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黄永旭 西安报道

　　房地产行业公摊制度之争绵延多年，未有定论。近日，湖南湘潭房地产政策中，“套内面积”计价方式，再一次引发关于公摊面积的热烈讨论。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公摊面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常常成为购房纠纷的焦点。从众多消费者维权案例可以看出，由于公摊面积的定义和计算方式并不透明，致使购房者难以判断房产真实价值，从而遭受了权益损害。因此，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的出现，才引起了“取消公摊”的猜想与讨论。

　　关于公摊面积的讨论再度冲上热搜，“取消公摊面积”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那么，取消公摊面积的时机真的到了吗？

　　“只是计价方式不同”

　　我国现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规定，商品房销售可以按套（单元）计价，也可以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计价。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变化，购房者对房屋价值的认知与需求更加明确，按套内面积计价这一更为透明的方式，开始逐步进入大众视野。

　　9月5日，湖南省湘潭市发布《湘潭市促进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要优化住房销售方式，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实行按住房套内面积（不含公摊面积）计价宣传销售。

　　记者发现，湘潭市并不是第一个探索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的城市，早在5个月前，广东省肇庆市发布通知，从5月1日起，全市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宣传销售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的城市。

　　“因为公摊面积确实是存在的，按套内面积计价只是改变了房屋价格的计算方式，并不会影响同一套住房的总价。反而调整后，房屋单价提高了，购房人又会产生另一种质疑，认为房价提高了，更买不起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京津冀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的做法，初衷是好的，但未必起到应有的作用。

　　记者从多位房地产从业人员处了解到，长期以来，房地产交易流程中，一般是以房屋建筑面积为计价方式，其中就包含了公摊面积。体现在房屋产权证上面就是房屋建筑面积，包含了套内建筑面积和公摊面积。“在商品房宣传销售过程中，这种计价方式的确会存在公摊面积不透明的情况，购房者关于公摊面积、套内面积存在信息差，导致很多公摊面积占比高的项目购房者认为自己被坑，从而产生很多纠纷。”

　　西安房地产行业资深分析师朱郁表示，按套内面积计价政策的相继出台，反映当前购房者对市场透明度的需求。因消费者对购房透明度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传统按总建筑面积计价方式感到不友好、不合理，这当中包含了公摊面积，导致实际面积与支付费用不对等的情况，需要更为透明的“保障”。所以，按套内面积计价的政策，可以降低购房者的顾虑，有利于购房者对房屋价值的判断。

　　“相较于按建筑面积计价，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对购房者来说，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实际购买的居住空间大小，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纠纷。”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

　　“公摊问题复杂而多维”

　　如今房地产发展现状下，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取代传统的计价方式，逐渐演变成一种趋势。在促成这种趋势和变化的过程中，“公摊面积”可谓功不可没，是其中绕不开的重要因素。

　　多年来，购房者普遍反映公摊面积不透明、不公平，增加了购房成本，降低了实际居住体验。因此，公摊面积引发的纠纷不绝于耳，社会各界对于“取消公摊面积”的呼声也不曾中断。

　　成都一位购房者秦风（化名）告诉记者：“买房的时候不太懂，当时宣传是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对我们小两口来说，是挺大的了。但是，收房之后，实际使用面积不到70平方米，公摊系数超过了40%，感觉上当受骗了。后来，总算知道了房屋总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套内使用面积、公摊面积这些概念，只能说公摊面积这里水太深了。”

　　公摊面积制度在我国存在已久。2001年施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明确，商品房建筑面积由套内建筑面积和公用建筑面积共同组成。因此，公摊面积是指由整栋建筑的产权人共同分摊所有的整栋建筑公用部分的建筑面积。

　　通俗地说，大家普遍认为，公摊面积指的是建筑物中所有业主共同使用的区域面积，包括但不限于电梯井、楼梯间、公共走廊、物业管理用房等。

　　柏文喜表示：“实际上，公摊面积是一个计算出来的概念，在购房过程中，购房者看不见、摸不到的概念。而且，公摊面积的计算方式复杂，标准也不统一，购房者往往难以弄明白，但很多购房者因此而花了许多‘冤枉钱’。”因此，随着房价的上涨，即使是小比例的公摊面积，也意味着较大的经济负担。

　　“但是，公摊面积是客观存在的，如入户大堂、电梯井等，这些空间对于住宅功能是必要的。因此，是否应该取消公摊面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短期内全面取消公摊面积可能面临挑战，但长期来看，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这一模式有可能逐渐被改革或替代。”柏文喜说。

　　朱郁则表示：“关于公摊面积制度的去留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涉及购房者权益、房地产市场规范、开发商利益等多个方面。关于是否应该取消公摊面积制度，仍需要综合考量。”

　　朱郁认为，目前的公摊面积制度有其优势、合理性。公摊面积制度通过按比例分摊公共区域的维护费用，可以避免某些业主过度使用公共设施而导致的资源不均，能够确保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使用。且公摊面积的存在有助于提升建筑的整体品质和居住体验，因为公共区域的良好维护直接影响到居住的生活质量。

　　“同时，公摊面积制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弊端，比如计算方式不透明。公摊面积的计算缺乏统一标准，不同开发商对公摊面积的计算方法可能存在差异，导致购房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了额外的费用。而且，公摊问题难以监管，具体标准和细则不明确，给了开发商很大的操作空间，容易出现‘乱公摊’和‘只公摊成本，不公摊收益’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增加了购房者负担。”朱郁说。

　　“得房率才是硬指标”

　　湘潭市公布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热情高涨的讨论中，除了“取消公摊面积”的声音之外，“提高得房率”也成为新晋焦点。

　　面对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去年中央作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其中之一就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而且，住建部部长倪虹也在多次会议中强调，要“下力气建设好房子”，优化增量住房。

　　因此，根据政策导向，多地将优化增量住房作为发力点，而提高得房率也顺理成章成为各界共识。深圳、佛山等多个城市相继出台政策，鼓励建设高品质住宅，开发高得房率产品。在市场方面，越来越多的新房项目开始将得房率当成营销卖点，一些得房率较高的项目也跃升为购房者关注重点。

　　西安某房企高管何靖（化名）坦言：“眼下的房地产市场，只有高得房率才能吸引客户，这个已经是硬指标了。业内有句玩笑话说，现在进入第四代住宅时期，谁家产品得房率低于90%都不好意思出来卖房。”

　　何靖表示：“简单来讲，第四代住宅就是拥有‘错层式’的挑高露台的大平层产品。目前，西安第四代住宅项目主要分布于高新区、港务区、曲江新区及航天板块，项目得房率大部分都超过了90%，甚至有产品得房率达到近110%。”

　　“这一类产品共同的特点就是，面积大、得房率高、总价高。之所以能做到超高得房率，其原因在于两方面：最主要的是赠送面积，基本上这类产品结构内阳台面积都是半赠送，而‘错层式’挑高露台面积都是全赠送；其次就是在保证品质和居住体验的情况下，尽量缩减公摊面积。”

　　以西安保利某项目为例，该项目建筑面积188平方米型产品，赠送其南向及侧向外挂露台和奇偶层错层面积。阳台、飘窗赠送面积19.5平方米，露台赠送面积30.9平方米，总共赠送面积为50.4平方米，赠送率约为27%，得房率为106%。

　　朱郁表示，长远来看，公摊面积制度或逐步向更加合理、透明的方向演变。随着越来越多城市和项目优化住宅产品，提高得房率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责任编辑：李 桐

邱枝廷（记者 陈郁仲）09月21日,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 彭冲 校对 刘越镇上的人们常在夏天见他。沙石多镇，地处四川阿坝黑水县的山区。多雨的夏季，这里地质灾害多发，他总会去山沟附近的村子，挨家挨户敲门，提醒人们注意山洪。他叫谭磊，今年39岁，是这儿的镇长，大家习惯喊他“谭哥”。他常年穿一件黑外套，快步走在村道，劝这家的母亲不要喝酒，给那家的儿子寻医看病，陪创业者到政府部门办手续、签字，和独居老人聊家常。谭磊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7月24日。那天早上，昌德村附近发生泥石流，一名听力不好的老人被困，他在赶去营救的途中被泥石流卷走。失联四十多天后，9月5日，搜救人员在毛尔盖水电站库区尾水找到了谭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9月8日早上举行。上千人穿着黑衣、拿着菊花来送别。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对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临时管控。“他真是可惜了。”一位来悼念的村民感叹。▲ 谭磊（右一）在救灾现场。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泥石流28岁的杨忠（化名）第一次见这样的雨。从6月底开始，几乎每天下一场，到了7月，雨声已经让人听得“麻木了”。他住在昌德村，村子在山脚，夹在两条山沟中间，黑水河从村旁流过。每年雨季，附近常发生山体滑坡，“每次都不大，土体几天就能清完。”7月22日，镇长谭磊出现在村子里。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憔悴，眼角的皱纹更多、更深了。穿着那件多年没换过的黑外套，他站在一户正修葺房屋的人家门口，提醒工人们注意安全，“不要抱侥幸心理。”然后，他检查了村里的洼地，确认没有村民家中淹水，又逐户提醒“不要外出”后，快步离开，赶往下一个村子。此后的两天，雨越来越大，声音像“下豆子”。伴随着的还有大风和雷电，“打雷时地板都在震。”杨忠回忆。7月23日下午3点20分，阿坝州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那天晚上到第二天白天，阿坝州迎来了一次强降水过程。24日早上，杨忠被一阵嗡鸣声吵醒，他穿上衣服出门，发现水已经漫出黑水河河道，几百米外的山那边，黑褐色的泥石流沿着山沟倾泻，一股树木腐烂的气味扑过来，脚底开始震动。口袋里的手机也震起来。各村组的微信群都在发布撤离信息。作为应急值班人员，杨忠迅速组织村民撤离。上午9点左右，奶子沟村党支部书记罗尔基到镇上汇报工作，正好遇上了谭磊。谭磊换上了应急时常穿的那件迷彩外套，行色匆匆，“昌德村发泥石流了，我要去看看。”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奶子沟村提醒村民，泥石流将至，“好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在转移、安置了324人之后，谭磊听说昌德村甲足组还有一位听力不好的七旬老人被困。上午10点10分左右，他率队前去营救。杨忠知道，那名老人的家在山沟边上。后来，他听在场的人说，在去往老人家的路上，侧后方突然出现泥石流，谭磊招呼其他人快跑，自己落在了队尾。等人们跑到安全地带，回头发现谭磊已经被泥石流卷走。在场的人“腿都软了”。之后，那名被困的老人被安全救出。“谭哥”找到遗体的那天，同事和村民举着横幅来接他。相识快八年，杨忠记不清谭磊帮过自己多少忙了。前些年，刚毕业的杨忠返乡创业。当地有大面积的森林，每逢10月，红色、黄色、绿色和紫色的灌木长满山岭，被称作“八十里彩林”。当地人都以此为契机，开办民宿，包括杨忠。开业前，要办一些手续。刚刚返乡，杨忠对流程不熟，就向来村里走访的谭磊请教。谭磊直接领着他去相关部门签字。不久后，民宿顺利开业。杨忠觉得这个镇长很“接地气”。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谭磊（右）和村民。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他对老百姓好。”奶子沟村村民泽力说。奶子沟村是谭磊到任后的第一个联系村。泽力记得，80多岁的同村村民托巴有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儿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夫妻年事已高，平时无法照顾。谭磊知道后，每月都去家里询问。经过谭磊的协调，托巴的儿子最终被送往医院治疗。谭磊出事后，泽力想去送一程。9月8日，他驱车三十多公里，赶到了追悼会现场。车上还有50多岁的同村人三郎彭初。三郎彭初和谭磊认识将近十年，曾是村里的贫困户，患有糖尿病。谭磊时常来家里看他，每个月至少两次。脱贫后，谭磊对他说：“以前你的医药费报销多，现在报销少了。以后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忙。”谭磊还帮过三郎彭初的前妻和女儿。前妻泽郎哈木患有慢性病，但很爱喝酒，女儿俄玛头有听力障碍。因为担心两人的安全，谭磊每周来村子里给泽郎哈木做思想工作，还走遍了村镇的小卖部，挨家挨户打招呼，“不要卖酒给泽郎哈木。”在追悼会现场，读完悼词，泽力和三郎彭初各献上了一朵黄菊。两人身旁，密密麻麻都是人，不少是从县城里自发赶来纪念的。“爸爸找到没有？”事发前一天下午，谭磊在黑水县开会。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妻子杨梅让他回家吃饭。但正在汛期，容易有突发情况，谭磊怕耽误时间，就和妻子在街上随便找了家面馆，吃了碗面。那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妻妹宋拉告诉记者，谭磊今年39岁，是阿坝州茂县人。小时候，他父母在黑水县工作，带他一起在这里生活。2007年，谭磊在黑水县参加工作，认识了杨梅，两人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大约十多年前，谭磊被调去沙石多镇工作。一家人从此聚少离多。谭磊住在镇里，杨梅住在黑水县，儿子被爷爷奶奶接去都江堰读书。工作太忙了。昌德村的村民记得，有时候早上五六点钟，就能看到谭磊在村子里走访。每逢汛期，他常是正在吃饭，就被电话叫走。有一次周末，他难得回家和妻子团聚。结果吃饭时接到防汛命令，他放下筷子，起身就要走，“得上村里看看。”家人都说他是个“工作狂”。但谭磊也会想办法让家人感受到自己的牵挂。他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打视频，杨梅每年过生日，他都会准备礼物和鲜花，还会做一桌饭菜。他还用花椒木给孩子做过磨牙棒，给杨梅写过“表白”小纸条。这些都被杨梅放进小盒子，好好收藏。一家人的照片总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今年6月，母亲过生日，谭磊没空陪，就提前在网上订了鲜花，还准备了卡片。谭磊和妻儿。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杨梅总展望两人的退休生活：一起打麻将，耍农家乐，旅行。工作间隙，谭磊也会提起这事儿，说等有时间了，要多陪陪妻子和儿子。他失联的那些天，9岁的儿子谭勇（化名）问了很多问题。“爸爸找到没有？”“爸爸在河里面吃什么？”等不到答案，他偷偷拨爸爸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听。值班编辑 古丽 李加减

邱枝廷（记者 陈士铭）09月21日,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近日，一女子反映自己在河北师范大学读博期间，曾在学院老师的要求下帮留学生改毕业论文，论文答辩后，该留学生成功拿到了学位证，但她自己的学位论文却没通过，一直没拿到博士学位证。9月3日，河北省教育厅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此事之前已经接到投诉，并联系校方进行调查，结果当时已反馈。该女子读博期间所属学院工作人员此前回应称，女子所反映内容不实。女生称被要求帮留学生改论文，留学生通过，自己却未获学位9月3日，当事人念红丽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她是山东济南人，2016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与她在同一专业读博的，还有一名来自国外的留学生。念红丽称，因该留学生的中文水平较差，2019年，她在学院和导师的授意下，开始帮助该留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她接手时，该留学生的论文是用母语所写，再用翻译软件转成中文，达不到毕业论文的要求。“所以，我和另外几个硕士当时耗费了比较大的精力来帮助留学生写。”念红丽表示，当时她也需要忙自己的论文，并不愿意做这份工作。但她担心若拒绝老师，会影响自己的毕业，所以只能答应。念红丽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她和多名同学曾帮助上述留学生修改和撰写论文。论文完成后，群里一名老师还曾鼓励他们再帮论文降低查重率。2022年年底，该留学生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帮留学生改论文时的群聊 图源：受访者供图不过，念红丽自己却一直都没拿到博士学位证书。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发布的文件显示，念红丽与上述留学生均为2022年12月6日下午答辩。不过，留学生的答辩安排为“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而念红丽的答辩安排为“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念红丽表示，两人都是用毕业论文进行答辩的，不明白为何两人的答辩名目不同。念红丽还称，答辩前，她确实曾收到学院一份未盖公章、落款日期为2022年11月18日的书面回复：“根据体育学院博士论文通过标准，念红丽的学位论文评阅结果为不通过，因此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可进行博士毕业答辩。”之后，经过她的争取，学院同意她进行论文答辩。但她没想到，答辩后，学校没给她发学位证书。院方称其反映与事实不符，河北省教育厅介入处理记者注意到，该回复下方还附有体育学院博士论文通过要求：5份评阅意见均为A或B；如评阅意见出现1个C且有A出现，则再送审1份，二次送审结果达到B及以上；如评阅意见出现4个B和1个C，且C项评阅得分大于等于75分，则再送审1份，二次送审结果达到B及以上。念红丽收到的论文未达标的回复 图源：受访者供图对此，念红丽提供的相关平台论文审阅意见文件显示，其论文的5个评阅意见均为C；她提供的上述留学生毕业论文评价意见表显示，该留学生的毕业论文评价为4个C和1个B。“论文评审结果都差不多，但只有我没有学位证书。”念红丽认为这并不公平。9月3日，河北师范大学多部门工作人员对极目新闻记者表示知晓此事，并称此事已经由校宣传部处理中，暂不知晓具体的处理结果。记者多次致电该校宣传部多个电话，均无人接听。河北省教育厅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此前已经接到了念红丽关于此事的投诉，并联系学校进行了调查。据其了解，调查结果已反馈给校方及当事人，具体情况需要向校方进行咨询。此前，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一名院长曾对媒体表示，念红丽所反映的情况不符合事实，已向有关部门举报。延伸阅读大学副教授2次举报女厅官涉论文抄袭 湖南大学时隔五年未公布任何调查结果近日，湖南省委组织部公布的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中，位列第二的候选人董岚，其身份为现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及二级高级法官，拟被提拔至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然而，公示期间，网络上迅速出现了一则引人关注的举报信息，指控董岚的博士论文存在严重抄袭嫌疑。图为湖南省委组织部公布的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这已是董岚第二次被举报涉嫌论文抄袭。早在2019年6月，有人便公开举报董岚博士论文的抄袭问题。当时，被涉及到的湖南大学，迅速作出反应，于同年7月3日发表声明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然而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了五年时间，湖南大学仍未公布任何调查结果。图为早前湖南大学的相关回应“这不禁让人对学术监督的效率与透明度产生疑问。”该举报人7月11日对记者说。据查询，董岚的博士论文提交日期为2007年10月16日，答辩日期为2007年12月13日，导师为刘定华，答辩委员会主席为王全兴。据举报内容透露，中国知网提供的电子版论文检测结果显示，董岚这篇长达13万字的博士论文中，涉嫌抄袭的文字量高达6万余字，总文字复制比达到了44.7%。进一步分析指出，若排除中英文摘要部分，正文的实际复制比更是超过了50%。其中有两个章节的复制比达到了82%和75%。针对举报人的最新公开举报，记者于7月11日向湖南省委组织部求证。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的工作人员于当天给予了回应，表示已收到关于董岚的相关举报情况，并已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了登记和处理，同时已将此事转交给相关部门进行深入查核。该工作人员还强调，如果调查结果能在公示结束前出炉，将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后续处理;反之，若公示期内未能获得明确结论，则此次(任职)公示将予以暂缓。与此同时，记者也联系了发起这两次举报的实名举报人——吴丹红，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术打假是我的业余爱好。”吴丹红曾这样介绍自己。7月11日，吴丹红向记者讲述，他当年作为律师在湖南工作生活期间，第一次因工作关系接触到董岚。当时董岚为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当他于2019年发现董岚博士论文的抄袭问题并举报时，其时任益阳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并于同年升任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五年前的举报，吴丹红没有收到任何部门的回应。于是，在湖南省委于近日最新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后，吴教授不仅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再次举报，还试图主动提供更为详尽的证据材料。但据吴丹红反映，他在提交证据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并未为他提供明确的证据提交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举报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记者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尝试联系董岚的博士毕业院校——湖南大学的相关部门。截至发稿，记者仍未收到来自湖南大学的任何实质性回应。教育部颁布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已经获得学位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依法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应当向社会公布。（造假者）为在职人员的，学位授予单位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应当通报其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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