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京报评论

　　明码标价的“检疫许可”究竟是怎么流出来的？

　　文| 龙之朱

　　又见生猪私屠滥宰。

　　据红星新闻记者近日暗访发现，广东揭阳普宁市存在多个疑似私宰窝点及生猪中转站，并协助警方查获一个非法屠宰窝点。现场发现，该窝点卫生条件恶劣，18头猪挤在狭小空间内，宰杀后的猪肉、内脏堆置于地面，地上污水横流。

　　令人惊讶的是，在当地，私宰生猪并非个体、偶发现象。知情人披露，其委托私宰窝点宰杀生猪，不仅无人检查过猪耳标（一种用于标识和追踪猪只的设备）、检票证等，还可以花钱办理“检疫许可”，一头猪加盖检疫验讫印章只需25元。

　　而生猪来源、宰杀好的猪肉，也疑似与多个省份有关。记者现场发现，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

　　尽管生猪屠宰难度不大，一直以来，民间也有“杀年猪”的传统，但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却危害极大，不但扰乱市场供应正常秩序，造成食品安全隐患，而且存在重大动物疫情传播风险。

　　国务院制定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显示，我国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

　　但在现实中，仍有一些地方无视法律法规，肆意私屠滥宰。今年3月，就有媒体报道了山东青岛莱西市三个窝点私宰生猪的情形，三处屠宰点每日出肉量达千斤以上，部分猪肉流入莱西市最大的农贸市场。

　　作为很多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物，猪肉来路清晰、可溯源是安全的重要保障。而目前国家实行的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也能最大限度保障猪肉安全。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在出栏前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另外，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任命的兽医在生猪屠宰过程中也要同步检疫，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对生猪的胴体及生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

　　按理说，私宰窝点宰杀的生猪至少需要过两道“检疫关”，一道在出栏前，一道在宰杀后。然而，从报道中普宁市私宰窝点的情形看，这两道关口显然已经失守。区区25元就可搞定一切，而一旦私宰的猪肉拥有了“合法身份”，就可以在市场上随意行走，反正该有的章都有，老百姓很难据此明辨真假。

　　这实际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广东的私宰窝点外边，停放着很多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的货车。从这些情况看，这或已成为一条灰色的地下产业链，宰杀点只不过是链条上的一个小小节点而已。

　　如此场景，未免让人担心。私宰的生猪一旦进入市场，其潜在的危害性就会呈几何级数放大，不仅有悖《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也 对食品安全形成严重威胁。

　　私屠滥宰屡禁不绝，且在一些地方仍十分猖獗，固然与这些窝点地方偏僻，有一定隐蔽性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仍在监管各个环节执行落实不力有关。比如，明码标价的“检疫许可”究竟是怎么流出来的？这中间是不是存在利益输送等失职渎职情形？又如，大量外地货车来来往往，有没有纳入当地检查视野？

　　另据报道，普宁市今年年初还对类似窝点做出过3起行政处罚。那么，当地在打击私屠滥宰违法行为的时候，有没有举一反三核查行政行为的缺失？有没有追查非法屠宰生猪的来路和去向？

　　一个个生猪私宰窝点，连接起多个省份的产销地下网络，这样的私屠滥宰早已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形成了产业化的雏形。相应地，这也为接下来的整治打击带来了新挑战。

　　当地不妨以此为契机，下大力气严查相应地下产业链条。既要查市场诸环节，也要查监管诸环节，并尽快与涉及的外地省份联手，以治理之网应对私宰之网，切实保障老百姓的餐桌安全。

　　撰稿 / 龙之朱（媒体人）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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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芷勇（记者 王翔顺）09月22日,► 文 观察者网 王恺雯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所使用的寻呼机在黎境内多地同时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外界普遍认为是以色列策划了此次袭击。一时间，寻呼机这一看似已被市场淘汰的通讯设备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黎巴嫩真主党为什么会大规模使用寻呼机？它们是如何被引爆的？以色列为什么没有对哈马斯采取同样的手段？技术越落后，越安全？寻呼机又称传呼机（BP机），和智能手机不同，其依靠无线电波进行通信，操作员通过接收者设备独有的无线电频率发送简短信息，而非通过互联网。在手机普及之前，寻呼机曾被广泛应用。如今在大部分国家，运营商都已经停止向一般用户提供寻呼机通信服务。法新社称，目前寻呼机仅在医院等一些特定领域和场合使用，尤其在美国。半岛电视台称，寻呼机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其对物理硬件的依赖，意味着它们更难被监控和追踪，这使得它们受到真主党等重视机动性和安全性的组织的欢迎。在世界其他地区，毒贩也会利用它贩毒。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生产的某一型号寻呼机 金阿波罗官网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也多次空袭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双方冲突不断。法新社称，自那时起，黎巴嫩真主党要求其成员停止使用手机，以防止以色列通过技术手段入侵其手机。据路透社报道，电子监控技术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此前表示，其在真主党活动区域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和遥感系统，并定期派遣无人侦察机越过黎以边界监视真主党。路透社今年7月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的空袭导致数名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死亡，该组织为了躲避以色列先进的监控技术，开始使用一些低技术含量的设备，其中就包括寻呼机。六位熟悉真主党行动的消息人士表示，真主党从过往的损失中“吸取了教训”，并调整了应对策略。他们表示，手机可以用来追踪用户的位置，因此它已被真主党禁止在战场上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老式的通讯手段，包括寻呼机和传递口头信息的通讯员。此外，真主党还一直在使用可追溯至21世纪初的私人固定电信网络。去年12月，黎巴嫩真主党曾通过其Telegram频道发布通知，要求黎南部居民断开其拥有的摄像头和互联网的连接；2月初，真主党战士被要求禁止在战场附近使用手机。“关掉它，埋掉它，装进铁箱子里锁起来，”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当时呼吁道，“（以色列人的）同谋就是你手中的手机，还有你妻子和孩子手中的手机。”一位熟悉真主党运作的黎巴嫩资深消息人士7月表示：“如今，如果发现任何人在前线携带手机，他就会被踢出真主党。”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贝鲁特，一名因寻呼机爆炸而受伤的人员被送医治疗 美联社一名消息人士称，为了防止对话被窃听，黎巴嫩真主党还会使用暗语来指代武器和会议地点，这些暗语几乎每天都在更新，并通过通讯员传递到各部门。“我们正面临一场战争，信息和技术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与真主党关系密切的黎巴嫩分析人士卡西姆·卡西尔（Qassem Kassir）表示，“当你面对某些技术进步时，你需要回到旧的方法——例如电话、面对面的交流……任何能让你绕过技术的方法。”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布兰福德（Nicholas Blanford）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对安全漏洞的“意识和警惕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安全专家表示，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措施可以有效对抗高科技间谍活动，然而，这些方法也导致真主党领导层与其部队之间的沟通效率大大降低。史上最大实体供应链攻击？随着此次黎巴嫩袭击事件的发生，外界都在问，寻呼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通信设备是如何遭到攻击的？路透社分析了被毁坏的寻呼机图像，发现其格式和背面的贴纸与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公司生产的AP924型号寻呼机一致。三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这些寻呼机是真主党近几个月来引进的最新型号。黎巴嫩一位高级安全人士告诉路透社，真主党已向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5000台寻呼机。有外交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推测，爆炸可能是由于装置电池过热爆炸引起的。但技术专家们对此表示质疑，因为单靠电池不足以引发如此致命性的爆炸。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进行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主席阿尔佩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金阿波罗创始人许清光18日对路透社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由一家欧洲公司生产，双方有合作，对方获授权使用金阿波罗的品牌标签。许清光没有透露寻呼机生产商的名称，表示金阿波罗公司也是受害者。许清光在接受台媒采访时还提及，这家代理商在台北有办事处，工厂设在黎巴嫩。值得一提的是，路透社此前指出，真主党和黎巴嫩安全官员认为，以色列在锁定目标时也一直在利用当地的线人。三位熟悉真主党的消息人士表示，黎巴嫩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派别之间的激烈争斗为以色列招募间谍创造了机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情报分析员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认为，隐藏在真主党内部的间谍是此次行动的关键。“这是我见过的最大规模、最协调的袭击之一。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肯尼迪表示，“这需要许多不同的情报部门和执行部门。人力情报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方法，同时还要拦截供应链，以便对寻呼机进行改装。”谈及以色列为何没有在加沙使用同样的手段，伦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所哈姆扎·阿塔尔（Hamza Attar）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和黎巴嫩真主党相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更了解网络。阿塔尔强调，哈马斯在加密通信上下了许多功夫，“他们不使用电话或手机，有自己的网络和通信方法，不需要地面上的任何东西。”来源|观察者网

张芷勇（记者 潘莹轩）09月22日,中秋节后首个工作日，教育部原副部长杜玉波官宣被查。9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 资料图杜玉波今年69岁，长期在教育领域任职，担任过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等职。2016年10月，61岁的杜玉波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2018年3月至2023年3月，他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个多月前出席活动一个多月前，杜玉波出席公开活动。今年8月1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召开座谈会，杜玉波以会长身份主持会议并发言。再之前，今年7月27日至31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现场赛在成都市举行。在该创新大赛闭幕时，杜玉波曾在现场致辞。他提到，要以如盐化水、润物无声的方式开展思政课程，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外，8月6日，《人民政协报》曾刊登杜玉波的署名文章《深化高校育人模式改革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杜玉波生于1955年9月，河北晋州（河北省辖县级市，石家庄市代管）人，早年在晋县（今晋州）田村公社工作，20岁时（1975年）进入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学习三年后，杜玉波成为学生辅导员。从1978年至2002年，二十余年，杜玉波从学生辅导员，逐步升任为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2002年，47岁的杜玉波跨校履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2010年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16年10月不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官方资料显示，卸任教育部副部长后，杜玉波仍颇为活跃。他于2017年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2022年7月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成立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学术社团组织。目前，学会有70多个分支机构，单位会员1700余家。该社团主要业务包括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专业培训、国际合作、咨询服务、书刊编辑等，并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作。资料显示，杜玉波曾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身份出席各种活动。此外，他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研究，曾兼任过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高校党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杜玉波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此前已有下属被查杜玉波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二十余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职约九年，在教育部任副部长约六年。杜玉波官宣被查前，已有两名下属被查。去年8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任上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资料显示，张广长期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担任过校团委书记，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育集团总经理、飞行学院院长等职，2019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今年1月，张广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提到，他公器私用，靠校吃校，将任职高校的资源作为谋私贪腐的工具，为他人在资产管理、招生入学、求职就业等方面谋利，收受巨额财物。今年5月，张广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张广在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团委书记、校长助理、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务期间，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再之前，2022年8月，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任上落马。杜玉波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王登峰正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两人曾是上下级关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原司长王登峰今年3月，王登峰因贪污、受贿，一审获刑17年。法院查明，2016年至2022年，王登峰利用担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等的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采取侵吞、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4600多万人民币，其中180多万未遂。法院查明，王登峰利用担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赛事承办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60多万元。在杜玉波官宣被查后，9月18日上午，教育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释放了一刻不停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会议强调，直属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警钟长鸣、利剑高悬，筑牢拒腐防变堤坝。要切实做到廉洁从政、秉公用权、干净做事。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北京市3名村干部被查 资料图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8日消息，北京市两区三名村干部被查——‍‍‍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将军关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启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平谷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保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平谷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花木村党支部委员陈来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怀柔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延伸阅读北京一村委会主任贪腐 商人：他100句话99句是暗语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图为北京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歌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何雯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图为商人薛国刚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称在陈建生面前没钱就别瞎聊天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海滨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图为丰台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涛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