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创业最前线

　　中秋国庆档正接棒冷清的暑期档，截至9月15日下午2点，中秋档票房刚突破1亿。

　　不过，影视公司的阵痛期仍未结束。以名导演和大明星打头阵的欢喜传媒，过去几年一度操盘过不少爆款电影，却在今年上半年摔了“大跟头”。

　　2024年上半年，欢喜传媒营收实现1.15亿港元，同比下滑91.73%；亏损8905万港元，同比暴跌122.22%。

　　对比2023年爆款电影《满江红》狂揽超45亿票房，也让欢喜传媒今年上线的项目显得“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在暑期档末期上线的《刺猬》几乎成为拯救欢喜传媒业绩的“稻草”。

　　然而，上映20多天以来，该影片累计票房1.43亿元，单日票房排名第六，综合票房大盘占比从上映首日的21.3%下降到4%左右，排片大盘占比也从17.1%下降到3%左右，不及上映时间更早的《重生》和《抓娃娃》。

　　客观来看，支撑影视公司的业绩需要爆款电影。但除了暑期档几乎集体爆冷之外，欢喜传媒“名导演+大明星”的组合拳效果似乎也开始减弱。

　　短视频整活营销依旧，但无论名导演还是大明星，本质上仍然是流量，流量即情绪，而情绪是会流动的。

　　传统高举高打的大电影套路，正在失效。

　　1．业绩“过山车”

　　从今年春节档开始，欢喜传媒似乎就进入“水逆期”。

　　原本计划在春节期间上映的《红毯先生》由宁浩执导，搭配刘德华主演的全明星阵容，上映首日只拿下4185万的票房，后宣布退出激烈的春节档。

　　推迟一个多月上映后，该片仍然没能赢得理想的票房——根据猫眼数据，最终电影票房仅为9422万元。

　　公开数据显示，该片制作经费达2.61亿元，作为主要出品方，不足1亿票房显然不够覆盖项目成本。

　　据行业测算，此后张国立执导，范伟、周冬雨主演的《朝云暮雨》同样花了近1个亿制作成本，但最终票房仅1881万元。

　　而8月初正式上映，由李阳执导，张若昀及钟楚曦主演的《从21世纪安全撤离》，无疑是今年以来欢喜传媒表现最好的电影。

　　截止目前，该影片累计票房为1.11亿元。据机构预测，《从21世纪安全撤离》票房预计超过1.2亿元，按照行业惯例，片方分账票房预计将超过3000万元。

　　不过一年时间，欢喜传媒就从巅峰跌落深谷。

　　2023年春节档，由欢喜传媒投资及主控出品的电影《满江红》成为了当年的爆款黑马。电影采用了“流量明星+大导演”的模式，选用沈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等演员阵容，由导演张艺谋坐镇，狂揽45亿票房。

　　喜报直接反映到年终的财报数据中。

　　根据欢喜传媒年报，公司2023年收入实现13.33亿港元，较2022年翻了97倍；净利润录得1.59亿港元，而2022年同期净亏损为2.22亿港元。

　　业绩频繁波动，也意味着欢喜传媒重度依赖爆款电影。

　　除《满江红》之外，《疯狂的外星人》《后来的我们》《我不是药神》《港囧》等爆款电影均为欢喜传媒贡献了巨额收入。

　　以《疯狂外星人》为例，2019年，由于《疯狂的外星人》保底发行收入7亿元，欢喜传媒实现营收8.14亿港元，同比增长366.37%，仅《疯狂的外星人》一部电影就贡献了公司业绩的“半壁江山”。

　　但在2020年之后，随着欢喜传媒的爆款电影减少，其业绩表现也不甚理想。

　　2021年，公司出品的影片除了《温暖的抱抱》获8.64亿票房，《寻汉计》《热带往事》票房均未破亿，参与投资影片《革命者》票房为1.36亿。不敌电影大年，公司2021年收入也仅有1.58亿港元。

　　近十年来，除了2019、2020和2023年凭借爆款电影营收超6亿港元之外，欢喜传媒的营收基本在1亿-2亿港元上下浮动。

　　截止发稿，欢喜传媒股价尚不足1港元，昔日影视公司黑马已然沦为影视圈“仙股”。

　　2．“消失”的暑期档

　　今年遇冷的暑期档，给欢喜传媒业绩添上了一抹悲凉底色。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4年暑期档报收116.43亿，比去年同期下跌了43.5%。如此票房成绩甚至不如2015年的124.31亿元。

　　一朝回到十年前。

　　比起十年前电影院里“神仙打架”，如今进电影院的人已经大大减少了。今年暑期档总观影人次为2.85亿，而去年同期为5.05亿。

　　“没了票补电影票更贵了，而且现在短视频高光切片很多，看过几十秒电影片段就不太想去电影院了。”一位消费者对‘界面新闻·创业最前线’表示，“已经好几年没进电影院看过电影了。”

　　从供给上看，很多疫情前拍摄项目在2023年集中释放，叠加去库存效应，因此爆款也多。

　　而2021年之后，行业现金流紧张，整体备案投产项目少。据拓普智库数据，今年上半年上映新片237部，以中小成本影片居多。而缺乏头部影片，直接影响票房大盘。

　　更为关键的是，近几年火起来的短视频营销往往通过电影内容解密、拍摄高光等迅速拉高观众的期待值，一旦观影后不及预期，就会有被“欺骗”的情感状态，甚至成为观众口中的“诈骗式营销”。

　　而集中了名导演和流量明星的电影，更是这种高举高打营销策略的“重灾区”，例如过于强调导演和演员阵容，过于迷信导演过往战绩和市场影响力等。

　　欢喜传媒出品的《红毯先生》就是明星和名导演的超级组合，整体制作成本超2亿元。其在春节期间也在抖音投放了大量切片素材，但最终以不到1亿的票房惨淡收场。

　　这也意味着，随着观众审美提高以及观影需求的变化，高投资、大制作、强班底并不一定能打造出爆款电影。

　　另一方面，暑期档遇冷，也因疫情后举办的巴黎奥运会吸走了大部分流量。

　　抖音向来是电影进行短视频营销的重要阵地，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暑期档排名前十的影片在抖音合计收获了423.7亿人次传播，而巴黎奥运会的话题播放量突破1004.4亿。

　　3．名导演“魔咒”

　　回顾2015年，欢喜传媒由董平、宁浩、徐峥和项绍琨联合创办，一年后开始深度绑定导演，成为少数采取“导演合伙人”模式的电影制作公司。

　　2016年6月，欢喜传媒发布与王家卫与陈可辛签订协议的公告，二人将为欢喜传媒提供电影制作服务，欢喜传媒分别向二人配股1亿股和1.445亿股，配股完成按照比例估计，两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3.92%和5.66%。

　　同年12月，欢喜传媒又宣布与顾长卫、张一白这两位亚洲导演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向顾长卫及张一白分别配发7500万股及1.4亿股新股，以获得两位导演部分电影及网络系列影视剧制作的独家或优先投资权，初始合作期为六年。

　　2018年，欢喜传媒就与张艺谋签订合约，通过向张艺谋配发1.5亿股新股（市值约3亿港元），并支付1亿元的运营费用，取得对张艺谋执导的3部网络系列影视剧的独家投资权．．．．．．

　　多年以来，欢喜传媒先后与宁浩、徐峥、王家卫、顾长卫、陈可辛、张艺谋等诸多国内资深导演进行了深度绑定，这些股东导演也不负众望，帮欢喜传媒贡献了《囧妈》、《我不是药神》、《疯狂的外星人》、《满江红》等爆款影片。

　　有业内大导坐镇，吸引顶流明星加盟也变得顺理成章。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过度捆绑导演也带来了内容创作的局限性。例如会导致影片的个人风格比较明显，如果不符合时下观影需求，项目很容易“扑街”。

　　以徐峥为例，当初由演员转型新人导演的徐峥凭借《囧》系列开创了新类型喜剧并狂揽票房，对徐峥而言，比起探索未知的现实题材，《囧》系列是最安全的选择。

　　但即便如此，2019年上映的《囧妈》在口碑上已经远不如当年横空出世的《人在囧途》。

　　国内绑定明星和导演的影视公司并非没有先例。

　　最终，随着名导演和明星的大批出走，多元化业务布局失利，华谊兄弟也从头部影视公司宝座跌落。

　　先例在前，对欢喜传媒而言，绑定人和内容不一定可靠，但渠道话语权却是无往而不利的。

　　欢喜首映是欢喜传媒旗下的流媒体平台。在成立之初，欢喜首映曾被寄予厚望，承接自家出品电影以及市面上的优质版权电影。

　　公司2021年报显示，欢喜首映下载量超3800万，付费用户超1100万，不仅付费用户和同期视频平台相距甚远，到2023年，公司年报中关于欢喜首映只剩下只言片语。

　　“人们形容我们是‘中国的奈飞’，但我认为我们正朝着Disney+的方向进发。”欢喜首映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定位。

　　但是相比奈飞超强的内容制作能力以及迪士尼旗下丰富的电影厂牌和IP，欢喜首映无论是在内容储备还是发行能力上都无从匹敌。

　　“明星+名导演”的确是舒适区，但电影圈早已是存量市场，更容不下“躺平赚钱”的玩家，欢喜传媒是时候该寻找新路子了。

责任编辑：张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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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雅玲（记者 张嘉湖）09月16日,9月12日，马斯克旗下的SpaceX公司成功开展“北极星黎明”商业太空行走任务。亿万富翁贾里德·艾萨克曼和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分别出舱在太空进行了短暂的“行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商业太空行走，艾萨克曼也成为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非职业宇航员，而且太空舱内的四人里没有一人来自政府机构。在本次宇航飞行中，艾萨克曼还创造了一项有趣的历史，成为第一个在太空中押注体育比赛的人。▲贾里德·艾萨克曼探出舱外。近年来，各大公司纷纷入局太空旅行市场，SpaceX预计未来每年3-6次商业太空飞行将成为常态。一些亿万富翁愿意“一掷千金”，只为在太空中体验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短暂失重刺激。太空“露脸”10分钟花费约2亿美元和纯粹的花钱买票进舱不同，本次艾萨克曼是以分担研发费用的方式与SpaceX合作，目的是在太空中测试SpaceX的宇航服。艾萨克曼拒绝透露他承担了多少资金，但据估算其份额约为2亿美元。此外，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以癌症研究为主的圣犹他医院做公益宣传，他的目标是筹款2亿美元，其中一半由他本人支付。早在2021年，艾萨克曼就领导过“灵感4号”宇航任务，升入太空的机组4人全部来自民间，包括骨癌幸存者、退伍老兵和业余飞行爱好者等。为了完成这趟任务，艾萨克曼和自己的好友、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斯科特·波提特以及2名SpaceX工程师训练了数月之久，而发射因天气原因被延期数周。美东时间9月10日5时23分，搭载“龙”飞船的“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11日，“龙”飞船携“北极星黎明”任务团队进入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1400公里的轨道。“龙”飞船在这一高度完成6次绕地飞行后，切换至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700公里的轨道，计划在距离地面约700公里的高度进行首次商业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之前太空舱的轨道日落。美东时间9月12日6时50分许，太空行走正式开始。艾萨克曼打开舱门，爬上梯子向外张望，并且做出弯曲手肘等动作以测试宇航服材料。从他头盔上的摄像画面可以看出，此时飞船正在南太平洋上空。艾萨克曼感叹到，“虽然回家以后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此时的地球真是个完美的世界”。艾萨克曼在十分钟之后返回了太空舱，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接替他进行宇航服测试，时间也大约是十分钟。飞船的舱门开放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而在美国宇航局的太空任务中，舱门往往需要打开十几个小时，宇航员会成对出舱，两人一组执行任务。▲SpaceX工程师吉利斯进行太空行走。此外，在此次任务中，艾萨克曼和吉利斯虽然大部分身体探出了舱外，但脚仍在舱内，而且手上紧紧抓住楼梯，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太空漂浮”。即使如此，他们面临的危险仍然很高，现场出现了舱门无法自动打开以及密封处凸起的现象。高中肄业生16岁创办企业热爱超音速飞行艾萨克曼1983年2月11日出生在新泽西州联合市，他自称“从小就是一个糟糕的学生，不喜欢待在教室”。他在15岁就辍学离开高中，16岁那年他在父母家里的地下室创办了成功的支付企业Shift4 Payments。目前该公司负责处理美国三分之一的餐厅和酒店的付款，其中包括希尔顿、四季酒店、肯德基和Arby's等知名品牌，每年处理的交易金额超过2600亿美元。在支付领域取得成功后，艾萨克曼还于2011年创立了培训空军飞行员的Draken International，该公司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用飞机机队。2019年，艾萨克曼将Draken International的多数股权出售给了华尔街黑石集团，从而使自己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福布斯杂志估计，艾萨克曼的个人净资产大约为19亿美元。▲图为贾里德·艾萨克曼。图据ICphoto在生活中艾萨克曼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人”，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以超音速的速度驾驶米格战斗机，以摆脱每周80多个小时不间断工作的紧张和枯燥”。2009年，他还创下了环球飞行的最快用时纪录，该纪录在2018年才被新西兰人安德鲁打破。艾萨克曼曾表示：“我确实相信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只要你有能力，你就有义务充分享受生活。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你的最后一天。”专家提示风险：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1965年，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开启了太空行走的先例，几个月后美国宇航局的埃德·怀特也进行了太空行走。截至本月12日，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263人进行过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一向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此前都由专业宇航员完成。美国宇航局退休宇航员克里斯·卡西迪说：“太空行走与仅仅乘坐火箭、获得一些零重力时间并返回地球是完全不同的。”卡西迪亲身体验过太空行走的危险：2013年他在国际空间站外工作时，他的搭档、意大利宇航员卢卡·帕米塔诺差点“溺水”身亡。帕米塔诺的头盔里灌满了冷却服里的水，他勉强及时赶回空间站换衣服。卡西迪说，“那天如果再过30分钟，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卡西迪担心艾萨克曼起到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即富人可能只经过极少的训练就“插队”进行太空行走。伦敦大学学院风险与灾难分析师伊兰·凯尔曼表示，非专业人员最终将参与太空行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他预计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人员伤亡。“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很多事情来降低风险，但我们必须对任何参与者完全诚实，尤其是当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艾萨克曼本人在回到舱内后承认，这次任务非常艰难，但他希望为探索太空作出贡献。“人类在月球上行走时我还没有出生。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穿着宇航服在月球和火星上蹦蹦跳跳地行走，并冒险探索我们的太阳系。”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编辑张寻 责编 官莉

由于AI芯片供不应求，科技圈的“最强甲方”开始向“最强乙方”施压。在高盛于当地时间9月11日举办的科技会上，英伟达CEO黄仁勋 (Jensen Huang) 回答主持人有关英伟达芯片依赖亚洲供应链的问题时表示，台积电在芯片代工方面遥遥领先，英伟达选择台积电生产芯片是因为“它是最好的”，但如果必要，英伟达可以把订单转给其他供应商。黄仁勋表示如果必要，英伟达可以把订单转给其他供应商（资料图）这段问答的现实背景是，从去年至今，英伟达的AI芯片虽然全力赶工生产，但依然供不应求，公司的大客户微软、Meta、特斯拉等科技巨头都在排队购买。黄仁勋在访谈中提到，“芯片需求是如此之大，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拿到芯片，每个人都想拿到最多的芯片。”这种情况甚至导致英伟达与客户之间关系紧张。“现在可能有更多客户心里有情绪，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满足需求。”他强调。按照半导体行业的分工，英伟达负责芯片设计，台积电主做芯片生产。从生成式AI浪潮爆发以来，英伟达和台积电作为产业链上的“最强组合”，几乎垄断了AI芯片市场的红利。据国际调研机构Omdia统计，英伟达在AI芯片市场的份额几近超过80%，几款主流GPU芯片在供需紧张的高峰期常常供不应求。在上个月的二季度财报会上，公司也透露其Hopper系列产品（H100、H200）需求将继续强劲增长，今年3月推出、年底计划上市出货的Blackwell系列（B200）的需求则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虽然目前AMD、英特尔以及国产AI芯片厂商争相推出竞品追赶英伟达，但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市场规模上，都不足以与英伟达抗衡。英伟达在AI芯片市场的份额几近超过80%，图为英伟达logo而台积电作为全球第一大芯片代工厂，占据全球超60%的市场份额。且英伟达、AMD、英特尔旗舰AI芯片都采用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英伟达H100、H200、B200均采用4纳米制程，AMD MI300采用5纳米，英特尔Guadi系列采用7纳米与5纳米），此外还包括生产AI芯片需要的先进封装CoWos技术，台积电都掌握绝对优势。基于此，巨头们都选择将AI芯片订单交给台积电独家代工。台积电也因为AI芯片爆火在全力量产。该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家表示，由于AI芯片市场需求太过旺盛，台积电目前在AI上的产品及服务在产能规划上赶不上变化，远远无法做到“供需平衡”。按照他的估测，预计要到2026年的某一个季度，公司才能努力实现供需平衡。考虑到台积电与英伟达强强联合的绑定关系，若真如黄仁勋所说“把订单转给其他供应商”，市场上的选择并不多。除台积电外，三星作为世界排名第二的代工厂，是市场仅剩的选项。三星当前在全球代工市场份额约占11%，在先进制程领域也对标台积电拥有3纳米及以上的产线及配套技术方案。但考虑到两家公司在研发和量产能力上的差距，三星在各家客户名单上长期作为“二供”存在，是台积电的备选。从去年AI算力芯片爆火至今，三星也未曾传出拿到过重要客户的AI芯片订单。一位半导体市场分析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考虑到台积电的实力与市场地位，以及英伟达与台积电紧密的绑定关系，黄仁勋的发言更像是对供应链安全的承诺，也可能是因芯片供需紧张对台积电的“鞭策”。英伟达也十分清楚台积电的重要性。黄仁勋在上述活动上提到，如果把台积电的订单转给其他供应商，可能会导致芯片质量下降。针对上述表态，界面新闻向英伟达、台积电两家公司寻求看法，截至发稿暂未回应。或受黄仁勋发言影响，截至周三收盘，英伟达股价大涨8.15%至116.91美元，创下六周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继2023年大涨239%后，英伟达股价今年已经上涨了一倍多。台积电股价今年以来也已上涨近65%。截至周三收盘，台积电股价涨4.8%，至170.23美元。以下为界面新闻整理的黄仁勋涉及台积电的问答内容：Toshiya Hari（高盛）：你的大多数供应链合作伙伴都在亚洲运营，特别是台湾。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你如何看待未来的发展方向？黄仁勋（Jensen Huang）：是的，亚洲供应链非常庞大且相互连接。英伟达的新GPU由35000个部件组成，重80磅，最大电流达到10000A。当你把它放在机架上时，它重达3000磅。这些GPU非常复杂，它们的构建就像电动汽车一样，组件也是如此。因此，这个生态系统在亚洲有一个庞大的复杂供应链，多元化且相关联。我们尝试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去加强设计，提高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公司拥有足够的IP知识产权。万一我们不得不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我们有能力这样做，也许工艺技术不是那么出色，也许我们无法获得相同水平的性能或成本，但我们将能够保证供应。所以我认为，如果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应该能够在其他地方进行生产。黄仁勋称英伟达选择台积电生产芯片是因为“它是最好的”（资料图）我们正在台积电生产，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好的，不是只比第二名好一点点，而是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我们与他们合作拥有悠久历史，他们的工程能力，工厂的敏捷性，能够做到的水平，都令人惊讶。英伟达去年的收入有一个重大的增长，如果没有供应链的支持，如此重大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包括台积电在内的供应链的效率令人难以置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极大地扩展了CoWoS的产能，明年和之后我们还将进一步扩展。但尽管如此，他们（台积电）的敏捷性和对我们需求的响应能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我们使用他们是因为他们很棒，但如果有必要，我们当然可以随时启动其他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