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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下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和美国的两位地区军事高层领导今天举行了视频通话。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此次通话的具体内容?毛宁: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中国国防部了解。新华社记者:在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宣布了一系列对非合作倡议。一些西方媒体称,中方承诺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对非洲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和减债呼声保持沉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峰会期间,很多非洲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公开表示,不赞成所谓的“债务陷阱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王毅外长在北京峰会后共见记者时,总结了中国对非合作的几个特点:一是不干涉非洲内政,真心诚意提供帮助;二是紧贴非洲发展需要,聚焦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三是不搞地缘政治博弈,反对在非洲制造阵营对立,反对利用非洲谋取私利。事实上,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为促进非洲发展、改善非洲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非洲新建升级了近10万公里公路、超过1万公里铁路、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仅过去3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创造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都有助于非洲突破发展瓶颈,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峰会期间表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属于互利合作,不会将非洲推向“债务陷阱”。事实上,中国从来都不是非洲的主要债权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非洲主权外债中,多边和私人债权人占八成,双边债务仅占少数。即便如此,中方始终积极通过双多边渠道帮助非洲减缓偿债压力,是G20缓债倡议的最大贡献方。在本届峰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中,中方也提出了具体免债举措。正如王毅外长强调,国际对非合作要坚持公正,做到平等,倡导务实。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承担起自身责任,帮助非洲国家缓解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图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中国日报》记者:第17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8日在巴黎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第六届位居金牌和奖牌双榜第一。观众们为残奥健儿坚韧不拔的意志感动,也为他们顽强拼搏的英姿喝彩。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残奥会上再创佳绩。中国健儿以出色的竞技水平、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诠释了“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是运动员们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残疾人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生动体现。近年来,中国实现了710多万农村贫困残疾人整体脱贫,建立了惠及2000多万残疾人的各类专项保障制度。中国残疾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平等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拥有了更多人生出彩机会。巴黎残奥会已经结束,但它带给世界的鼓舞和感动还将延续。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推动全球残疾人事业实现更大发展,让更多残疾人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迸发潜能,勇敢追梦。路透社记者:美国联邦众议院周一通过“生物安全法”草案。如果法案最终通过,会限制多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生意。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看法?毛宁: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会众院审议通过有关法案,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美方应当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经贸规则,停止推进有关法案,停止滥用各种借口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支持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正在俄罗斯召开。普京总统最近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充当调解人,中方是否对此持开放态度?此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表示中印应促成谈判协议以解决乌克兰危机。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我们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条件,为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是否会讨论乌克兰危机问题?王毅外长与会时,是否可能与俄罗斯官员讨论这一问题?毛宁:金砖国家安代会期间,王毅主任将同各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你可以保持关注。图为外媒记者提问
(原标题:河南女子称“母亲一生都在被家暴”最新进展: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签发,正等待离婚判决)
(原标题:2024年9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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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国防部军官陆续抵达北京
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文 | 王仲昀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6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宣布,自己将竞选自民党总裁,向日本首相之位发起挑战。今年43岁的小泉进次郎,若竞选成功,将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他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我担任首相的话,我要改变日本的政治,解决一系列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课题”。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讲话画面小泉进次郎自己6日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各种雄心壮志,但是更出圈的是一番他与记者的问答。这位记者的提问,可以说非常炸裂:“你如果当选首相、出席G7会议的话,你的认识水平(智商)如此之低,估计会给日本丢脸,降低日本国力,即便如此,你还要硬上,你真要当日本首相吗?”尽管小泉进次郎有着“新生代政治家”的光环,又有自己政治世家的加成,但从这位记者的提问来看,还是有不少人不看好他的竞选前途。小泉进次郎被记者吐槽“智商低”01上述提到6日的记者会上,那番问答之所以出圈,一方面是记者提问犀利,不留情面;另一方面,小泉进次郎的回应倒是显得有理有据,低调谦虚,还带着一丝幽默。当时听到记者提问,小泉咬了咬嘴唇,然后微笑着说:“我自身的确存在诸多不足,不完美也是事实,但我会组建一个最好的团队,我积累了15年执政党和在野党经验,会把这些经验发挥到国际舞台上,让国民们觉得,这个人靠谱。”小泉这里的话术可以是,尽管我有不足,但是我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我能组建一个好团队来帮我。小泉进次郎回应记者“嘲讽”接着他还和那位记者互动,特意问了问记者的名字,得知人家叫田中后,他又说:“今天被田中桑提出这样的质疑,我会铭记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日子里让大家觉得,这个家伙好了不少。”之后,小泉进次郎又有意无意地提到了自己的政坛经验,聊到了自己担任日本环境大臣的经历。他回想起自己刚就任环境大臣、开第一次记者会时,也有一位资深记者提过类似的问题。对此小泉表示,在两年后自己离任时,该记者给他赠送了鲜花。然后,他直视着提问的记者,真诚地说道:“如果有一天您和我之间也能达到那样的关系(送鲜花表示认可小泉),我会很高兴。”小泉进次郎和记者互动回顾这次答记者问,小泉进次郎全程低调谦虚,也不忘记提一提自己的优势,不时还打起“感情牌”。对于他的支持者们而言,看到这样的表现,应该又是加分项。前宫崎县知事东国原英夫,针对小泉的回应表示,“我没想到他有这样的智慧。真是了不起。明显经过了充分的准备”。02小泉进次郎提到自己担任环境大臣,是他38岁那年的事情。当时,他被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延揽入阁,出任环境大臣。生于1981年的小泉进次郎,出身于有着日本“第一政治家族”之称的小泉家族,已经四代从政。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是日本前首相,祖父小泉纯也是日本前防卫厅长官。小泉进次郎有一个哥哥——小泉孝太郎。不过孝太郎早就无心从政,很多年前就进军日本娱乐圈。和哥哥不同,小泉进次郎早在年轻时就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打下基础。从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政治学硕士学业。毕业后,小泉在美国短暂工作,担任美国智库国际政治研究员。小泉纯一郎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到日本后,在自己“前首相父亲”的提携下,小泉的从政之路显得很顺利。2008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决定退出政坛。他回到家乡横须贺的礼堂,对着台下的铁杆支持者说:“我决定下次选举的时候,不再参选,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儿子进次郎。”小泉纯一郎挥了挥手,舞台聚光灯打在了站在他身旁的进次郎身上。握有丰厚家族政治经验,彼时还不到30岁的小泉进次郎走进了日本民众的视野。小泉进次郎与父亲同台父亲辞任后,小泉接管了神奈川第11选区。家乡父老世世代代力挺小泉家族,所以进次郎不到28岁时就当上了众议院议员,成为2009年新当选议员中唯一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小泉进次郎在日本政坛一直有不俗人气。他连续在5届议会选举中胜出,没掉出过众议院议员队伍。32岁出任内阁府政务官(副大臣级)、36岁被任命为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2019年,曾受小泉纯一郎提拔的安倍晋三,又提携了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于是进次郎在这一年成为日本环境大臣。在近年的“谁最适合当首相”的民意调查中,小泉进次郎一直排在前三位。如今竞选自民党总裁,进次郎仍有“贵人”相助。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他表示:“在这一次的总裁选举中,我想把将把舵日本的重任托付给小泉进次郎,带着这样的愿望,期盼得到大家的支持。”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小泉从政以来,还有一个标签——颜值。在日本政坛,他的长相似乎能够得上“帅哥”。在2019年8月,小泉进次郎在东京首相官邸宣布,自己将与42岁电视主播泷川雅美结婚。当时泷川已怀孕5个月。泷川雅美是一名法裔日本明星,曾代表日本申办东京奥运会,一度被誉为“日本最美混血主持人”。小泉进次郎与夫人一起接受采访在政治和外交立场上,小泉进次郎和他父亲类似,对华态度强硬。父子二人,是日本政坛中罕见的每年都会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人物。小泉进次郎在靖国神社03小泉进次郎在6日记者会上那次“满分”回答,让许多人惊讶,因为他过往经常以“不会说话”“胡言乱语”“废话大师”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当年作为环境大臣在美国纽约出席国际环境会议时,谈及全球变暖表示:“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大问题时,我们必须有趣(fun)、冷静(cool)而且性感(sexy)。”小泉进次郎谈及全球变暖当场有人追问,什么叫“性感地解决?”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性感!”后来又有外国记者问他,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进次郎回答,削减。记者追问:“怎么做?”他沉默,思考许久,然后憋出一句:“我刚刚上任10天......”小泉进次郎回答“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有一次采访,记者问日本今后会怎么做,希望具体说明。小泉进次郎回答:“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日本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些年来,日本网友看到小泉进次郎的表现,称他为“废话诗人”“废话大臣”,还用中国“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梗调侃他。日本网友曾吐槽小泉进次郎为“废话诗人”正是鉴于过往的“黑历史”,才显得最新一次小泉进次郎面对尖锐提问时的表现好到像是提前排练过。日本自民党总裁的投票选举,将在9月27日举行。小泉进次郎最终能否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首相?用他父亲的话说,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 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文 | 王仲昀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6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宣布,自己将竞选自民党总裁,向日本首相之位发起挑战。今年43岁的小泉进次郎,若竞选成功,将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他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我担任首相的话,我要改变日本的政治,解决一系列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课题”。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讲话画面小泉进次郎自己6日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各种雄心壮志,但是更出圈的是一番他与记者的问答。这位记者的提问,可以说非常炸裂:“你如果当选首相、出席G7会议的话,你的认识水平(智商)如此之低,估计会给日本丢脸,降低日本国力,即便如此,你还要硬上,你真要当日本首相吗?”尽管小泉进次郎有着“新生代政治家”的光环,又有自己政治世家的加成,但从这位记者的提问来看,还是有不少人不看好他的竞选前途。小泉进次郎被记者吐槽“智商低”01上述提到6日的记者会上,那番问答之所以出圈,一方面是记者提问犀利,不留情面;另一方面,小泉进次郎的回应倒是显得有理有据,低调谦虚,还带着一丝幽默。当时听到记者提问,小泉咬了咬嘴唇,然后微笑着说:“我自身的确存在诸多不足,不完美也是事实,但我会组建一个最好的团队,我积累了15年执政党和在野党经验,会把这些经验发挥到国际舞台上,让国民们觉得,这个人靠谱。”小泉这里的话术可以是,尽管我有不足,但是我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我能组建一个好团队来帮我。小泉进次郎回应记者“嘲讽”接着他还和那位记者互动,特意问了问记者的名字,得知人家叫田中后,他又说:“今天被田中桑提出这样的质疑,我会铭记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日子里让大家觉得,这个家伙好了不少。”之后,小泉进次郎又有意无意地提到了自己的政坛经验,聊到了自己担任日本环境大臣的经历。他回想起自己刚就任环境大臣、开第一次记者会时,也有一位资深记者提过类似的问题。对此小泉表示,在两年后自己离任时,该记者给他赠送了鲜花。然后,他直视着提问的记者,真诚地说道:“如果有一天您和我之间也能达到那样的关系(送鲜花表示认可小泉),我会很高兴。”小泉进次郎和记者互动回顾这次答记者问,小泉进次郎全程低调谦虚,也不忘记提一提自己的优势,不时还打起“感情牌”。对于他的支持者们而言,看到这样的表现,应该又是加分项。前宫崎县知事东国原英夫,针对小泉的回应表示,“我没想到他有这样的智慧。真是了不起。明显经过了充分的准备”。02小泉进次郎提到自己担任环境大臣,是他38岁那年的事情。当时,他被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延揽入阁,出任环境大臣。生于1981年的小泉进次郎,出身于有着日本“第一政治家族”之称的小泉家族,已经四代从政。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是日本前首相,祖父小泉纯也是日本前防卫厅长官。小泉进次郎有一个哥哥——小泉孝太郎。不过孝太郎早就无心从政,很多年前就进军日本娱乐圈。和哥哥不同,小泉进次郎早在年轻时就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打下基础。从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政治学硕士学业。毕业后,小泉在美国短暂工作,担任美国智库国际政治研究员。小泉纯一郎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到日本后,在自己“前首相父亲”的提携下,小泉的从政之路显得很顺利。2008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决定退出政坛。他回到家乡横须贺的礼堂,对着台下的铁杆支持者说:“我决定下次选举的时候,不再参选,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儿子进次郎。”小泉纯一郎挥了挥手,舞台聚光灯打在了站在他身旁的进次郎身上。握有丰厚家族政治经验,彼时还不到30岁的小泉进次郎走进了日本民众的视野。小泉进次郎与父亲同台父亲辞任后,小泉接管了神奈川第11选区。家乡父老世世代代力挺小泉家族,所以进次郎不到28岁时就当上了众议院议员,成为2009年新当选议员中唯一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小泉进次郎在日本政坛一直有不俗人气。他连续在5届议会选举中胜出,没掉出过众议院议员队伍。32岁出任内阁府政务官(副大臣级)、36岁被任命为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2019年,曾受小泉纯一郎提拔的安倍晋三,又提携了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于是进次郎在这一年成为日本环境大臣。在近年的“谁最适合当首相”的民意调查中,小泉进次郎一直排在前三位。如今竞选自民党总裁,进次郎仍有“贵人”相助。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他表示:“在这一次的总裁选举中,我想把将把舵日本的重任托付给小泉进次郎,带着这样的愿望,期盼得到大家的支持。”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小泉从政以来,还有一个标签——颜值。在日本政坛,他的长相似乎能够得上“帅哥”。在2019年8月,小泉进次郎在东京首相官邸宣布,自己将与42岁电视主播泷川雅美结婚。当时泷川已怀孕5个月。泷川雅美是一名法裔日本明星,曾代表日本申办东京奥运会,一度被誉为“日本最美混血主持人”。小泉进次郎与夫人一起接受采访在政治和外交立场上,小泉进次郎和他父亲类似,对华态度强硬。父子二人,是日本政坛中罕见的每年都会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人物。小泉进次郎在靖国神社03小泉进次郎在6日记者会上那次“满分”回答,让许多人惊讶,因为他过往经常以“不会说话”“胡言乱语”“废话大师”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当年作为环境大臣在美国纽约出席国际环境会议时,谈及全球变暖表示:“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大问题时,我们必须有趣(fun)、冷静(cool)而且性感(sexy)。”小泉进次郎谈及全球变暖当场有人追问,什么叫“性感地解决?”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性感!”后来又有外国记者问他,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进次郎回答,削减。记者追问:“怎么做?”他沉默,思考许久,然后憋出一句:“我刚刚上任10天......”小泉进次郎回答“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有一次采访,记者问日本今后会怎么做,希望具体说明。小泉进次郎回答:“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日本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些年来,日本网友看到小泉进次郎的表现,称他为“废话诗人”“废话大臣”,还用中国“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梗调侃他。日本网友曾吐槽小泉进次郎为“废话诗人”正是鉴于过往的“黑历史”,才显得最新一次小泉进次郎面对尖锐提问时的表现好到像是提前排练过。日本自民党总裁的投票选举,将在9月27日举行。小泉进次郎最终能否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首相?用他父亲的话说,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 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
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基金经理的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情绪。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经理祁禾近期的操作和言论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照片系易方达基金经理祁禾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也揭示了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上的一些不透明问题。祁禾曾以抗压能力稳定著称祁禾作为资深基金经理,拥有超过14年的投资管理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华泰联合证券,后来加入博时基金,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自2017年起,祁禾开始掌管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并逐步在新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投资眼光。在他管理期间,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曾因其卓越的表现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爆发的2020年至2021年。图1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A单位净值走势祁禾的投资风格一直以来以稳健和前瞻性著称,尤其擅长在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布局。凭借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他在多次市场波动中表现出了稳定的抗压能力。然而,随着2023年开始,新能源板块的高波动性和市场调整,祁禾的操作策略也开始出现变化。一边公开看好基金投资方向一边悄然赎回个人份额尽管祁禾多次公开表态看好新能源行业,并且在2024年中期报告中表示“在市场预期低点加大了对光伏、储能、电力等优质企业的研究和配置”,但根据基金定期报告,祁禾本人在2024年上半年却悄然赎回了一部分个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相对于2023年底,祁禾个人持有的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份额从超过100万份下降至50万至100万份。表1易方达从业人员持有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这一现象无疑让市场备感困惑。祁禾在投资策略报告中依然保持乐观,尤其是对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增长潜力表现出了极高的信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悄然减持。这种言论与操作的不一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许多投资者质疑基金经理是否真的看好未来市场,还是仅仅是借助乐观言论维持市场信心以掩盖减持行为。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中的隐患基金经理自购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向市场传递信心的标志,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然而,一些基金经理在自购之后选择悄然赎回,形成了“高调买入、低调赎回”的操作。这种操作虽然在行业内较为常见,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充满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祁禾的操作模式就与此类似。根据2024年上半年的基金报告,虽然他多次在报告中强调对新能源行业的乐观看法,但他的减持操作让市场对他真实的市场态度产生了疑虑。事实上,这种操作在朱雀基金等其他基金公司也曾发生,基金公司在市场高点进行自购,随后悄然赎回的操作不仅误导了投资者,也损害了市场的透明度。祁禾在2021年期间曾因成功布局新能源板块而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光伏、储能等行业的高成长性带动了基金的强劲表现。然而,随着2023年市场对新能源行业的调整,该基金的表现开始波动。根据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历年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基金的收益率表现并不理想,与市场整体走势同步下滑。2024年上半年,祁禾虽然表达了对新能源行业继续持乐观态度,并加仓光伏和储能板块,但整体仓位管理趋于谨慎。尤其是在市场调整期间,祁禾并未像以往那样大幅加仓,反而通过减持操作来降低风险。从操作的角度来看,这显示了祁禾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保守策略。祁禾的减持行为在市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许多依赖基金经理言论进行决策的投资者来说,基金经理的减持行为无疑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波动较大的背景下,祁禾的减持让许多投资者担心市场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在2024年,新能源板块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光伏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和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对其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谨慎态度。祁禾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持续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好,但其操作策略却表明他对市场的短期波动保持警惕。投资者因此对祁禾的长期策略产生了怀疑。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需要更加透明祁禾的操作不仅揭示了基金经理在市场波动中的应对策略,也反映出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基金经理的持仓变化往往难以及时掌握,尤其是在定期报告之外,投资者难以获得基金经理的最新操作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容易受到误导,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此外,基金公司的自购和赎回操作也需要更加透明。虽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如果基金公司在自购后大幅赎回,却未进行及时披露,这将极大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和投资者的利益。祁禾的减持行为让市场再次呼吁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进,增加对基金经理操作的透明度。编辑 | 吴雪
极目新闻记者 陈勇通讯员 汪莎28年前的一天下午,湖北省孝感应城市杨河镇发生一起命案,村民阿伟(化名)的母亲与汪三因农田灌溉放水问题产生纠纷,阿伟持刀将汪三捅伤致死。事发后,阿伟四处躲藏,最终以“魏某明”的名字上了户口,洗白了身份成了家。最终带着妻子在山西长治安了家,事业有成,开了自己的公司……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应城警方从未放弃对阿伟的追捕,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在28年后锁定了阿伟藏身的位置。9月12日,极目新闻记者从应城警方获悉,潜逃28年的阿伟已于近日被抓获。阿伟潜逃28年终落网积年矛盾酿下惨案1996年5月1日下午,应城市杨河镇杨巷村村干部到杨河派出所报警,称该村发生一起杀人案件,村民阿伟持刀将同村村民汪三捅伤,现伤者在医院抢救,阿伟潜逃。接报后,应城市公安局杨河派出所民警立即向市局刑侦大队汇报,并开展调查工作。当日24时许,汪三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民警调查得知,两家多年前就有矛盾——阿伟家的牲畜吃了汪三家的庄稼,两家为此打过架,当时阿伟的爷爷被汪三打破头部,后该事件以杨河镇法庭出面调解、汪三家赔偿医药费结束。案发当日下午3时许,阿伟的母亲独自一人到自家责任田放水,恰逢汪三(时年28岁)和妻子也在放水。阿伟母亲将水引到自家田里,汪三认为她是故意切断自己的水,遂与其发生口角,并用扁担将她头部打伤。阿伟的母亲回家后心里不忿,来到汪三家门前讨要说法。她17岁的儿子阿伟得知后,从家里拿了一把长约30厘米的匕首别在腰间,又拿了把镰刀赶到现场扬言要杀汪三,阿伟的舅舅也提着铁锹赶到,两人踹开汪三家的房门砸坏其家中热水瓶,一起大声辱骂。期间,陆续有数名村民赶来现场劝解甥舅俩。此时,躲在后院的汪三见事情不能善了,遂回到堂屋拿铁锹,与甥舅俩对打。混乱中,阿伟从腰间抽出匕首刺向汪三左胸,汪三抢过匕首反刺,两人都不同程度受伤,直至被村民拉开。阿伟发现自己手掌被刺伤,于是回了家包扎。不久后听人说汪三倒地不起,让他快跑,他就裹了一条白毛巾在手上迅速逃出了家门。汪三后被送医抢救,直至伤重身亡。潜逃28年终难逃法网犯罪嫌疑人潜逃后,应城警方开展了全面调查与追踪。一方面,警方与阿伟家人沟通,一旦有联系,希望能劝其投案自首。另一方面,根据阿伟的逃离轨迹,警方分析了他可能藏匿的方向,并第一时间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然而,苦于当时技术手段和侦查条件有限,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我从一上班就在抓捕阿伟,案发时我刚参警不久,当时局里举全局之力抓他。”参警28年的应城市公安局杨岭派出所教导员黄拥华回忆。28年来,应城警方始终将这起案件放在心中,几代刑侦大队大队长都要亲自审查分析案件,各中队轮流研判侦查。每当分析出可疑人员,应城警方就会组织警力前往调查;然而,始终无法获取阿伟潜逃的确切动向。今年5月,在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举办的命案追逃会战中,应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联合孝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利用警务大数据平台等警务科技手段,终于查出了阿伟现在的身份信息和藏身位置。阿伟指认作案现场“消失”的阿伟已化名“魏某明”藏身在山西省长治市,已经成家并注册了自己的公司。8月底,应城警方组织专班前往山西长治,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顺利找到阿伟公司的院子。经过近两天的蹲守,民警发现此处鱼龙混杂,阿伟本人更是不怎么与人交流,出入速度极快,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抓捕时机。9月1日上午,民警发现阿伟与其妻子一同驾车来到公司,趁机上前对其进行抓捕。“阿伟!”正下车的阿伟听到这声称呼愣了一下,接着就被人按倒在地。正准备反抗的他一听来人再次用应城口音喊他,怔愣间放弃了挣扎;阿伟知道,这是老家的警察找来了。生活顺遂但警觉成性“28年的潜逃生涯里,他隐姓埋名、洗白了身份,不仅家庭美满,事业还小有成就。”负责办理该案的应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徐金波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在审讯室内,化名“魏某明”的阿伟主动交代了当年的事发经过。阿伟接受警方审讯“从小我就知道我们两家有矛盾,当时一得知母亲被他打伤,我就抄家伙准备去打他几下出气,当时只是想着捅他一下,吓唬他,没想过把他捅死。”阿伟后悔地说。伤人后的阿伟非常惊慌,他先后去了安陆、武汉投奔亲戚,后来听说对方死了,就一心继续逃亡。他先是在河南找了家砖瓦厂做工,后又辗转来到山西长治。由于身上背着命案,阿伟一直以来较少交际,认识的人都认为他寡言少语、踏实肯干。后来,阿伟还被一位河南籍中年男人看中,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以“魏某明”的名字给他上了当地户口,办了身份证,由此他彻底改名。成婚后,改名换姓的阿伟“魏某明”带着妻子回到长治继续打工,渐渐生活和事业都有了起色,不仅家庭美满,还注册了公司当上了法人。然而,阿伟心里总有预感会被人抓到,因此日常加倍小心,从不与人过度交往,即使洗白了身份,也极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与老家的亲人更是从不联系,直至被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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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三个哥哥一个弟弟团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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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久婚浅爱》
摘要: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9月12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舒惠好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任命刘金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任命何宏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免去李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余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免去王春英(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财政部官网近日更新,舒惠好出任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公开资料显示,舒惠好,1968年9月生,博士,中共党员。舒惠好长期在财政部工作,其主要任职的部门为财政部会计司,曾任财政部会计司综合处处长,财政部驻河南专员办副监察专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巡视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等职。此外,舒惠好还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任职,出任过党委书记、秘书长、常务副会长等职。2011年至2017年,舒惠好任联合国贸发组织国际会计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中国代表。2023年,舒惠好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舒惠好出任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根据财政部官网信息,此次履新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后,舒惠好主要分管条法司、社会保障司、会计司、机关服务中心、会计财务评价中心、会计准则委员会、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9月6日,中科院人事局网站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通知,何宏平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公开资料显示,何宏平,1967年10月生,浙江东阳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91年和1999年分别在中科院地球化学所和中科院地质所获矿物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至2004年在法国国家应用科学学院(INSA-Lyon)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5年为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访问学者。2010年3月起任副所长;2016年7月起任党委书记,2021年2月任所长。何宏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宏平主要研究领域为:黏土矿物学、矿物晶体化学、矿物表面物理化学、表生成矿、早期地球演化。先后主持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863”项目等,在矿物晶体生长理论、矿物表-界面作用过程、稀土成矿机制、矿物资源利用,以及地球初始氧起源等方面取得创新认识。何宏平还曾于2007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现为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金峰,曾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刘金峰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李斌生于1963年3月,山东龙口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2000年,李斌出任黑龙江省原卫生厅副厅长,2007年升任厅长。2010年,他进京任职,任原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卫生部与原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李斌改任原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司长。2016年12月,李斌调任甘肃省政府,任党组成员,2017年1月任副省长,跻身副省级,负责人力资源、环保、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等方面工作。2018年12月,李斌重返国家卫健委工作,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余斌生于1964年7月,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综合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办公厅机要秘书,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2022年6月,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的王春英,已于今年8月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延伸阅读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 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近期,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9月6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彬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栏目显示,刘彬现任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刘彬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刘彬,男,汉族,1971年11月生,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长期在外交部任职的刘彬,曾任驻乌克兰大使馆职员、随员、三秘,外交部欧亚司三秘、副处长、处长,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等职。2021年起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9月9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官网“现任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公开资料显示,杨涛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2019年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21年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已由蔡伟接任。9月9日,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司长的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原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的白天已经调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蔡伟,男,1971年3月生,浙江诸暨人。他曾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天,男,1971年4月生,陕西西安人。他曾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此外,日前,新任驻德国大使邓洪波抵德履新。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离任回国。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邓洪波偕夫人史玲抵达德国履新。官方简历显示,邓洪波1965年7月生于四川,祖籍湖北,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邓洪波198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外交部礼宾司、驻越南大使馆、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驻美国大使馆任职,历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驻美国大使馆副馆长、公使、驻肯尼亚大使、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常驻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代表等职。据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官网消息,9月6日,驻白俄罗斯使馆举办谢小用大使离任招待会。9月5日,谢小用大使辞行拜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一天,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官网刊发了谢小用接受白通社专访全文。他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将于9月9日离任回国。公开资料显示,谢小用,男,1964年2月生,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硕士。谢小用曾任外交部办公厅一秘、驻乌克兰大使馆参赞、驻圣彼得堡总领馆副总领事、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副局长、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外交部干部司正司级干部、中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于2018年任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2020年,谢小用获任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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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先婚厚爱:禁欲总裁霸宠小娇妻》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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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快穿女配苏遍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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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除了我你还能嫁谁》
图为里约热内卢基督像(一)9月10日,在遥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中国和拉美一起干了件大事。什么事?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现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白玛赤林,用八个字来形容这次圆桌会。“立意深远,意义重大”!因为很简单,“中国与拉美国家始终心心相印、休戚与共,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在人权保障方面,中拉面临相近的使命任务。”我们直面现实——人权,是一个激烈斗争的领域,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我们也不用回避,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权都是西方指手画脚的抓手,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巴西,以及很多拉美国家在内,都很被动,有一种挨骂难还手的尴尬。但形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完全我个人的感觉,这两年,即便在人权领域,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敢说也会说。所以,这一次,中国和拉美一拍即合,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在里约共同举办了这次人权圆桌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圆桌会。偌大的会场,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朋友,只能在两侧站着。除中国、巴西官员、学者外,还有来自拉美10多个国家的人权领域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及智库媒体代表。不少人,是专程从邻国赶来的!对于人权,大家都是有话说,而且有些话不吐不快。这是国际人权领域一个积极的让人欣喜的变化。在开幕式上,白玛赤林就说,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人权文明也不局限于一个理念。中拉历史传统不同、社会文化各异,这恰恰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人权文明形态的基础所在。他进而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拉在人权议题上交流合作,“既是中拉古老文明之间的交相辉映,也是现实世界中两大力量的深度携手”。中国和拉美,远隔万里,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区域之一。算起来,中拉国土面积,占到了全球的约1/5;中拉人口总数,占到了全球的近1/3,确实是世界两大重要力量,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权这个敏感领域,中国和拉美,完全可以携手,而且也应该携手,为自己大声辩护,为朋友勇敢发声,更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战。这才是众望所归,人间正道。图为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现场(二)圆桌会很热烈,时而掌声响起,时而又火花四溅。在现场,我可以清晰感受到两种强烈的情绪。第一种情绪,是愤怒。愤怒西方对人权的双标,愤怒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格林纳达前外长、前农业部查尔斯·戴维先生,开门见山就说,我对来这儿发言感到非常高兴,但现在不是庆贺的时候,因为在巴勒斯坦,在加沙,“这种侵犯人权的屠杀,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正是我们须在国际社会发声的时刻”。侵犯人权,又何止在加沙?戴维指出,就在加勒比地区,对古巴等一些国家的制裁,导致了大量民生苦难,甚至几百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公道何在?戴维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声疾呼:拉美和中国,必须继续努力,让这个世界更和平,更平等,以便我们最终看到光明。智利无国界人权组织主席杜克先生也痛批,这个世界很不太平,在一些西方组织和机构看来,战争就是个生意,这带来的是灾难,以及对人权的侵犯。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加沙的人间苦难,又是什么造成了古巴等国的民生艰难?拉美人都很清楚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全世界都看到,美国一直在拉偏架,甚至多次一票否决安理会的停火议案,美国却还振振有词。人权在哪里?在古巴问题上,哪怕联大多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谴责美国非法的制裁,但美国依然故我。公道又何在?所以,也就难怪,墨西哥有一句俗话:墨西哥最大的悲哀,就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所以,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先生就感慨,在很多价值观被扭曲的当下,非常需要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勇敢站出来,需要他们振臂一呼,主持公道……第二种情绪,就是期待。期待与中国更密切合作,期待中拉在人权领域捍卫正义。戴维就指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改写了世界对人权的认识,而拉美和中国的合作,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好的榜样,改变了殖民主义带来的负面后果。尤其是中国脱贫攻坚,在短时间内,数千万人脱离贫困,这让许多拉美学者官员大为赞叹。毕竟,在巴西,在不少拉美国家,我们也没必要回避,还有大量民众生活在贫民窟里,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在圆桌会上,拉美的一些学者就表示,自己的国家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极少数的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这是不合理的,我们需要改变。中国,就成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斯塔沃·维拉先生,更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大为赞赏。他说,中国的这个概念,可以共享我们的幸福,不只是拉美地区和中国,全世界都应该一起,以和谐的方式,那我们就能创造一个美好的共同未来。当然,坦率地说,我们也听到了不少对中国的鼓励和夸奖,甚至一些过誉之词。我总觉得,我们还是要冷静要清醒,既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进步感到自豪,更不要在各种表扬面前飘飘然。这个世界,怕棒杀,更怕捧杀。图为参加圆桌会议人员(三)最后,怎么看?身处现场,感慨颇多,还是三点我个人的粗浅看法吧。第一,对于人权,我们要更自信。人权很重要,也是西方抹黑我们的一个重要抓手,但恰恰是我们,取得了让全世界惊艳的人权进步,尤其是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什么是德政?我总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德政!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自信。在这次圆桌会上,拉美学者就普遍赞扬中国的发展和人权的进步,对中国蒙受的污蔑打抱不平。世界人民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内,在人权上多少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他国家,我们不管,但对我们来说,还是要谦虚谨慎,要正确对待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越是回避,西方越会炒作渲染,我们就会越被动。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不断取得进步,我们就会更主动,更有充分的自信。第二,对于人权,我们还要更善于斗争。这个复杂的世界,坦率地说,敢于斗争,很难;善于斗争,更难。越是这样,越需要智慧,越需要谋略。这不更是对我们水平和能力的一种考验?被动难免挨骂,出击才能赢得主动。我看到,在圆桌会期间,中方还发表《中拉人权报告》,来自国内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现身说法,讲述中国人权现状,讲述中国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就是要这样,通过各种方式,抓住各种机会,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人权的进步。做得好是基础,传播好是加分。宣传宣传,我总认为,既要有宣,更要有传,只有宣没有传,那就不是有效的宣传。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第三,在人权领域,全世界更要团结起来。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主席马尔西奥·波赫曼就指出,二战后,美国在人权领域的霸权行径众所周知,全球南方国家,应在人权领域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看到,圆桌会期间发表的《中拉人权报告》就指出,未来中拉人权发展,应着眼于三个方面。1,加强人权交流互鉴,形成更多人权共识;2,反对人权问题工具化,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3,始终秉持“以发展促人权”的核心理念,携手发展促进人权进步,成为“全球南方”人权发展合作样板。这就对了。就是要出动出击,主动设置议题。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是正途。最让我动容的,有拉美代表谈到人权时,一度言辞哽咽,甚至潸然泪下,为自己国家面临的挑战,为当下世界的种种不公,为他们同胞陷入的生活困境……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总有着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不堪和苦难。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个头,我相信,会在拉美和全世界,会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来源: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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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只要老婆原谅我》
(原标题:哈里斯、特朗普都说:“我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