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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董鑫9月20日，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消息，日方接受对福岛核污染水开展国际监测和中方独立取样监测，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距离日本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已经过去了一年，有超过6万吨的核污染水被排放到海洋中。必须首先强调的是，即便共识发表，中方反对日本单方面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立场也并没有变化，日本依然有无法逃避的历史责任。三个关键信息需要了解。第一中方反对排海的立场没有发生改变‍‍‍共识发表当日，也就是9月2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明确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这一立场没有变化”。2023年8月，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日本民众抗议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之一，一直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在中日各层级双边交往，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世界卫生大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海事组织大会、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等各种专业和多边场合都多次发声。2023年11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会见。会见中，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2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这份共识，是根据两国领导人有关通过磋商谈判解决福岛核污染水问题的精神，中方同日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前后进行了十多轮密集谈判和协商，经过不懈努力达成的。“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毛宁说。后续，中方将会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继续本着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任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同日方开展对话，敦促日方妥善处理涉及排海的关切。第二‍中方可以独立取样监测，这是重大突破‍日本排海行为史无前例。据新华社报道，日本已进行了8次核污染水排放，一年来总排放量达到约6.3万吨。有数据显示，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存量高达130万吨，要全部处理完毕，至少需要30年，但30年还只是一个最理想的时间。日方有无法逃避的历史责任。基于当前的监测水平和科学认知，即便一些数据结果现在显示“安全”，也无法确保未来能绝对安全。2023年8月，在日本福岛县相马郡新地町钓师浜海水浴场拍摄的“禁止游泳”的告示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骆志平告诉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本着对子孙后代和全人类生命健康安全负责的原则，我们要确保所有测量数据可靠可信，实现从取样到测量的全过程独立操作至关重要。在他看来，现在日本在排海过程中的监测存在不少问题。在中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推动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福岛设置常驻办公室，并在福岛核电站内和周边海域对排海开展监测，这在机构历史上尚属首次。但现阶段，第三方独立监督不足。同时，一直有声音质疑日方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不全面，缺乏科学性，除了人工放射性核素氚，还有数十种备受关注的放射性核素含量仍有待全面掌握。“我们现在更多地是通过查阅报告，了解过程等来进行评估。此次双方达成共识，中方可进行独立取样监测，这就是非常有效地参与到整个监督过程中，是取得了重大突破。”骆志平说，在中方等所有利益攸关国长期有效参与的情况下，可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信性和有效性，也是对日方排海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确保排海风险可控。毛宁在记者会上透露，中日双方下一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类、检测方法等技术细节，实现全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第三‍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需符合诸多前提条件‍‍海关总署决定，自2023年8月24日（含）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这是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有关规定采取的紧急预防性临时措施，目的是全面防范风险、保护民众健康。“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毛宁在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中方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骆志平分析认为，首先日方要切实履行共识中所做出的承诺，尤其是要保证中方独立取样和监测的顺利实施。在此前提下，如果相关产品能够同时符合日方和中方相关标准，才有可能视情况逐步放开。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存量高达130万吨今年7月，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发布了《2023年全国辐射环境质量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提到，我国近岸海域海水和海洋生物中人工放射性核素氚、碳-14、锶-90和铯-137活度浓度未见异常，其他人工γ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均小于探测下限。海水中锶-90和铯-137等相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远低于《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海洋生物中锶-90和铯-137等相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远低于《食品中放射性物质限制浓度标准》(GB 14882-94)。此前生态环境部已经表示，针对日本排海后的海洋辐射环境监测作出了部署，如果发现异常将及时预警，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资料｜ 新华社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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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24年9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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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西日报”微信公众号9月20日消息，中央批准，王维平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维平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维平出生于1965年11月，甘肃甘谷人，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央组织部干部监督局局长，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局长等职。2021年8月，王维平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广西行政学院院长（兼），直至此次履新。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还有一名副省级干部履新。“广西日报”微信公众号消息，9月20日下午，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李常官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表决决定任命胡帆为自治区副主席。胡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资料图公开信息显示，胡帆，男，汉族，1971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会计学硕士，中共党员。他曾历任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副司长级），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副司长，财政部驻广西专员办党组书记、监察专员，财政部广西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2021年，他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后任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李常官，壮族，1968年10月生，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自治区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等职，2023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就在上个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也迎来一名新任自治区副主席。8月31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任命卢新宁为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女，汉族，1966年12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她曾任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委员兼评论部主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2019年3月，她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今年8月19日消息，中央批准，卢新宁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8月28日，国务院免去卢新宁（女）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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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当天，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文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徐文荣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徐文荣受审现场 图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消息称，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23年，被告人徐文荣利用担任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兼国际勘探部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设备采购、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329万余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文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徐文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公开简历显示，1961年6月出生的徐文荣，早年一直在中石油工作。2011年6月，50岁的徐文荣离开工作多年的中石油，到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任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其间兼任总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党校校长、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等职。2016年1月，徐文荣回到中石油，先后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等职。2020年12月，徐文荣离开中石油，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1月，徐文荣受国务院国资委聘任，担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3年2月17日，国资委发布消息称，免去徐文荣的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职务，徐文荣不再担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2023年5月17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因年龄原因，徐文荣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2023年6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徐文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徐文荣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徐文荣被指存在“官迷心窍、权欲熏心”“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靠石油吃石油”等问题。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8年12月，多家央企曾公布了高管2017年的薪酬情况，当时还在中石油任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的徐文荣就在其中。根据公开的薪酬信息显示，徐文荣2017年在中石油的税前报酬金额为63.01万元，“五险一金”单位缴存部分为16.66万元，此外，加上其在中国远洋海运任职期间的任期激励收入，徐文荣2017年的全部薪酬为91.14万元。延伸阅读曾执掌"营收超三万亿央企"的干部被查 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营收超三万亿的能源央企，中石油原董事长王宜林退休四年后被查。2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图为王宜林，其退休四年后被查王宜林今年68岁，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人，石油勘探领域科班出身，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之后长期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他担任过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等职。2015年5月，王宜林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20年1月，64岁的他卸任退休，退休四年后被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卸任中石油“一把手”后，2020年12月被聘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5月被聘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就在今年2月2日当天，国资委官网发布消息，王宜林不再担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半个多月前，王宜林出席公开活动。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官方及能源行业网站报道，1月11日，三峡集团2024年工作会暨三届六次职代会召开，该集团外部董事王宜林在主会场出席会议。除了担任企业外部董事，在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后，王宜林还曾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相关报道不时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图为王宜林，其落马的半个月前还出席公开活动 资料图王宜林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近四十年，他生于1956年，1982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地质勘探专业，之后自愿到新疆工作。《人民日报》曾对赴新疆工作的大学生的事迹有过报道。相关报道提到，当时毕业分配志愿表有三个志愿栏，王宜林都填上了新疆。王宜林当时报到的单位是地处新疆的油田勘探设计院，其石油能源领域生涯由此起步，后来他担任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院长。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立，新疆石油管理局成为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受集团公司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双重领导。在新疆工作期间，王宜林担任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市）党委书记等职。此前媒体提到，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史上，新疆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新疆石油管理局曾勘探开发了中国第一个陆上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2003年12月，王宜林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11年，王宜林转战中海油，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5年回到中石油，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8年，62岁的王宜林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20年1月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党组书记一职。之后他担任了两家企业的外部董事，退休四年后于2024年2月被查。另外，王宜林还有社会职务，曾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从2015年5月至2020年1月，王宜林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中石油官网及相关财报显示，中石油员工总人数超百万，2022年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家大公司排名中位居第四，当年全年营业收入达3.4万亿元，利润总额达2600多亿元。刚到任时，王宜林面临的局面是“外临低油价，内遭强反腐”。据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015年报道，所谓强反腐是指，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中石油从高管到中层落马者截至当时已超过50人。图为王宜林，其执掌中石油近五年其中包括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曾任总经理的廖永远和曾任纪检组长的王立新等多位核心层领导，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极大影响。此状况下，王宜林的回归是被寄予期待的。在2015年5月，中石油新一届党组领导班子第一次会议上，王宜林毫不避讳地指出：“要深刻吸取周永康、蒋洁敏、廖永远、王永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教训，肃清恶劣影响。”如今看，他并未汲取之前能源领域落马高官的教训。据《中国基金报》此前报道，王宜林曾表示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曾说“腐败问题对企业发展的破坏力最大、杀伤力最大”。另据媒体报道，2016年6月，王宜林便因“多次公款吃喝，提供高档酒水和香烟”等问题被中央纪委通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曾回应油价问题。在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会议上，时任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会上表示，作为油气产品制造者希望油价高一些，“但低油价也有有利的方面”。能源反腐进行时，三天内两名原董事长被查今年1月初，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在北京召开。相关会议通报指出，2024年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1月30日至2月2日，三天内两名能源领域央企原董事长被查。1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电建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和江西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官方资料介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建，其是跨国经营的综合性特大型中央企业，是全球清洁低碳能源、水资源与环境建设的引领者。图为范集湘，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范集湘生于1954年，今年70岁，资料显示，他曾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4年12月，中国电建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范集湘的书面辞职报告，范集湘因年龄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辞职9年多后，范集湘被查。范集湘被查后数日，王宜林被查。值得一提的是，不到一个月前，王宜林的老下属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今年1月8日，最高检官网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履历显示，王宜林执掌中石油时，徐文荣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两人在四年时间中是上下级关系。2023年6月，官方发布消息，中石油原副总经理徐文荣被查。今年1月6日，徐文荣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出，徐文荣官迷心窍、权欲熏心，热衷政治投机，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安排亲属在国有参股企业挂名领薪，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石油吃石油，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安排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另外，能源反腐持续进行中，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除了范集湘、王宜林，能源领域还有多名官员被查。比如，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周竹叶，中国能源传媒集团高级专务白俭成，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郭昭华，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段彦修，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全总监尹旭等。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在全球化背景下，黎巴嫩近日发生的连环通讯设备爆炸事件，正给全球供应链渗透敲响警钟，日常设备的 “武器化” 可能引发广泛担忧。 然而，“逻辑清奇”的美媒又犯老毛病，彭博社、《纽约时报》等报道接连借机炒作“中国威胁论”，以己度人揣测称美国在各类商品和服务上过于依赖中国，也可能被中国加以利用，从而发生类似的设备“武器化”事件。 事实上，恰恰是美方惯于如此行事。这些美媒在细数美国针对他国的过往行动时可谓“如数家珍”，素材丰富情节跌宕，远比它们对中国提出的无端指控要“精彩”得多。 发生爆炸的寻呼机残骸。视觉中国 彭博社20日的报道指出，黎巴嫩的寻呼机和其他设备爆炸事件，标志着利用供应链打击对手的方式迎来新一轮致命升级，这也使全球领导人减少对竞争对手技术依赖的行动变得更为急迫。 “渗透供应链是情报部门的一个相当常规的工具。”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官员特里普利特（Holden Triplett）说：“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它主要用于收集情报，但正如我们最近所目睹的那样，它也可用于定点清除。” 另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称，黎巴嫩爆炸案只是目前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供应链袭击中最新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起。他进一步解释道，这些袭击往往需要数年的准备时间，而且通常目标明确，以限制附带损害。尤其拦截行动，即在货物运抵最终收货人之前对其进行拦截和篡改的行动，极为猖獗。 文章称，尽管多年来诱杀装置一直被用于间谍活动，但黎巴嫩发生的爆炸事件甚至让一些“经验丰富”的官员都深感震惊。他们担心，有助于廉价商品生产并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全球化供应链，可能会沦为外国对手手中的武器。 话音刚落，美媒便不出所料地将一口大锅扣向中国。报道引述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莫尔顿（Seth Moulton）的话开始无端指责，“如果以色列能做到这一点，中国也能做到。漫长又不透明的供应链留下了太多容易被利用的漏洞，我们需要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制定战略来弥补这些漏洞。” 彭博社指出，华盛顿一直在寻求减少乃至消除在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公司的依赖，包括拆除来自中国的硬件设备。然而，在两国利益密切交织的今天，美国很难从相互依存的供应链中抽身。 “替代方案很难找。”报道援引美国政府数据分析公司Govini的数据举例称，去年美国海军在其“关键技术”供应链中减少了约40%的中国供应，但美国空军和其他国防机构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有所上升。 然而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美媒基于美国自身黑历史的无端揣测：彭博社承认，事实上，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在许多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在供应链上对竞争对手动手脚的恰恰是美国情报部门——无论是十多年前美国特工改装美国科技公司运往海外的设备，还是美国为打击伊朗核计划进行的“Stuxnet行动”。 “Stuxnet行动”指的是，15年前，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开发出世界上首个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恶意蠕虫病毒，对伊朗核设施内的离心机进行破坏，导致伊朗铀浓缩项目发展陷入长期停滞。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也提到这一案例，还洗白这项往他国关键设施注入恶意代码的故意破坏行为是一次“巧妙”的行动，声称这次行动尽可能减少了对普通平民造成的伤害，然后怪罪那些窃取了代码的其他势力，在修改代码后将之用于广泛目标，只字不提美国才是这些罪恶行为的源头。 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多地发生爆炸事件，涉及多个小型无线电通信设备，受伤人数超过4000人。视觉中国 “进入供应链搞破坏（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新鲜。”《纽约时报》甚至用一种耀武扬威的口吻又提起了另外两个案例：一个是十多年前美国拦截了运往伊朗的电力供应，造成伊朗核设施停运。再早些时候，美军甚至干过在伊拉克把应邀来访的伊朗电力部代表团全员逮捕的丑恶之事；另一个则是，2019年美国被爆向俄罗斯电网等基础设施植入了恶意代码。 尽管美方恶行累累，这家美媒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倒打一耙，继续炒作美方炮制的所谓中国黑客组织“伏特台风”，污蔑中国向美国电网中植入了可能关闭电灯和供水系统的恶意软件。 哥伦比亚大学的网络专家希利（Jason Healey）亦附和称中国和俄罗斯破坏过太多次美国电网，还危言耸听地谈起中国和俄罗斯引爆电子设备的可能性。 早在今年4月，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专题报告，就揭示了美国政府机构策划实施的“伏特台风”虚假叙事行动计划至少起始于2023年初，其目的就是要长期延续美国的《涉外情报监视法案》第702条款，同时也为美国对他国实施网络攻击寻找借口的幕后真相。 7月8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回应相关问题时指出，这项虚假信息行动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联邦调查局（FBI）等情报机构幕后策划，美国国会反华议员、美国多个联邦政府行政部门以及“五眼联盟”国家网络安全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一场舆论操控闹剧，强烈谴责美方不负责任的做法，敦促美方作出解释并立即停止对中国的诬蔑抹黑。 鉴于美国黑历史众多，港媒《南华早报》早前报道称，多名专家认为，黎巴嫩发生的一系列通信设备大规模致命爆炸，或将促使中国对与美国有关的电子通讯产品更警惕。 由于涉事通信设备涉及台湾地区厂商，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拉赫曼特别表示，中国大陆可能会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同时对台湾其他产业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