家里是一万个不同意!”徐先生介绍,尽管父母不同意,但王越说二人是真爱,态度坚决,家人拗不过只好同意。今年1月中旬两人举行婚礼,因为前来祝贺的亲友太多,连摆了两天酒席。看着儿子成家,徐先生也欣喜不已,当天接连在朋友圈分享了婚礼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并配文“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你们能恩爱一生,百事顺遂!”,照片中二位新人身穿红衣,面带微笑,透着喜庆。婚后,王越是在一家银行任业务经理,毛英则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护士,一同住在女方家里,在亲友眼中,二人工作稳定,生活幸福。“小夫妻俩看着感情很好,同桌吃饭王越经常会给爱人夹菜,也没见过他们争吵。”徐先生说,儿子王越全身心投入到了这段感情中,婚后热爱生活,也很自律,遇到假期小两口还会出门旅游,女方对长辈也还不错,父亲节他还收到了儿媳发来的红包,这对小夫妻的甜蜜生活也让作为家长的他倍感欣慰。然而这样的甜蜜仅仅持续了半年多。遭受打击,男方留下遗书遗言轻生徐先生向大皖新闻记者介绍,今年7月30日,王越给毛英买了一部新手机,当晚,王越在帮忙导数据时发现了妻子跟同事——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医生刘某某的不雅视频、合照,以及“不寻常”的聊天记录,这让王越备受打击。徐先生称,8月1日,心灰意冷的王越请了假带着毛英前往舟山散心,在此期间,还曾用毛英的手机与刘某某联系。8月2日凌晨,王越写下了遗书发给毛英。死者留给妻子的遗书(来源:死者母亲微博)家属提供的照片显示,王越在遗书中写道:“吾妻,谢谢你陪我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我永远爱你。只是经过这次你的背叛,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对不起,我真的挺不过去了……”在遗书中,王越还表达了对刘某某的怨恨,并再次向妻子深情告白:“我爱你,如当初。我们来生再做夫妻。”当天凌晨2点多,王越将这封遗书发给了妻子,早上快9点时,对方回复“等我”。徐先生则告诉记者,作为父亲,他等来的是儿子的死讯。当天中午,宾馆工作人员进房间时发现王越已经在衣柜内自缢身亡。这突如其来的悲剧让全家人无法接受,更令人痛心的是,事后,他们在王越的手机里还找到了录好的遗言,同样表达了对遭遇背叛的绝望死者尚未安葬,家属希望女方出面事后,王越的遗体被运回了浙江萧山。徐先生介绍,事发至今已过去了快一个月时间,但女方家迟迟未出面,王越的遗体依旧存放在殡仪馆内。家属也曾找到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和女方家所在的萧山区衙前镇政府,虽然相关部门组织过调解,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家属们也不知道院方对于毛、刘二人的最终处理结果。徐先生表示,目前,男方的诉求是,女方要出面处理后事,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同时还要进行一定的赔偿。8月27日,根据家属提供的联系方式,大皖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毛英,但显示已经关机,其父母的电话也无人接听,刘某某的号码则显示已是空号。大皖新闻记者注意到,王越家人在网上发帖反映此事后,很快引发关注。8月7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情况通报称: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护士毛某某丈夫王某到毛某某所在科室反映刘某某、毛某某有关问题。期间,王某有报警。医院第一时间成立以院领导为组长的调解小组并开展工作。经调解,毛某某、王某情绪得到平稳,并于当日上午9:30左右一起离开医院。鉴于王某反映的刘某某与毛某某涉嫌生活作风问题,经研究,该院于当日上午11时左右对医生刘某某、护士毛某某进行了停职处理。同时,医院纪检监察部门启动初核程序,后续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图为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的情况通报通报中还称:“我院对后续出现的变故感到痛心,将进一步加强全院医护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和社会公德教育。”如今,20天过去了,此事是否有处理结果,又进展到了哪一步呢?8月27日,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毛、刘二人均没有来上班,此前院方已经发布了情况通报,目前尚未发布新的通报。萧山区衙前镇政府工作人员则告诉大皖新闻记者,女方户籍地确实在该镇,针对此事,镇里相关部门曾介入协调,但具体结果并不清楚。徐先生介绍说,对于王越的死因,事发地舟山警方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排除他杀,认定为自缢死亡。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8月2日上午,该所接毛某某(女,25岁,浙江萧山人)报警称:在舟山东极一民宿内其老公王某自杀。该所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后经现场120医生确认,王已死亡。经调查,该死者于8月2日上午在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民宿内自缢。经该所调查走访取证、分局技术现场勘查、法医对遗体的勘验和提取物检测,房间内未发现打斗痕迹,死者体表无暴力性损伤,符合缢死特征,排除他杀,判断自缢死亡,家属对此无异议。

上海一名孕妇在经过邻居家门口时,未牵绳的金毛犬向其扑来。孕妇受到惊吓后就医,努力了3年才怀上的试管婴儿终究没保住……法院会如何判决呢?孕妇被邻居家的狗吓到试管婴儿流产上海41岁的颜女士怀孕快四个月,一天傍晚她出门去驿站取快递,路过同小区的邻居家门口。据颜女士表述,一只没拴绳的金毛犬突然窜出并扑来,颜女士惊吓后退的过程中腰部闪了一下,并立即感到腰部疼痛、下腹疼痛,于是报警求助。民警到场后,经了解双方无过激行为,遂协商解决,纠纷平息。女子3年才怀上的试管婴儿被吓流产相关就医记录显示,事发当日,原告颜女士前往医院就诊,并于事发次日至事发5日后,因胎死宫内住院治疗。颜女士在派出所的笔录显示:“他家的狗没拴绳,突然扑向我,把我吓得连忙后退。我的腰被闪到了……我怀孕快四个月,感觉到肚子隐隐作痛,就报警了。到医院去检查,还是没有保住肚子里的孩子……我经过三年的试管婴儿疗程才怀上,非常不容易。现在流产了,我非常伤心。”之后,颜女士将犬主李老伯(化名)告上法庭,表示自己经过3年多的努力才通过试管的方式怀孕,现在的事故结果不仅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损害,也对心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颜女士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老伯赔偿医药费、鉴定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试管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等总计为12万余元。庭后,颜女士自愿将诉请金额调整为9万元。犬主辩称:试管婴儿孕妇不宜外出庭审中,被告李老伯确认事发时他家的狗没有拴绳,但辩称其养的狗是导盲犬,不会咬人,并表示颜女士怀孕且是试管婴儿,应多在家中休息,不宜外出走动。李老伯还称,当天他听到屋外有声音出来后,就告知颜女士回家休息,但颜女士不听劝告又跑去报110,这一番跑动对身体肯定有影响,不知道颜女士是在何时何处流产了。出于人道主义,最多赔偿1万元,承担一半的诉讼费和律师费。此外,李老伯还申请对流产结果与本次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经法院依法委托,研究院表示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出具明确的鉴定意见,超出其技术条件或鉴定能力,对该鉴定事项不予受理。法院:犬主应负侵权责任赔9万元上海浦东法院审理认为,李老伯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其饲养的狗拴绳,系违法行为,具有主观过错。对于李老伯抗辩孕妇应多在家休息,法院认为,对怀胎15周的孕妇而言,适量走动属于日常合理行为。颜女士在受惊吓后当日就医,次日早晨经检查已胎死宫内,法院认定颜女士因被狗惊吓致其流产,与李老伯未拴狗绳的违法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判决书提到,颜女士怀孕系通过试管方式,其费用有票据为证,法院予以支持;颜女士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法院认为原告通过试管婴儿怀孕较正常受孕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且原告已41岁,流产必然对其造成较大精神痛苦,主张金额合理,予以支持。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老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颜女士损失9万元。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被告李老伯负担。该判决已于近日生效。延伸阅读上海男子养78条流浪狗 有时20条狗同时冲出来吓坏村民今天(8月29日)#上海一男子家中收养78条流浪狗#冲上热搜男子家中收养78条流浪狗冲上热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饲养的犬、猫等宠物的种类、数量日益增多。但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的某村庄内,有一位村民家中竟然饲养了70多条流浪狗,这些年来更是成了村民口中名副其实的“狗司令”,让附近村民和村委工作人员都头疼不已。原来,狗主人陈先生比较有爱心,在路上看到流浪狗都会带回家里,甚至有村民开玩笑称,他对狗比对爸妈都要好。除了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有时候还会20条狗突然同时冲出来,村民们大多只能避而远之。男子家中的生活环境 图片来源:看看新闻Knews(下同)而因为存在狗叫扰民、犬只追逐等情况,属地梅陇派出所的民警更是没少接到相关警情。虽然农村地区的养犬数量目前未有明确规定上限,但既未按规定接种,又存在诸多不文明养犬行为的陈先生,明显是违反了《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陆续受到了警方的行政处罚和责令整改告知。警方称如果对方没有改正就会进行罚款闵行分局梅陇派出所民警陆勐斐称,遇到这种情况,他们第一次会进行一个法律告知,限期内如果没有改正就会进行罚款。罚款后还是不肯改正的话,就要进行强制收容了。然而,自知理亏的陈先生虽然承诺会尽快转运狗群,却迟迟找不到满意的安置点,跟邻居的冲突更是一再升级。为了解决问题根源,防止出现犬只伤人等更加严重的情况,派出所启动了“三所联动”机制,在其牵头下,律所律师、司法调解员以及村委等多方力量进行了先期介入。警察查看养狗的场所律师孙敏慧称,如果因为气味和噪音造成侵权的,邻居可以基于相邻权去法院起诉,但是诉讼流程会相对比较长一点。于是民警决定还是想办法做通陈先生的思想工作,在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协商后,被充分告知利害的陈先生最终写下了承诺书,并保证在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犬只的转运。7月20日,在多方力量的协作配合下,78条狗被全部转运至可靠的临时安置点,并由陈先生本人每天照看,直至完成最终的安置。网友评论:凡事都要有个度网友评论称“凡事都要有个度”

来源:环球网【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索炎琦 徐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北京时间12日上午“高端访谈·地区安全:中美关系”环节出现一幕:美方嘉宾试图引用中国俗语来描述中美关系,但受到主持人的调侃。环视频/制作 李林芝访谈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主持人刘欣向欧亚集团中国部门常务董事、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华自强提问,“我明白,我认为这里有很大的文化甚至文明差异,沃特斯先生,你的中文说得很好。我相信你明白,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氛围就像水一样,可以承载一切,当氛围良好时每一方都在发展,但是当氛围不对时,一个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也无法)让关系保持长期和可持续。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意思。但美国似乎不同意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你们想解决具体问题,对吗?”对于这一提问,华自强进行了回应,并也用中文说了句中国俗语。“可能两方面都要做一点,但我想(引用)我那生疏的中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句话叫‘听其言,观其行’。”在听到华自强引用上述俗语后,主持人刘欣随即笑着说,“你知道吗,对不起,中国人是这么说美国的。”听到刘欣调侃,华自强也笑了起来。紧接着,同样接受采访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心伯也引用了一句英文俗语加入对话。“我也知道一句英文俗语‘talk the talk,walk the walk’(意为说到做到、言行一致——编者注)。”吴心伯说,并列举了美方对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承诺,“(但)如果你看看美国的政策,这又不一样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据介绍,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6场学术研讨会,以及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上海合作组织+”青年智库沙龙等特色学术活动。本届论坛共有10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500余名代表,以及200余名中外专家学者出席。其中,包括30多名国防部长、军队总长在内的官方代表团,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亚信秘书长、上合组织副秘书长,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将出席会议。此外,参会嘉宾中还有30多名前政要和数十位知名学者。来自全球的军队及防务部门领导人、国际组织和智库负责人、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将围绕安全、防务领域热点议题进行交流研讨。延伸阅读美国制裁下 中国大陆购买芯片制造设备增长62%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大陆仍是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因为在美国制裁之下,我们正努力实现技术自给自足。图为2024年5月,中国淮安一家光电科技公司加工芯片的车间中国大陆正在坚定地加大对芯片制造设备的支出。全球芯片行业协会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9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芯片制造设备(包括晶圆加工、组装、封装和测试工具)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同比增长62%,达到120多亿美元。数据还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在采购芯片制造设备上花费了247.3亿美元,超过了同期中国台湾、韩国、北美和日本的总支出236.8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北美支出的大部分。2022年10月美国出台更严格芯片出口管制的结果之一,是推动了中国企业对芯片制造设备的购买。美国著名财经网站CNBC说,这笔巨额投入体现了中国政府为实现芯片自给自足而做出的努力,以对冲西方阵营可能进一步阻碍其获取关键技术的限制。SEMI 的数据显示,在这一项上,中国大陆年度支出从2022年的280亿美元飙升至2023年的366亿美元,并预计今年的支出将超过350亿美元。尽管其他市场的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出现萎缩,但中国大陆需求的飙升推动全球半导体设备收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早在2018年,美国政府就开始阻止荷兰芯片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向中国发货,今年1月,荷兰又撤销了阿斯麦向中国发售NXT:2000i机器和其他高端设备的出口许可证,这些设备支持先进的7纳米和5纳米工艺芯片的生产。但中国大陆仍然是 ASML 最大的市场。第二季度,该公司净系统销售额48亿欧元(53亿美元)中,近一半来自中国大陆。美国的限制让荷兰怨声载道。图为外媒报道截图阿斯麦的首席执行官富凯本周在纽约出席活动时说出了实话,他说,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限制该公司向中国大陆客户出口的行动,其实是“出于经济动机”。富凯说:“我认为,要证明此事关系到国家安全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他预计,美国主导的对华出口限制必将遭到盟友更强烈的抵制:“我们不得不希望达到某种平衡,因为作为一门生意,我们想要的是一些明确性和稳定性。”上周五,荷兰首相表示,他将认真权衡阿斯麦的经济利益:“对荷兰来说,阿斯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创新产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影响,因为这将损害阿斯麦的全球地位。”如今美国挥舞的“国家安全”大棒,不但砸到中国,还已经砸到日本。眼下,美国政府正在阻挠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认为这起收购案可能损害美国“关键项目”所需的钢铁供应。图为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9月6日公开表示抗议,他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收购案“非常令人不安”,“发表这样的言论或采取这类行动可能会削弱盟友之间的信任”。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王某在独处时调包。警方视频截图据介绍,昆明的廖先生是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店主,一天他突然发现店里一块价值15万元的手表竟变成了廉价高仿表。他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其妻段女士告诉民警,这块表一直摆放在固定位置,但现在手表的表盘颜色和编码都不对,重量也轻了。众人仔细回忆后,疑点集中到此前多次来店里的一名男子身上。段女士询问员工后得知,5月7日下午,该男子曾到店里订购一块手表,并支付1万元定金。店员到一楼收银台开单,男子则独自在二楼试表。段女士怀疑,真表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包的。根据这名买表人在定金单上留下的相关身份信息,办案民警迅速在一家酒店找到暂住于此的王某。民警发现,王某住的是一家中高档酒店,但4月3日他入住过距这家酒店500米的一个小旅馆,且至今没退房。他为什么要开两个房间?民警决定带王某到小旅馆进一步调查。▲王某被警方抓获。警方视频截图在小旅馆,经仔细检查,民警在王某房间床头柜抽屉查获一块劳力士手表,随后又在床垫下一表盒内发现两块劳力士手表,其中一块与段女士店里被调包的手表外观基本一致。王某行李箱里还藏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经专业机构鉴定,王某的4块表中有3块是真表,只有一块表是假表。民警从王某消费记录中发现,王某还与昆明另一家二手奢侈品店有多次经济往来。民警找到这家店,经店铺负责人李先生确认,警方查获的其中一块劳力士黑色款手表,正是王某在他们店里买的,另一块蓝色款手表则是被王某调包的。▲被抓的王某和赃物。警方视频截图据李先生回忆,王某早在4月初就在店里选购手表,并提出要购买一块黑色款劳力士。趁店内缺货,王某按照踩点记录的一块名牌金表的外观和重量,在网上花8000元定制了一块仿冒全金手表。5月2日,王某带着假表再次来到李先生店里,四处观望后,见无人注意迅速把真表装进口袋,又快速从口袋中掏出假表,握在手上仅用5秒就完成调包。得手后,王某找借口离开现场,后将手表变卖。得到赃款后,王某又花4000多元在网上订购一块仿冒劳力士蓝色款手表。5月6日,他来到李先生店里付尾款取订购的黑色款手表时,又趁机用假表调换了店里的蓝色款手表。目前,被王某调包的4款名表已被警方全部追回。经鉴定,涉案价值达626900元。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路透社9月12日独家报道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Thomas Greenfield)将于当地时间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报道指出,此举出台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的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格林菲尔德将有关计划描述为美国总统拜登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她对路透社表示,希望这一宣布推动有关议程“向前发展”,“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安理会改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发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美、英、法)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权实施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授权使用武力。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表决时各自拥有否决权,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按照地区进行分配,其中非洲和亚洲国家5个,东欧国家1个,拉美国家2个,西欧和其他国家2个。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菲尔德对路透社表示,华盛顿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 目前有3个非洲国家拥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别是加蓬、加纳和莫桑比克。“问题在于,这些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无法让非洲国家充分发挥它们的知识和声音,为安理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无法让非洲国家持续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非洲人民的挑战。”格林菲尔德称。 她还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为这些国家 “在一系列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支持这一安理会改革。他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话,联合国网站 但是,任何安理会成员的变动都要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来实现,报道称,这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批准和认可,而安理会目前的五个否决权也发挥着作用。 路透社指出,十多年来,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 格林菲尔德表示,她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扩容的决议进行投票。 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印度、日本、德国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也希望获得这一席位。但多年来的改革谈判收效甚微,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支持是否能推动相关行动。 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均提到“安理会扩容”问题。拜登当时表示:“美国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包括我们长期支持的国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在联大发表讲话时称,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请求支持德国的候选资格,“德国准备好了”。除了德国之外,拜登当年5月访问日本时,也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在2020年表示,巴西和印度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拉夫罗夫2023年8月谈及联合国改革问题时,曾表示德国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这会加剧不公正,且德日两国是“美国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对于安理会改革问题,在2022年11月的第77届联大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曾表示,安理会要有效履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期盼。 张军称,中方对改革有三点期待:首先,安理会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安理会改革要体现公平正义,应优先考虑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关切;第三,安理会改革应与其他治理机制改革协调推进。 “安理会的决策事关战争与和平,关乎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安理会改革应有助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加强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率,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改革不能只满足个别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入常’的私利。”张军强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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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14 15: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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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2日正式开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等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将派代表出席。延伸阅读“新技术向善”、中美两军互动,本届论坛热点看点有哪些论坛规模和层级创历史新高,美国军方派出比去年级别更高、资历更深的代表参会……备受瞩目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十届,实现了从“二轨”向“一轨半”的升级,不仅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还逐步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防务与安全对话平台。那么,本届香山论坛有何看点和热点呢?论坛规模和层级创历史新高本届论坛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澎湃新闻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10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500余名官方代表,以及200余名中外专家学者确认参会,参会人员的数量和层级再创新高。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在国际防务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的广泛影响力和吸引力。7月16日上午,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武官通气会在京召开 图:北京香山论坛网站据了解,包括30余名国防部长、军队总长在内的官方代表团,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亚信秘书长、上合组织副秘书长,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将出席会议。此外,参会嘉宾中还有30余名前政要和数十位知名学者。本届论坛在继续为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提供平等对话、集体发声平台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参与度,为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合作提供助力。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以色列等国家以及阿拉伯多个国家都确认派代表参会,体现了论坛的包容性和吸引力。本届论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平等对话、集体发声的机会。这种包容性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促进国际安全合作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向澎湃新闻表示,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经过18年的发展,北京香山论坛越办越好,一届比一届办得好,一届比一届有特点、有进步、有创新、有发展,已成为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安全与防务高端对话平台。议题设置紧扣全球军事热点和安全关切本届论坛围绕“共筑和平、共享未来”的主题,紧扣全球军事热点和国际社会安全关切,设置了“安全合作与亚太繁荣稳定”“多极化与国际秩序走向”“‘全球南方’与世界和平发展”“国际机制与全球安全治理”四个全体会议议题,以及“东盟与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维护东北亚安全稳定”“欧洲安全走向”“中东和平愿景”“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新兴技术向善”“国际军控的未来”“武装冲突中的人道主义危机”八个平行分组会议议题。此外论坛穿插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学术活动,包括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参与的“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以及“‘上合+’青年智库专家沙龙”“中外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青年学术交流,还有专题研讨、成果展陈、参访活动等。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还设置了虚拟数字人主持元素,凸显智能特色。论坛筹委会综合协调组组长吴建刚此前介绍说,本届论坛在理念指引上,深入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为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重要平台;在议题设置上,聚焦全球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鼓励相关方深入交流、平等协商,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澎湃新闻注意到,在议题设置和高端对话中,中美关系、新技术向善、全球南方等话题受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在“高端访谈”中设置了“中美关系”的专门话题,在平行分组会议中设置了“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议题。随着人工智能、网络、无人机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向善”越来越受关注。在“中外名家对话”活动中设置了人工智能安全的话题,平行分组会议中设置了“新兴技术向善”的议题,探讨新兴技术在安全领域中的运用和影响。美国军方或派出比去年级别更高的官员参加中美关系和中美两军如何互动一直是香山论坛的热点话题。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官将率团参加将于9月12日至14日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两名五角大楼官员称,美国计划派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率团出席,以显示“美国的持续参与”。蔡斯是否会在论坛进行发言、发言内容以及中美两军如何互动备受关注。去年,美国派出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参加论坛。卡莱斯参加论坛期间非常低调,参加了一个闭门小型研讨会,在记者采访询问时也表示不接受采访。相比之下,美方今年计划派出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蔡斯资历更深、级别更高,但符合五角大楼的历史惯例。分析认为,这表明美国军方希望在地区争端和地区部署增加情况下,与中国进行更深入的工作层面接触,以延续今年两军沟通与互动明显增多的局面。蔡斯(左)和中方代表进行第17次国防部工作会晤(资料图)蔡斯被视为美国国内的“知华派”人士,拥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事务博士学位和中国研究硕士学位。他曾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重点研究中国军事现代化、战略和核政策。在进入兰德公司前曾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海上安全研究。作为美国国防部高官,蔡斯曾于去年底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国防武官刘展在五角大楼举行会谈;今年1月,蔡斯与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举行中美国防政策协调会谈,这是双方自2021年以来首次举行此类工作级别会谈。也有五角大楼官员称,中美在论坛上的接触遵循先例,显示出“美国的持续参与”,目的与过去大致相同,旨在保持军事沟通渠道畅通,并确保中国清楚地了解美国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的立场。2019年举行的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美军首次派出现任高官参会,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施灿德带队参加。施灿德在当时的“亚太安全架构”北京香山论坛分组会议第二节会议“面向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上第一个发言,阐述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并对所谓的“脱钩论”予以澄清。今年以来,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明显增多。此前,中美国防部的工作会议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下的工作小组会议已陆续召开。9月10日,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根据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男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在10日上午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按照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共识,中美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已经相继恢复。今年4月16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应约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视频通话。5月31日,在新加坡出席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这是中美防长自2022年11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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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上海政法学院一名学生在微信上提取了一笔5万元零钱。在这一过程中,共被收取了50元左右的手续费。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对提现费如此高昂立刻产生了质疑。在线上咨询腾讯客服后,得到的回答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因此在免费提前额度使用完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图为微信提现界面的提示(资料图/图文无关)该学生此后与其他法学生组成团队,花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来的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并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案于今年8月末开庭,据作为本案代理人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杨昊斌介绍,他在一审后又经过十几次修改,目前已将庭后意见写完并成功提交法院,并等待审判结果。他表示,即使这场官司败诉,也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被告,天下苦微信提现费久已。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联系到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上海政法学院大四学生吴祖祎,听她讲述了更多案件细节。随后我们也联系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陈善勇律师,专攻金融领域的陈律师表示,微信收取提现费本身并非不合理现象,加之腾讯主场作战历史败诉率极低,因此该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胜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并将引起各方重视。”微信方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祖祎向我们介绍,其团队成员的微信里此前有一笔5万元的资金流入。今年5月,该成员决定将钱取出,“第一次转了500元,没收手续费。第二次把剩余的都取了,一下子收了将近50元。”而这名团队成员在开通微信零钱之时并未在服务协议中找到提现手续费字样,但提现之时却发现需要支付手续费。她在咨询了微信官方后获知,根据规定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账户终身享受累计1000元的免费体现额度。一旦使用完这个额度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如小于0.1元,按照0.1元收取。例:零钱提现1000元,需要支付1元服务费。吴祖祎和当时还在上海政法学院读大四的杨昊斌以及同样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的席蕊璇、秦浩宁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潘灵青建立了一个五人团队,决定对此事进行深挖。8月底,团队中的三人自费前往深圳参与庭审。组团状告微信的法学生们陈律师表示,这一案件涉及到微信提现收费问题是否合理,而关键就需要看双方是否签订过相关的服务合同。“虽然用户不可能与腾讯平台签订纸面合同,但是用户注册使用过程中的电子合同基本不会少。”他说,“从监管层面上看,需了解收费有没有违反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只要微信提现手续费收费没违反监管机关的规定,那么收取手续费无可厚非的。”“微信支付手续费的收取与银行的收取标准有关,因为前期微信支付需要承担了所有转账成本,故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这种模式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决定收取多少手续费。所以从法律层面讲,微信收取手续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原告方提出的主张,是微信方面没有尽到合理提示的义务。经过事后查询发现,微信是从2016年3月1日起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当时在官网进行了一个公告(含新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公告,还有更新后的条款,发现有些格式条款没有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因为公告里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一半以上的字全都进行了加粗,因此其实没有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因为加粗的字太多了,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需要点击打开一个超链接。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尽到重要条款的相应提示义务。”吴祖祎称,“另外一点,它没有给大家一个退出机制。假如有人在公告登出前已经往微信里存了一大笔钱,但又没细看公告或者根本不知道公告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杨昊斌本人也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了他们的这次起诉,该贴很快就登上热搜第一,底下超过1万+条评论清一色都在吐槽微信的做法。网友“ufiyyh”在杨昊斌的帖子下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微信手续费上遇到的糟心事:“爸妈在农村卖菜,大半年收入2万元,(提现时)微信手续费就要20元。一斤菜的利润就5毛,20元手续费就等于少卖了40斤菜。担心爸妈心疼手续费,我都是让他们转给我,然后我折现给他们。可我一个人微信也用不上这么多钱,只能慢慢兑换提现额度,一年也兑换不了一万块。但如果爸妈的微信里放几万块我更加担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操作,另一方面是怕他们被人骗了或者丢失这笔钱心理扛不住。”图为法院的出庭通知书这触及了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微信客服称收取手续费是为了平衡银行交易成本,但怎么能确定微信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吴祖祎介绍,他们经过了一个粗略的估算,结论是手续费定价过高。“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们就只能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估算,”她说,“我们现在也希望对方拿出证据,他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弥补成本,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怎么弥补成本。”陈律师也向记者解释,“因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非上市公司,并无财报可以查看。”“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年度流水,从而推算出利润率是否过高。在财付通利润率明显暴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酌定减少手续费用。”但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并未能得到精确的内部数据。吴祖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我们觉得微信收取提现费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这次诉讼进行到底。就算不能赢,我们也希望让各方面都能重视起这个问题,从而提醒微信正视广大用户的声音。”微信提现费对商户影响更大陈律师认为,相比个人用户,微信收取提现费对于商户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可以通过这次诉讼引起各方重视,那么诉讼本身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它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目前财付通主要是提现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提现、钱一直放在账户中是不收取费用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我可以选择仅用微信支付不提现。但针对于商户而言,微信收款却处在两难境界。不用微信收款明显影响生意,腾讯支付平台正看中这一点,所以将商户提现与个人提现区别对待(商户的提现费率更高)。”“这种区别对待方式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运作规律,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微信支付服务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他希望看到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提现手续费最高比率,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我们期待针对财付通提现额监管部门也能出一份类似文件,规范提现费率。”

    (原标题:印度记者的这个提问,信息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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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原标题:非法持枪5支、弹药732发,“内鬼”陈罡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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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吵归吵,别拿中国说事)

    近日,河南许昌一女子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我的母亲一生都在被家暴”引发关注。发帖女子表示,其母亲闫某长期被父亲曹某家暴,去年下半年母亲被鉴定为轻伤二级,后父亲获刑八个月。出狱后,父亲继续对母亲及其近亲属实施恐吓,称要“砸了”母亲目前的住所。该女子还提到,今年1月,其母亲已提起离婚诉讼,后由于诉讼到期而撤诉。目前,母亲已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并于9月2日开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我妈妈可以尽快离婚。”9月9日,许昌市妇联权益部工作人员对红星新闻表示,曹某此前确实存在家暴行为,已被依法处理。针对闫某目前的处境,许昌市妇联代闫某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9月10日,发帖者、闫某的女儿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院已向母亲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9月10日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显示,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闫某与被申请人曹某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5年登记结婚。2023年9月4日晚,曹某与闫某因家庭矛盾发生争吵后,曹某将闫某殴打致轻伤二级,曹某已于2023年12月28日被该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同时,该院于2024年8月8日受理了两人离婚纠纷一案,现正在审理中。经查,闫某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相关规定,建安区人民法院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曹某对申请人闫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曹某骚扰、跟踪、接触闫某及其近亲属;禁止曹某进出闫某住所。9月10日晚,闫某的女儿再次发文称,当地妇联已联系法院协调,对于闫某的离婚诉求,法院将“尽快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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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文 | 王仲昀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6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宣布,自己将竞选自民党总裁,向日本首相之位发起挑战。今年43岁的小泉进次郎,若竞选成功,将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他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我担任首相的话,我要改变日本的政治,解决一系列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课题”。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讲话画面小泉进次郎自己6日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各种雄心壮志,但是更出圈的是一番他与记者的问答。这位记者的提问,可以说非常炸裂:“你如果当选首相、出席G7会议的话,你的认识水平(智商)如此之低,估计会给日本丢脸,降低日本国力,即便如此,你还要硬上,你真要当日本首相吗?”尽管小泉进次郎有着“新生代政治家”的光环,又有自己政治世家的加成,但从这位记者的提问来看,还是有不少人不看好他的竞选前途。小泉进次郎被记者吐槽“智商低”01上述提到6日的记者会上,那番问答之所以出圈,一方面是记者提问犀利,不留情面;另一方面,小泉进次郎的回应倒是显得有理有据,低调谦虚,还带着一丝幽默。当时听到记者提问,小泉咬了咬嘴唇,然后微笑着说:“我自身的确存在诸多不足,不完美也是事实,但我会组建一个最好的团队,我积累了15年执政党和在野党经验,会把这些经验发挥到国际舞台上,让国民们觉得,这个人靠谱。”小泉这里的话术可以是,尽管我有不足,但是我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我能组建一个好团队来帮我。小泉进次郎回应记者“嘲讽”接着他还和那位记者互动,特意问了问记者的名字,得知人家叫田中后,他又说:“今天被田中桑提出这样的质疑,我会铭记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日子里让大家觉得,这个家伙好了不少。”之后,小泉进次郎又有意无意地提到了自己的政坛经验,聊到了自己担任日本环境大臣的经历。他回想起自己刚就任环境大臣、开第一次记者会时,也有一位资深记者提过类似的问题。对此小泉表示,在两年后自己离任时,该记者给他赠送了鲜花。然后,他直视着提问的记者,真诚地说道:“如果有一天您和我之间也能达到那样的关系(送鲜花表示认可小泉),我会很高兴。”小泉进次郎和记者互动回顾这次答记者问,小泉进次郎全程低调谦虚,也不忘记提一提自己的优势,不时还打起“感情牌”。对于他的支持者们而言,看到这样的表现,应该又是加分项。前宫崎县知事东国原英夫,针对小泉的回应表示,“我没想到他有这样的智慧。真是了不起。明显经过了充分的准备”。02小泉进次郎提到自己担任环境大臣,是他38岁那年的事情。当时,他被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延揽入阁,出任环境大臣。生于1981年的小泉进次郎,出身于有着日本“第一政治家族”之称的小泉家族,已经四代从政。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是日本前首相,祖父小泉纯也是日本前防卫厅长官。小泉进次郎有一个哥哥——小泉孝太郎。不过孝太郎早就无心从政,很多年前就进军日本娱乐圈。和哥哥不同,小泉进次郎早在年轻时就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打下基础。从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政治学硕士学业。毕业后,小泉在美国短暂工作,担任美国智库国际政治研究员。小泉纯一郎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到日本后,在自己“前首相父亲”的提携下,小泉的从政之路显得很顺利。2008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决定退出政坛。他回到家乡横须贺的礼堂,对着台下的铁杆支持者说:“我决定下次选举的时候,不再参选,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儿子进次郎。”小泉纯一郎挥了挥手,舞台聚光灯打在了站在他身旁的进次郎身上。握有丰厚家族政治经验,彼时还不到30岁的小泉进次郎走进了日本民众的视野。小泉进次郎与父亲同台父亲辞任后,小泉接管了神奈川第11选区。家乡父老世世代代力挺小泉家族,所以进次郎不到28岁时就当上了众议院议员,成为2009年新当选议员中唯一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小泉进次郎在日本政坛一直有不俗人气。他连续在5届议会选举中胜出,没掉出过众议院议员队伍。32岁出任内阁府政务官(副大臣级)、36岁被任命为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2019年,曾受小泉纯一郎提拔的安倍晋三,又提携了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于是进次郎在这一年成为日本环境大臣。在近年的“谁最适合当首相”的民意调查中,小泉进次郎一直排在前三位。如今竞选自民党总裁,进次郎仍有“贵人”相助。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他表示:“在这一次的总裁选举中,我想把将把舵日本的重任托付给小泉进次郎,带着这样的愿望,期盼得到大家的支持。”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小泉从政以来,还有一个标签——颜值。在日本政坛,他的长相似乎能够得上“帅哥”。在2019年8月,小泉进次郎在东京首相官邸宣布,自己将与42岁电视主播泷川雅美结婚。当时泷川已怀孕5个月。泷川雅美是一名法裔日本明星,曾代表日本申办东京奥运会,一度被誉为“日本最美混血主持人”。小泉进次郎与夫人一起接受采访在政治和外交立场上,小泉进次郎和他父亲类似,对华态度强硬。父子二人,是日本政坛中罕见的每年都会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人物。小泉进次郎在靖国神社03小泉进次郎在6日记者会上那次“满分”回答,让许多人惊讶,因为他过往经常以“不会说话”“胡言乱语”“废话大师”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当年作为环境大臣在美国纽约出席国际环境会议时,谈及全球变暖表示:“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大问题时,我们必须有趣(fun)、冷静(cool)而且性感(sexy)。”小泉进次郎谈及全球变暖当场有人追问,什么叫“性感地解决?”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性感!”后来又有外国记者问他,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进次郎回答,削减。记者追问:“怎么做?”他沉默,思考许久,然后憋出一句:“我刚刚上任10天......”小泉进次郎回答“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有一次采访,记者问日本今后会怎么做,希望具体说明。小泉进次郎回答:“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日本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些年来,日本网友看到小泉进次郎的表现,称他为“废话诗人”“废话大臣”,还用中国“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梗调侃他。日本网友曾吐槽小泉进次郎为“废话诗人”正是鉴于过往的“黑历史”,才显得最新一次小泉进次郎面对尖锐提问时的表现好到像是提前排练过。日本自民党总裁的投票选举,将在9月27日举行。小泉进次郎最终能否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首相?用他父亲的话说,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 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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