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豆中文吴梦梦人たちなのにどうしてみんな世の中のしくみってものがわかんないかしらcあの人たち口でなんてなんとでも言えるのよ。大事なのはウンコをかたづけるかかたづけないかなのよ。私だって傷つくことはあるのよ。私だってヘトヘトになることはあるのよ。私だって泣きたくなることあるのよ。なおる見こみもないのに医者がよってたかって頭切って開いていじくりまわしてcそれを何度もくりかえしcくりかえすたびに悪くなってc頭がだんだんおかしくなっていってcそういうの目の前でずっと見ててごらんなさいよcたまらないわよcそんなの。おまけに貯えはだんだん乏しくなってくるしc私だってあと三年半大学に通えるかどうかもわかんないしcお姉さんだってこんな状態じゃ結婚式だってあげられないし」　　（四）支持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东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以及其他国际性交流对话平台为深化安全领域交流合作继续作出积极贡献。鼓励创设全球性安全论坛，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智库、社会组织等发挥各自优势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平台。eTes-2ANmbqoCoIC7aHIq3i4-站在山西，回望华夏“根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4.6.17总第114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夜幕降临前的凉爽时分，山西运城的市民喜爱在城南的湖水边散步。远处山气氤氲，湖上空蒙一片，隐约传来咸湿气味。湖水与岸边连接处，结晶体漂浮在水面。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盐湖，有“中国死海”之称。

　　在盐税占据财政收入重头的封建时代，河东盐池的盐税曾独占唐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明代晋商兴起，也因这片盐池。民国初年，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总数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盐税是重要担保条件之一，随后，运城盐池95%税款流入五国银行团。直到20世纪90年代，运城仍是中国最大的无机盐工业基地。

　　如今在风平浪静的湖区，已经难以想象曾经的风云激荡。4年前，盐湖停止产盐，转身成为生态湖，运城盐湖的制盐史就此终结。这段历史长达四五千年，几乎贯穿中华文明史。

　　“从夏商周三代王朝直至北宋，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游移于豫陕晋河谷平原所在的大中原地区。中原文明的形成与成长，除了河谷平原广袤沃土利于发展农业、山林川泽便于渔猎采集，以运城盐湖为主所提供的盐业之利，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考古学者戴向明说。

　　探寻中原文明的源头，要回到这片盐池。

盐与铜

　　今天，盐湖边最具古意的景观，是湖岸几十米开外一些断续的土堆。土堆底部露出整齐的砖墙，顶部已长满杂树。这是明朝修建的禁墙，环池120里，为防止私人采盐。禁墙的修建，最早可追溯至唐朝。

　　运城因采盐而生，古称盐氏、监盐城、司盐城。如今的这个“运”字，元朝时取自“运司”，就是将盐运往各地的意思。

　　戴向明说，与河东池盐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西周铜器铭文。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西周霸伯簋上，刻着铭文“惟十又一月，井叔来盐，蔑霸伯历”，记载井叔来霸国经办盐事，表明西周王室对盐池的重视。而王朝对盐业的控制由来已久，甲骨卜辞中，便记载过商王室设立的治盐官员“卤小臣”。

　　“现在来看，仰韶时代庙底沟文化时期，盐池就开始有明确利用的证据。到了陶寺文化时期更不用说了，陶寺人往南发展也跟盐池有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高江涛说。由此判断，盐池的利用史至少已有四五千年。

　　在距离盐池几十公里的夏县，考古人员也发现了盐。那座古城，或许就与盐有关。

　　在一片麦田里，考古发掘揭露出40多座圆形房屋基址，直径长达10多米。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发现，其功能一直众说纷纭。直到近年，有考古学者在实验室分析了建筑基址的土样，发现钠离子、钙离子、氯离子、硫酸根离子浓度很高，与现代盐池地表土壤样品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一个结论浮现出来：这些圆形建筑可能是商朝的盐仓。

　　这些建筑位于夏县东下冯遗址，是晋南一处著名遗址。关于圆形建筑的功能，也有另一种说法。根据测算，这些圆仓如果存满盐，总量可达1.2万吨。当时是否需要如此多的盐，生产规模能否达到这么大？2019年，在河南偃师商城，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形制几乎一模一样的圆仓，总数可达100座，功能是国家粮仓。

　　“所以也可能是粮仓，也有可能储盐，都是推测，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东下冯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崔俊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20年开始，沉寂了40多年的东下冯遗址重启发掘，旨在更清晰地揭露遗址面貌，继而探究晋南与夏商王朝的关系，乃至夏商政权更替等问题。去年，这里有一项重大发现：多达三四千块铜矿石和炼渣沉睡在泥土里。那是夏朝晚期的遗存，人们已经在此垒灶建炉，焚火炼铜。东下冯位于中条山山脚下，中条山正是一座富含铜矿的山脉，当地至今仍有冶金企业。

　　在东下冯人生活的时代，不远处的洛阳盆地里，二里头王朝正在崛起。二里头遗址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晚期都城。晋南和豫西距离不远，中条山的铜矿和河东盐池的盐，是维持王朝统治的战略资源，东下冯极有可能是夏商王朝控制资源的桥头堡。

　　崔俊俊认为，商王朝对东下冯的控制十分明显，比如东下冯与商都有几乎相同的日用器物，基本可以说是商王朝在西北方向的属地。而夏王朝与东下冯或许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时而结盟，时而对抗。东下冯这个夏商王朝政权中心西部的聚落，保存着夏商之变的痕迹。东下冯就像一个小切口，折射着大时代。

　　“关于夏朝和商朝的分界，原来都在河南探讨，从二里头到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但似乎已经进入一个瓶颈，难有新的进展。”崔俊俊说，而东下冯这样的周边遗址，或许能提供新的证据。

　　商朝时晋南地区有多座城池。东下冯遗址、西吴壁遗址和垣曲商城是其中三个重要遗址。2018年启动发掘的西吴壁遗址，更是直接找到了夏商冶炼铜器的地点。

　　西吴壁冶铜遗址活跃在公元前1600余年到公元前1200余年间，对应于史书，是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夏商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故宫大小，与夏商特别是商代青铜产业的规模相匹配，可以视为当时一处大规模的重工业基地。

　　西吴壁遗址距离中条山仅数公里，从山中铜矿炼好的铜料，便源源不断输送到夏商的都城，在都城内的铸铜作坊，铸成将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如今博物馆里那些著名的夏商青铜重器，或许就源自西吴壁人制备的铜料。

　　从晋南到河南，盐和铜就像两把精巧的钥匙，撬动中原这把锁。

“金三角”

　　5月底，晋南已经进入炎夏，麦子熟了，遍地金黄。今年，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正在发掘的手工业作坊区遗址，就在麦田包围之下。被考古队雇来发掘的农民，一边挖着4000年前的陶窑，一边也在计划收麦子了。

　　考古队员与农民作息同步，早上7点进发掘区，中午躲过最严酷的日头，漫长的午觉后，下午4点钟才能返回现场。但4点的阳光依然毒辣，必须用草帽和长袖衫裹得严严实实。最多到6月底，就必须停工了，等夏天过去。

　　晋南陶寺遗址，已经持续发掘了近半个世纪。这片广阔的史前遗址，曾是4000年前黄河流域最宏大、最威严的城，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有4个故宫大小。

　　“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初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如此判断。

　　在襄汾，至今流传着很多关于尧的传说。古史记载“尧都平阳”，平阳便是此地旧称。

　　“几”字形黄河的最后一个大拐弯，分割出了3个省份。北部是山西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西南部是陕西关中渭河平原，经渭南到达西安；东南过河南三门峡市，可达洛阳盆地。紧密相邻的运城、临汾、渭南、三门峡四市，抱团成“黄河金三角”。

　　时间拨回到四五千年前，晋陕豫交界的晋南、豫西和关中，也是一个交流密切、发展迅速的“金三角”。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发展程度很高，仰韶文化的彩陶，就发源于三门峡和晋南。可以说，这片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黄河金三角”的三个方向都有发达的文化，如西安的半坡遗址、三门峡的庙底沟文化、河南巩义的双槐树遗址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说，仰韶文化分布区中心的晋陕豫交界地区及渭河流域，恰处华山(古代华山是对秦岭山脉的统称)北麓，存有丰富的关于黄帝和炎帝的古史传说，“仰韶文化尤其是中期，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以及华夏民族之‘华’族的形成关系密切”。

　　5000年前的中华大地上，活跃着几支高度发达的文化，现在被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长江下游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长江中游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等，而中原地区当时并不突出。直至距今4000年前后，那些老牌文明次第衰落消亡，历史舞台转到了北方，晋南成为最亮眼的星系。

　　陶寺发掘区的土坑之下，经验丰富的技师和高校考古专业实习生蹲在地上，用手铲刮着泥土，寻找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分界线，俗称“找边”。古代地基内外、坑里坑外，被全部埋入地下后，依然会显示出颜色的差别，但这需要专业的眼睛来辨认。比如队里的高级技师冯九生，干了几十年考古，他的眼睛就是尺。而真正称得上学者的，一支考古队里通常只有两三个人。

　　高江涛肤色被晒得黑红，每年在襄汾和北京之间上演双城记，至少8个多月待在襄汾考古一线。过去两年，他带着考古队员，新发掘出一个600平方米左右的宫殿基址，命名为二号宫殿基址。殿内有一些圆形坑，其中一个坑内，有一只狗的头骨。另一个坑的壁上，埋着一具人骨，身边也有一具完整狗骨。“还说不清楚什么用途，或许跟祭祀有关。”高江涛说。

　　二号宫殿位于陶寺宫城的宫殿区。2012年开始，陶寺遗址的发掘专注于寻找宫城。此前几十年对陶寺遗址的认识，从中心性聚落升级为都邑，但这个都城性质的城邦，究竟有多大范围、宫殿在哪里、有没有城墙……一系列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事关对这座城的宏观认识。

　　目标确定，随后的勘探和发掘虽然缓慢，但纲举目张，拼图逐渐完整。考古人员确定了外城墙的范围，围合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又找到了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以及最大的一号宫殿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近乎故宫太和殿的3倍。

　　二号宫殿发掘结束后，考古队暂时离开了宫殿区。他们跟宫殿区死磕10年了，这片麦田倒也没负有心人。“继续在宫殿区发掘，无非再多挖一两个宫殿，从科研探索的目的角度来说，意义不是很大。”高江涛说。

　　考古很慢，所以更加看重效率，优选最能出成果、解决关键问题的领域。从今年开始，陶寺考古转向宫殿区外，进入手工作坊区和墓葬区。每天，他们兵分两头，进入两个工地同时开工，一边通过手工作坊，揭示更完整的社会面貌；另一边，看看墓葬里是否会有新的线索。

　　陶寺文化衰落后，遗址发生了什么？二号宫殿提供了部分答案。二号宫殿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到了晚期时早已废弃，但考古人员在其地面上发现了晚期窑址。这说明，陶寺王权消失后，此地或许依然生活着百姓，只是已经衰退为一个普通的聚落，旧宫殿里开了新窑。再往后，陶寺城终究还是彻底荒废，长达近2000年无人居住，后来成为广阔的麦田，直至今日。

　　如果陶寺也像此前那些区域性文明一样消失不见，那么历史不过重新演绎了一次无情的烟消云散。但这次的剧本不同，陶寺政权消亡后，文明内涵却被继承了下来，柔软的文化拥有更绵长的生命力，最终注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最关键的一次传递，是后起之秀二里头人的接棒。

中原之心

　　一块文保碑立在运城夏县西阴村的乡道旁，刻着“西阴村遗址”，1996年入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碑旁是一座小小的纪念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纪念馆，门匾之上“之父”两字已脱落殆尽。沿纪念馆背后的斜坡而上，台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块纪念碑——李济先生发掘西阴村遗址纪念碑，身后是麦田，身前是桃林，已无任何考古痕迹。

　　李济来的那一年是1926年，30岁的李济是年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毕业归国。5年前，瑞典人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队，在河南三门峡的仰韶村，开启了中国第一次现代考古。

　　5年来，安特生又陆续在西北发现了马家窑遗址和齐家遗址，从这些遗址的彩陶中，他自认为拼凑出了中国文明自西而来的“路线”。这一说法后来被击碎，但当时足以震动整个学界。

　　“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李济始终如此觉得。因为与中国古史有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由外国人搜寻和发掘而来。而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让中国历史的传统认知乃至民族自信心都产生了动摇。

　　在民国中国知识界，文明起源于本土还是来自西方，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济准备去田野里找答案。

　　1926年腊月二十三，李济离开北京，踏上考察之路，同行者正是有考古经验的袁复礼。文献记载，尧、舜、禹的都城分别在平阳、蒲坂和安邑，这三个地名在晋南都有迹可循，分别在今天的临汾、永济、夏县一带，安邑这个地名在1926年时，甚至和古文献中的记载依然一致。

　　3月，他们到达夏县，当地传说中，这里有大禹庙和禹王后裔陵墓。他们路过西阴村时，猛然发现面前的一片土地上，散落着大量的史前陶片，占地数亩。

　　当年10月，李、袁重返西阴村，正式开始发掘。到次年年初发掘结束，9辆大车装载着几十个大木箱回到北京，木箱里几乎全是破碎陶片。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半只蚕茧壳。茧壳的切口极为平直，似是人工切割的痕迹，有人判断，这是人工养蚕缫丝的证据。90多年后的2019年，在夏县师村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了几枚石雕和陶制的蚕蛹，距今6000年以上，将中国养蚕史又向前推进了近千年。

　　西阴村遗址考古，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现代考古发掘。这次考古最初的目标，就是探求中国史前文化的源头。不论是安特生在仰韶村发现仰韶遗址，还是李济在西阴村主持的第一次发掘，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源，正是中原地区。

　　30多年之后的1959年，考古学者徐旭生决定寻找“夏墟”。他梳理了古籍中所有有关夏朝的地名，发现最集中的地区，就是豫西和晋南两处，正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他先前往豫西，在洛阳偃师的二里头村，意外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盛夏已至，他没有继续前往晋南。

　　这次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史的里程碑之一。

　　二里头遗址被普遍视为夏朝晚期都城，是继陶寺之后，黄河“金三角”地区另一个大都邑。从日常器物来看，二里头与陶寺人的习惯差别很大，应是两个族群。但贵族阶层的高等级器物中，却有很多前后相继之处。

　　陶寺贵族开始使用漆木器，也会将绿松石片镶嵌在腕饰和头饰上，这些特别的做法，都见于后来的二里头。陶寺遗址外城内有宫城的都城设计，以及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构成要素，被二里头的规划师们几乎原样复制。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铜器和范铸技术就出自陶寺，在此基础上，二里头人发展出更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跨入了青铜时代。

　　“日用陶器其实不能完全反映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取向，恰恰可以在高技术含量的高规格器物中得到反映。”高江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高等级器物体现着形而上的价值观，价值观的趋同，更能证明两种文化的内在联结。以玉器、漆木器、龙图腾等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在陶寺文化中萌芽成型，到二里头文化发扬光大。往后数千年，礼制都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理念。

　　这是中华文明至关重要的一跃。然而，证据链并不完美。

　　陶寺与二里头之间，有一个刺眼的缺环。陶寺政权衰落时间是距今3900年左右，二里头遗址起始于距今3750年左右，中间有100多年的空当。在科学检测越来越精确的今天，这个空当不仅不能被含混地忽略掉，反而越发显眼。

　　年复一年的发掘、寻找后，填补这个缺环的人终于浮出水面，他们在河南新密市的新砦。新砦文化的存续时间，上与陶寺古国重叠，下与二里头王朝衔接。在新砦文化的花地嘴遗址，祭祀坑里就出现了特征明显属于陶寺文化的鬲、斝等日用陶器，以及疑似龙纹的兽面，龙图腾已经明确出现在陶寺，显示了新砦可能受到陶寺文化影响。新砦人无意中成为历史的传令兵。

　　自二里头以后，中国历史的演变就清晰了起来。从夏到商，中国进入有文字的时代，历史被记载，延绵不绝。而二里头的文化 一枝独秀，中原文化再也没有中断

石头城

　　就在陶寺文化兴盛时，一些陶寺人开始向四方迁移，向北的人翻过了吕梁山。他们听说，北方有另一个强大的王国，住在石头城里。走到黄河边上，他们终于见到了一座宏伟的石城，建在高高的台地之上，石块垒起坚固的城墙，朔风之中，寒石如铁，坚硬冰冷。

　　从城墙外能看到，城门是一个半圆形的团城形状，走进去得绕几个弯。城墙头上，瞭望人在警惕地巡视。城址很独特：南至蔚汾河河谷，北抵猫儿沟深沟，西临宽阔的黄河，也就是说，三面都倚仗天险。唯一向陆地敞开的东面，建起两道城墙，两端都抵达河、沟，整座城由此被紧密地包围了起来。

　　这是一座极为森严、警觉的城。

　　城址核心区是内城中的一座台城，四周又圈了一道护墙，3.2米厚的护墙比2.4米厚的城墙还要厚实。在多重石墙拱卫之下，连片的石头房子在黄河与蔚汾河的夹角上耸立。后来陶寺人会知道，其实，这并不是他们所听说的那座大石头城。

　　大约4000年后，2014年，山西省考古院的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古城遗迹，最先注意到的线索，是地面上断断续续一两百米的石头遗迹，很像城墙。老乡对他们说，这个台地就叫“城墙圪垛”。不知这个地名是何时开始叫的，但仿佛是一声古老的呼唤，诉说身世。在另一处叫作“石门墕”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内城的城门。再往核心区走，那个叫“小玉梁”的台地上，真的有玉器出土。

　　“城墙圪垛有城墙，石门墕上有城门，小玉梁上有玉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兴县碧村遗址项目负责人张光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比于绝大多数史前考古只能从未知中拼凑线索，碧村遗址考古是一直在验证和确认猜想，“这是最让我们惊喜的。”2023年，碧村遗址被评为上一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陶寺人为碧村人带来了一些南部风俗，比如使用玉器的习惯。碧村遗址里至今存留着绿松石制作的饰物，这是典型的中原风格。

　　然而，碧村这座石头城并非那个传说中的大石头城。那座城在更西之地，距离碧村直线51公里。那座城址今天被称为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远超75万平方米的碧村遗址。但两者又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建在高台上的石城、双城墙、以河沟为屏障、护墙包砌、宁曲勿弯的城门等宏观规制，以及一些细节之处，如在城墙里埋玉器的习俗。“就像是根据一张图纸画的。”张光辉说。

　　这两座城址的关系密不可分。碧村遗址位于黄河东岸的缓坡上，或是一处良好的黄河渡口。所以，碧村实际上扼守着石峁向东的一处通道，也是一处重要的军事屏障。

　　碧村遗址与石峁遗址究竟有怎样的联系？一种猜想认为，碧村是石峁伸向东方的桥头堡。另一种解释认为，它们是两个唇齿相依的古国，客观上具有一定的从属关系。张光辉透露，去年碧村遗址又有新发现，将建城时间前推了200年，早于石峁建城。“所以碧村古城不会是石峁人所建。”张光辉说。

　　在那个天下万国的时代，晋陕高原“靠天吃饭”的农业极不稳定。张光辉说，粮食生产和供给的危机，造成各部落之间的激烈攻伐，所以这些石城要筑造得如此固若金汤。就在硝烟弥漫中，石峁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政体，碧村则成为其关键的盟友和屏障。凭借地理位置优势，碧村也成为石峁与中原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一些留存至今的器物上展现了文化交融的基因，如陶寺、碧村、石峁都出现了牙璧、多璜联璧等玉礼器。

　　陶寺与石峁，中原和晋陕高原两大文化族群的交流，当时就在今天山西区域内发生。“从临汾盆地的陶寺，向北经过太原盆地再西进，就到达了碧村。碧村应该是陶寺和石峁文化之间重要的连接点之一。”高江涛说。从陶寺到石峁还有另一条通道，就是向西渡过黄河，沿黄河谷地北上，经过延安的芦山峁遗址等中转。芦山峁遗址也发现了陶寺文化的多璜联璧等器物。

　　在晋西高原，考古人员已经零星发现了20多座石城，而实际数量远多于此。它们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石城基本连成一片，形成围绕黄河两岸集中分布的石城文化带。

　　黄河冲刷之下，大量基岩在河床上裸露，石材比烧砖、夯土更易得，催生了东方极为罕见的石城。数千年之后，石头依然留在原地，经由考古重见天日后，不需要依凭想象，便能肉眼可见往日的恢宏壮阔。相比于绝大多数考古遗址只剩下难以辨识的泥土，碧村和石峁遗址的石头遗迹极为难得。

　　今天在晋陕高原上，石材依然是一种重要建材，人们用其砌窑洞、垒护坡，或许是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方法，可以追溯到碧村先民那个年代。

　　从地理角度去看，晋南晋北差异甚大。碧村之后，又过了2000多年，晋北再次迎来文化高峰。北魏年间，鲜卑族拓跋氏的政权建都平城，即今天的大同。北魏信奉佛教，在武周山南麓，以前后5位皇帝为原型，开凿了5尊巨大的佛像。历经风吹雨打，这些佛像至今依然背倚武周山，注目人间。它们就是昙曜五窟。以五窟为起点，北魏皇家在武周山最终开凿出延绵1公里的5万多尊佛像，即云冈石窟。云冈石窟是中国石窟的模板，其建造理念、方法、技术等对其后整个中国的石窟都有影响。

　　后来，锐意改革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出身自游牧民族的北魏，纵身扎入中原腹地，改易汉俗，融入中原文化之中。发源于晋南、豫西的中原文化，统一了晋南晋北，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底色。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