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后，我国开始推动财政事权改革，相应的带来了支出责任改革。特别是2018年以后，推动了包括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这便涉及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问题，因此2019年增设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成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当年规模便达到3.9万亿元。

　　秦刚再次重申，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尤其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时，中方对此作出了特别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秦刚也特别谈到，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很大程度上，美方说一套做一套，既要沟通又搞打压遏制的两面人典型做派，正是中美关系状况不断持续承压的根源所在，也是痛点所在。举个眼前例子，近来美方高官，从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到气候特使克里等等，都在强调访华意愿，今天伯恩斯在与秦刚会见后也发推称，“我们讨论了美中关系中的挑战，以及稳定关系并扩大高级别沟通的必要性”。

　　高屹与当地干部一起，谋划了“共富荷村”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及项目清单，力争通过3年努力，让荷村村总体发展水平走在龙游县前列，成为全市同类村的示范标杆。高屹勉励村两委干部，村一级是推动荷村发展的主体，要坚持党建统领，着力强化村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切实提高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更好促进老百姓增收致富。要抓好方案的落地实施，强化力量统筹、过程管控和总结提炼，为全市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工作提供更多有益借鉴。

　　自2015年财政部公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分地区情况以来，四川、河南获得的资金量一直排在前两位。两省合计获得的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数额，通常占当年总数10%以上。2023年，中央给四川的转移支付预算为5882.5亿元，给河南的则为5095亿元。

　　高凌云说，美国官员时常在图书馆、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传递这类“信号”，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以较小的政治风险得到外界的较多关注。这凸显出目前中美双方缺乏合作交流相关的机制性安排。高凌云认为，通常来说，比较好的方式是通过定期的会议来推动进一步的交流，“但这需要美方把改善中美关系当作长期性的安排去推进，而不是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权宜之计。”

　　吕冰洋告诉记者，2000年之后，专项转移支付曾经占比较高，多在30%~40%之间，甚至一度达到44%左右的高位。专项转移支付自然有其优势，但弊端同样明显。“各个部门对口管理相应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导致资金使用管理碎片化，容易发生‘跑冒滴漏’。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按照项目分配，信息传递链条过长，在上下级信息不对称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损失。”

林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