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韩国对其国债下月加入全球主要债券指数抱有积极期望，但一些大型银行表示这次不太可能实现。

　　韩国副财长Kim Beom-seok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表示，自两年前韩国被列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的观察名单以来，韩国政府已建立必要的制度，并准备根据投资者反馈意见进行额外调整。

　　Kim在发表上述评论期间，已在两天之内带领团队与约10家全球性银行进行了沟通，争取在富时罗素10月8日公布决定之前进一步拉拢投资者。

　　高盛分析师在本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投资者必须获得韩国当局的免税待遇，因此在欧洲清算银行结算的投资者数量相当少。

　　Kim表示，韩国政府并未要求在欧洲清算银行的交易需要获得 免税待遇，投资者需求可能会在富时指数纳入韩国债券后得到改善。

责任编辑：王永生

林冠旭（记者 程建宏）09月17日,近日，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9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早在2014年，国家卫健委就发布了《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除香港、澳门和台湾投资者外，其他境外投资者不得在上述省（市）设置中医类医院”。但到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修订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医疗机构纳入限制类。之后的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再次明确，医疗机构的参与形式仅限于合资、合作。2023年，国务院发文，政策再次松动，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籍及港澳台医生在京开设诊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放宽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因此，对外商独资医院的开放更多是受到顶层设计的影响。在政策利好下，外商独资医院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将面临哪些挑战和机会？我国拟允许多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图/视觉中国高端市场不是唯一选项对外商独资医院来说，定位是最关键的，也就是目标客户是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从市场各方观点来看，普遍认为外商独资医院将定位高端，除了优质服务之外，高价药品和耗材等都是吸引患者的主要优势。不过，这只是基于过去二十多年中外合资办医的市场实践，并不代表外商独资医院未来真实发展的趋势。而且，在中国市场，外资医院中既有和睦家这样的高端医院，也有类似慈林医院这样扎根于县域以医保支付为主的医院。过去10年，中国医改进入了加速期，虽然政策聚焦点在公立医院，但随着以医保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的推进，对所有接入医保的医院都带来了明显压力。从药品带量采购到按病组（DRG）支付方式在全国推开，从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到医保基金监管强化，医保支付体系改革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很多非公医院长期能维持高净利率，主要原因是非公医院能有效规避内部人员的以药养医。但随着医保支付价格持续下降，药品利润空间明显收窄，导致原先的盈利模式出现较大的压力。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非公医院的技术能力并不强，其所开展的手术大都集中在常规疾病，DRG对其的冲击是强过大型公立医院的。而且，随着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的加快和医保基金强监管，部分原先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违规操作将面临监管的持续压力，这将导致部分非公医院的收入受到超出预期的压力。从这一角度来看，外商独资医院如果将医保作为主要支付方，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如果定位于高端非医保医院，更适合进行差异化竞争。但是，除开投资机构，真正有着丰富运营经验的外资医院其实在应对医保改革上已积累了较好的管理经验。无论是DRG还是药价改革，海外市场的医保改革已进行了三十多年。目前来看，在美国有40％的医院出现亏损，而在日本，亏损医院超过50％。在发达国家，真正能保持盈利并有意愿向海外扩张的医院在应对医保改革方面的经验更为丰富。因此，外商独资医院的定位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限定自身的发展战略，既可以进入为少数高收入人群服务的高端市场，也可以进入为大众服务的以医保为主要支付方的市场。图为医院挂号处 资料图如何避免局限性发展？如果要进入高端市场，市场很小，发展潜力有限，其局限性有三方面。第一，高端人数不可能出现爆发增长，高端市场早期从外籍外派人员市场做起，服务这批从国外来中国就业的高管和他们家属的医疗需求，配合的是高端医疗保险，但随着外资企业的本土化及外企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增加，外派人员成本也在增高，因此外派市场的发展逐渐放缓，最近几年这一市场表现出增长颓势，因此大部分高端服务已经转向本土人士的需求。第二，高端医疗机构的竞争者已经较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发展瓶颈非常大。第三，这类医院的服务能力局限在门诊和简单手术，真正复杂的治疗需要转诊公立医院。新进入的外资医院投资方必须考虑到高端市场的经验才能避免重走局限性发展的老路。而要进入以医保为主的市场，如何平衡成本与投入就很关键。从海外市场的经验来看，应对支付方改革带来的压力下，医院的主要应对策略有三点：在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地区发展优势专科，重点发展重症等有门槛的专科并加大人才投入，控制成本并寻求更低成本的商业模式。第一，要想维持并获得增长，医疗机构不得不集中在人口密集地区。一般来说，人口密集也代表着经济更为发达，经济发达才能提供更多工作岗位，由于高收入群体集中在人口密集地区，其缴纳的医保水平也更高，商保的购买能力也更强。因此，无论是需求还是支付能力，都是人口密集地区更强，医疗机构也才能获得更多增长的动力。所谓优势专科是指医院能建立起优质技术服务能力并能获利的专科。在日本，虽然儿科需求持续萎缩，但由于高龄产妇增加后导致新生儿重症增加，推动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建设，而医院如果具备相关能力，其所获收入是普通儿科治疗的数倍。因此，日本儿科医生的数量在近年来不减反增，但分布更不均匀，更集中在类似东京都这样的发达地区。第二，在DRG和价值医疗实施之后，支付政策偏向于重症，轻症的收入出现持续的下降。因此，发展急诊和转诊，获取相关的重症就成为医院的主要策略。以美国最大的营利性连锁医院运营商HCA为例，HCA的住院病人次中，3/4来自急诊室，而住院手术中，一半转自急诊室。可见急诊室对于HCA获取病人和手术的重要性。过去10年中，HCA的急诊室就诊量从2013年的697万人次增加到2023年的934万人次，年均增速为3％。第三，面对支付模式改革带来的精细化监管，有效管控成本是医院能否盈利的关键。成本主要分为人力成本和产品成本，人力成本控制并不容易，但药品和耗材等成本的削减较为容易实施，特别在集采和国家医保谈判的大趋势下，产品价格持续下行对医院控制成本会是助力。外商独资医院的最大挑战都是人才 资料图最大挑战是人才不过，无论是高端还是以医保为主的定位，外商独资医院的最大挑战都是人才。由于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价格差距较大，如果直接从海外引进顶级医生，医院的营收可能都无法覆盖成本。而从本地引入医生，虽然可能给予更高的阳光收入，但由于年资较高的医生更依赖于编制带来的各种隐性福利，外资医院的高收入吸引力并不强。医生的编制和体制内所提供的平台、名誉和品牌优势一直是私立医院难以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中国医生的品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医院，医院的金字招牌就是可信可靠的保证，医生在这样的平台中得到的不仅是病人的数量，更多的是建立自身招牌的方式，离开了这一平台，也就失去了这一最重要的吸引客源的因素。这一点会是除了薪酬之外，医生离开体制最大的考虑因素。从现有中外合资办医来看，更符合实际的模式是通过提供比较好的薪酬以及工作环境，并用与国际接轨的职业培训和再发展来吸引本地和海外的中青年医生，尤其是本地大医院的中低年资医生作为骨干，同时邀请大型公立医院的高年资医生通过多点执业来坐诊，并通过远程医疗的模式为国内的重症患者提供海外名医的二次诊疗等服务。事实上，纵观世界各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医疗服务始终是一个本地化的市场，当地最优质的医院一般都是在本地深耕多年的大型公立医院或私立非营利性医院。从这个角度来看，受制于优质人才的匮乏，外商独资医院在中国的发展将只是国内医疗服务市场的一个有益补充，更多是提供有价值的管理模式、理念和技术水平。（作者系医疗战略咨询公司村夫日记创始人）作者：赵衡编辑：杜玮

林冠旭（记者 李丰荣）09月17日,嫌犯58岁的瑞安·韦斯利·鲁斯当地时间9月15日下午，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他所拥有的位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时，险些遭到枪击暗杀。不过和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现年78岁的特朗普毫发无损，而嫌犯也很快就被抓到了，据公布的信息显示，他是现年58岁的瑞安·韦斯利·鲁斯（Ryan Wesley Routh）。疑似鲁斯被抓捕后的照片一张没有标注日期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疑似鲁斯被抓捕后的照片。根据马丁县警长威廉·斯奈德 (William D. Snyder) 的介绍称，当鲁斯被警方逮捕抓获时，他“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情绪”。斯奈德补充说，这名枪击嫌疑人“相对冷静”，并且“从未询问”他被拘留的原因。当局表示，鲁斯被发现时所驾驶的汽车，已经被联邦调查局扣押，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现场拉起警戒线据悉，鲁斯被发现时，特朗普正在打高尔夫球，而他距离特朗普所在的地方也就400多米。据特勤局的特工称，他们最先看到了灌木丛中伸出了一根步枪枪管，这使得他们朝嫌疑人方向射击，并开了数枪。随即特朗普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在事发后一个小时，这位第二次遭遇暗杀未遂的前总统报了平安，称自己“安然无恙”，同时也表示说“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我永远不会投降！”鲁斯是一名注册的民主党人据报道称，鲁斯是一名注册的民主党人，在北卡罗来纳州有着长期的犯罪记录，他经常发布有关政治的帖子，并自2019年以来专门向民主党候选人及其相关的活动捐款。鲁斯曾在今年4月末于社交媒体上抨击特朗普，宣称“民主已经在选票上，我们不能输。我们不能失败，世界指望着我们指引方向。”而这样的话语，和卡玛拉·哈里斯在竞选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很是类似。为此有特朗普的支持者指出，鲁斯重复哈里斯针对特朗普的极端言论并非巧合，“从这一点来看，这就是不可原谅的煽动行为。”鲁斯的儿子而在鲁斯被抓捕的消息确认后，鲁斯的儿子，现年35岁的奥兰·鲁斯也打破了沉默，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听说父亲有暗杀的企图。“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奥兰略带惊恐的说道，并且询问“我父亲被枪击或受伤了吗？”奥兰毫不客气地表示，他的父亲和“每个理智的人”一样，讨厌特朗普。同时也补充说，他本人也不喜欢特朗普。尽管美国媒体在报道中称，鲁斯有着长期的犯罪记录，但奥兰却称自己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暴力的人”，并且不相信他的父亲会去针对特朗普。“他是我爸爸，据我所知，他只收到过几张交通罚单，”奥兰说道，“这太疯狂了。我了解我爸爸，爱我爸爸，但这和他一点都不一样。”此外奥兰声称自己并不知道父亲来到了佛罗里达州，他以为他在夏威夷，和相恋多年的女友住在一起。不仅如此，奥兰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拥有枪支，“我从来都不知道他还有枪。”

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电动车出口出现摩擦，图为港口 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晓林 在持续的高层斡旋中，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电动车出口摩擦同时迎来最新进展，也是非常不乐观的进展。其中，欧盟拒绝了中国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美国则坚持此前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市场两扇门都关上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9月1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这场硬仗不好打。从欧美最新表态来看，美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重税在意料中，欧盟的决绝却有点让人意外。按照欧盟此前的表述，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主要缘于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因巨额补贴被人为压低，“扭曲了欧洲市场”，损害了欧洲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照此逻辑，中国车企愿意提高价格应该正中下怀才对。但欧盟似乎并没有认可这份诚意。欧盟为何拒绝中国的价格承诺？撇开涨价幅度是否让其满意不谈，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价格争议更像是一个幌子。“中国电动车可能带偏欧洲汽车市场的节奏，从欧洲手中夺去对全球汽车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才是欧盟真正的不满之处，在此基础上，欧洲更忌惮由电动车带来的中国竞争文化的输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不可能给中国电动车任何成为“鲶鱼”的机会，反补贴关税协商的空间并不大。美国亦然。综合公开披露的谈判细节，以及欧盟、美国从6月以来与中国之间的较量可以推断，中国电动车企业应该放弃对“双赢”结果的幻想了，抓紧制定新的合规出海方案，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需要艰难开拓的高壁垒出海时代。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图为车展 资料图价格谈判空间很小根据中国机电协议披露的细节，在欧委会终裁决定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最终反补贴税后，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本案特点和欧委会以往承诺实践，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并符合欧方提出的与征税同等效力、可执行和可监管的要求，同时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欧方既未与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据汽车海外技术合规联盟旗下信息平台艾科森环境技术透露的消息，欧盟方面坚持认为，经过数月的调查，公共资金遍布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使欧洲企业面临遭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根据品牌及其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在现有的10%税率基础上，对中国电动车企业额外征收7.8%至35.3%的关税。这一额外关税的制定标准就是缩小欧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差距。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的缩小与欧盟竞争对手之间价格差距的提议，欧委会方面认为，这一巨大差距是北京方面向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投入巨额补贴的直接结果。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企业可以利用它来提高价格并控制出口量，以避免反补贴关税，而这类关税是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后可能很快会面临的。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价格承诺提议不能消除“调查中发现的补贴”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价格承诺也不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至于中国车企承诺涨价多少、如何监管，以及欧盟所说的“有害影响”是如何界定的，现在都未有公开披露。但最浅层的逻辑是，中国车企承诺提高电动车价格、减少出口量，所改变的只是未来中国车企短期内收入的多少。而反补贴关税是一种惩罚性甚至带有追溯性的措施，其实施后不仅会带来和价格承诺同样的后果，还会弥补欧洲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是：在缩小中欧价格差距和消除有害影响上，中国的价格承诺必须达到和反补贴税同样的效果。很显然，这是直接封堵了从商业贸易角度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迎接高壁垒时代欧洲一直是全球汽车业的高地。自中国汽车有出口能力以来，进军欧洲一直被定位为难度很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今遭遇壁垒并不意外。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注定会到来的一战。从欧盟此次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税调查的一系列操作和态度来看，欧盟口中的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指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车瓜分了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还包括由此可能带来的汽车业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另一个层面，快速更新迭代的中国电动车，浸润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现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内卷”便是这种文化内核的集中外化。而这些也将对欧洲“抵制过度竞争”的商业传统带来冲击。图为中国国旗和欧盟旗帜 资料图因此，反补贴关税的最大目的是阻止中国“鲶鱼”搅动欧洲和美国延续多年的竞争规则和节奏，给本土制造业争取追赶中国汽车业的时间窗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预测到，以正常的商业手段来改变欧盟决定的机会很小。有评论认为，当下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政治层面寻找，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成员国将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这也是最后一线生机。因为反补贴关税一旦实施，受影响的除了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有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诉求和经济发展，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德国几大车企集团已经对反补贴关税表达了多次反对意见。这些企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来自中国市场，承受不起中国反制所带来的后果。其次，欧盟对“中国造电动车”无差别抵制，也将影响到德国车企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计划。近日，大众汽车旗下西班牙品牌CUPRA（库普拉）品牌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按计划正式对CUPRA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21.3%的进口关税，该品牌将会“被淘汰出局”，也将使他的公司“陷于危险境地”，最终影响到欧洲减碳目标进程。CUPRA目前在中国投产了纯电动车型Tavascan（塔瓦斯坎），负责生产的是大众在华控股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该车不在中国销售，专供出口欧洲。西亚特品牌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欧洲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Tavascan价格来弥补由反补贴税带来的新增成本是不可能的，将投资巨大的中国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为了符合减碳目标，CUPRA将不得不降低燃油车销量。与本国汽车品牌的诉求呼应，此前支持反补贴税的西班牙政界也开始改变态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之后，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站在了同一阵营，呼吁欧盟放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西班牙的态度转变让欧盟的决定失去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中国企业而言，现在不能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层斡旋和谈判上。做好最坏的准备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和北美两大市场势在必行，国内的消费拉动力已经难以匹配不断扩大的汽车业产能和发展计划。更直白地说，虽然一再刺激，但购车需求有限，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而不断加剧的价格战也让车企盈利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合规底线之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被催生。其中，高调、直接的整车出口，需要变为更具策略性的具有长期主义的出口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有两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电动车必须走出去才能活下去，二是汽车全球化的融合是无法阻挡的。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刘晓林，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