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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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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援引中国台湾（省）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德国海军的“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一前一后航行。9月13日凌晨，出现在温州以东海域，之后由北向南穿航，并通过了台湾海峡。据悉，德国海军的这两艘水面舰艇，开启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选择沿所谓“台海中线”东侧，即更靠近台湾本岛一侧行驶。这哪里是航行，分明是在挑衅，在试探中方的底线。德国海军的这两艘水面舰艇，开启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东部战区海军反应迅速，出动两艘型号不详的舰艇，以巧妙的夹击态势，对打着“航行自由”旗帜，前来挑衅的这两艘德国舰艇实施了严密的监视。此外，中国台湾（省）似乎也不甘落后，也紧急出动了海上力量，尾随跟监在德国海上编队的后面。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水面舰艇，在海上呈现出以“夹击”方式抵近监控德国这支“一护一补”组成的编队，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悄然上演，显然出要将德舰一路“押送出境”的态势，成为近年来在台湾海峡鲜见的多方在海上的角逐场景。大陆和台湾的水面舰艇“夹击”德舰至于中国海军和台湾（省）各自出动了什么型号的舰艇，参与对德国两艘舰艇的跟监，德舰在穿越台湾海峡的过程中，是否有进行任何的军事展示或动作，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还有待时间来解密。毫无疑问，却增加了整个事件的神秘感和紧张氛围。两艘德舰以海上编队的形式，事先高调对外声称在穿航台湾海峡时不会与中国打招呼，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重视，都在坐等着看中德的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对峙。两艘德舰以海上编队的形式穿航台海网络上有人称台湾（省）的舰艇出现在台湾海峡，如同一个无奈的旁观者，难以介入这场海上“棋局”。其实，本文作者国平视野认为这个说法是欠妥的。虽然在统一问题上，两岸是有分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未统一的前提下，台湾（省）防务部门这次派出护卫舰，跟监域外不请自来的海上编队。体现出了它“管辖”台湾海峡的权利，可谓两岸罕见地在台湾海峡一致对外的行动。媒体报道德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事件近距离跟踪和监视德国护卫舰和补给舰在台湾海峡的动态，两岸不约而同地派出水面舰艇，不可能让这两艘德舰在海峡内撒野，不可能让其轻松自然地通过。德国军舰高调穿越台湾海峡，无疑是对地区稳定的一种挑衅，属于惹是生非的行为。台湾海峡，作为连接东亚和东南亚的重要水道，其和平与稳定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出动水面舰艇近距离跟监，让这两艘破舰上的德国官兵精神高度紧张。德国军舰位置图担忧一旦在台湾海峡擦枪走火，那么他们就回不到威廉海军基地了。这次德舰穿航台湾海峡，被两岸的战舰“包夹”，除了自取其辱，不可能有其他“收获”。德国作为欧洲国家中与中国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从派出海军舰艇编队高调穿航台湾海峡，就能窥探其已经全面倒向华盛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官网回应此事件尤其是涉足台海这一敏感领域，德国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中国海军对德国穿航台湾海峡军舰的精准布防与严密监视，近距离的逼迫和慑压，对外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姿态，表明中国的内政及红线不可触碰。希望德国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立场，在涉台问题上尤其要谨言慎行，从而避免在不属于自身的舞台上随着华盛顿的指挥棒起舞，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时被中方随时当头棒喝的窘迫状。德国军舰遭中方军舰近距离逼迫和慑压总之，德国军舰穿航台湾海峡，它的算盘打得并不划算，所谓“自由航行”刷存在感的代价，可能让中德关系陷入尴尬的状态。影响的不仅仅只是政治，更是中德间数十年来累积的极其重要的经贸合作，以及两国间的民间关系。。台湾海峡，是属于中国的领海，任何打着“航行自由”旗号，前来搞事挑衅的，都会被中国的舰机“依法依规”处置，乃至警告和驱离。德国的每一次挑衅，都可能让中德经贸合作这一基础动摇。最终，落得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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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州市纪委监委9月16日消息，日前，惠州市纪委监委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陈育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陈育霞落马 资料图经查，陈育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背组织原则，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公权私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程验收、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陈育霞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行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惠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陈育霞开除党籍处分；由惠州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6月28日消息，陈育霞在任上被查。公开信息显示，陈育霞曾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法定代表人，后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根据惠州仲恺高新区党工委统一部署，2023年3月9日至5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进行了巡察。2023年7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仲恺高新区管委会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的统一规范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两天前的9月14日消息，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处级干部文绍良被查。他长期任职仲恺高新区，历任仲恺高新区区委常委、区管委会副主任、区宣教文卫办公室主任，仲恺高新区委副书记、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党委书记、园区管委会主任，仲恺高新区政法委书记等职。延伸阅读据贵州省纪委监委9月1日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女，布依族，1972年1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长期在贵州工作，曾任息烽县县长、县委书记，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花溪区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钟阳履新贵州省黔南州政府副州长，2019年12月跻身州委常委，2021年3月，钟阳成为黔南州州长。2023年4月18日，钟阳落马。2024年1月20日晚，在《决不姑息——贵州正风肃纪反腐》第三集《坚守人民立场》节目中，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面对镜头，钟阳说：“手中有一定权力时，爸爸妈妈每年都要给我准备一道年夜菜就是青菜煮白豆腐，开饭前都要送我一段话，都说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工作和生活都要像这道菜一样，清清白白的。我每年也都应下了，菜也吃到肚子里去了，但是没走心，没记在心里，也没刻在脑海里。”钟阳手写忏悔书在纪委通报她被双开之前，钟阳已经获刑。7月29日，钟阳因受贿罪被判13年。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1年，被告人钟阳利用担任息烽县委副书记、县长，息烽县委书记，贵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贵阳市花溪区委书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州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协议签订、工程承揽、项目推进、资金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896万余元，其中2900万元未实际取得。9月1日的通报中提到：经查，钟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券）；违反生活纪律；丧失纪法底线，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他人在土地出让、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通报提到，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阳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黔南州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贵州省纪委监委同日消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皮贵怀被双开。通报提到，皮贵怀搞政治投机，妄图干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违规用公款购买茅台酒供个人使用；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亲属认购债券、吸收存款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皮贵怀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钟阳、皮贵怀都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经过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由这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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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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