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贻芳指出，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一切组织事宜由政府的项目管理官员来控制，他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相当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课题组，完全忽略或跳过了关键的中间层——科研单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没有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专家的作用。“本质上其实是不相信科学家。”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妄议台海议题，尹锡悦在路透社的访谈中，还惹怒了俄罗斯。尹锡悦称，如果乌克兰出现“无法容忍”的情况，韩国将在人道援助和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武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和主要火炮弹药生产国，尽管西方在武器供应方面，向韩国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但韩国考虑到在俄企业的利益，以及俄罗斯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影响力，一直避免与俄发生对抗。而现在，尹锡悦的表态标志着韩国政府“首次改变反对军援乌克兰的立场”。

　　中英及中欧之间这种不舒适的磨合阶段看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欢迎克莱弗利演讲中的积极表态，至少从中看到了中英关系转圜的一丝可能性，但对其将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到对华政策上持观望态度。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克莱弗利及其他欧洲政客一个隐患，即他们必须严格践行一中原则，决不要介入、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原题为：对华理性，伦敦能否真正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