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表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存在未富先债的现象。我国居民每个月要还本付息的金额，占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7%，比一些发达国家还高。从目前的数据看，今年国内消费恢复的高度可能有限。

　　东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杜宝贵研究该地区发展时提到，究其原因，首先是固有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他认为，东北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承载了更多的历史使命，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型；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政策红利更多向东南沿海倾斜，东北几乎没有享受到多少政策红利；此外，长期以来，东北受计划经济思维的羁绊。他说，总体上，东北地区的“保守”思想较为浓厚，政府的“有为”与市场的“有效”形成错配状态，要素市场发育缓慢。

　　但令人担忧的是，虽然沈阳常住人口近年来每年都有所增长，但其增幅却在下降。据沈阳统计局数据，2017年到2020年，沈阳每年的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10.1万人、13.8万人、9.9万人和12.6万人，而到了2021年增量大幅下滑至4.5万人，2022年再度下降至2.9万人。

　　“房子10年不能买卖，但是10年内很可能要二胎，如果再将老人从老家接来，两居室就不太够住，所以规则本身有不合理的地方。”该市民表示。

　　对于台湾问题，这名外交官表示，美国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高层正试图“操弄台湾问题对华施压”，比如美国国会众议长麦卡锡上周同“过境”窜美的蔡英文见面。他透露，对于这场“蔡麦会”，马克龙认为这是一种“挑衅行为”。

　　从自然增长率指标看，人口自然增长为正的省份多数分布在更重视传统生育文化的南方和西部省份，显示经济水平并非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人口专家指出，这对“越发达，越少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也提醒决策者在制定支持生育政策时，除了考虑生养子女的经济负担，也不能忽视生育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黄俊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