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的矿产、能源、教育和旅游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两国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合作前景广阔。”澳大利亚澳中人民友好交流协会会长田飞在堪培拉参加由华侨华人自发组织的欢迎活动后表示，路边的红色条幅、热烈的击鼓表演传递着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对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友好的期盼。
6月17日，中澳签署战略经济对话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重启战略经济对话，聚焦战略性、前瞻性经济话题，促进双方沟通交流，推进务实、有效经济合作。对此，澳大利亚悉尼上海商会会长卞军表示，此举将持续增强两国企业加大投资的热情和信心。
“我们商会每年都组织成员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了解中国市场的最新动态，把握行业趋势。近年来也积极推动两国青少年的交流活动，帮助华裔青少年到上海寻根，探寻城市历史，也走进企业感受科技魅力。”卞军说，华商作为桥梁纽带，应尽最大努力推动两国的经济交往和人文交流。
6月17日，中国宣布将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澳中企业家俱乐部主席袁祖文表示，手续的简化将为两国游客提供更多便利，推进人文交流不断发展，也为旅游、商务考察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更多可能。
袁祖文称，中国与澳大 利亚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同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在全球经济和区域合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从事教育行业多年的澳大利亚西澳广东同乡会暨总商会会长蔡嘉毅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教育合作带来机遇。“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在中国有着良好声誉。我将继续关注留学与交换生项目、教育机构合作、在线教育和技术应用等领域，帮助中国留学生更好融入当地。”
澳大利亚中文教师联会主席李复新表示：“近年来，随着‘中文热’的不断升温，学习中文的人数也在持续增长，他们希望通过语言学习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
火星车也是他们的航天作品之一。王印和团队设计的火星车有六个轮子，每个轮子都带电机，最前面的两个遇到障碍还能抬起来翻越。原料还是身边的零碎物件，雪糕棒、竹签、瓦楞纸板、玻璃珠，十几个小时之后，成品诞生。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好先由中央科技委对国家科研机构进行定位优化，明确要在哪些领域增加稳定支持，“一定不能盲目、轻易地去增加稳定支持”。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黄智贤告诉谭主，更可贵的是大陆的高铁技术自有，可以输出。台湾却完全没有技术，处处仰人鼻息。“只要记得台湾高铁那一页荒唐史，就会知道，背后百姓的辛酸泪。”
苏纳克政府上台后，似乎有意对此踩一脚刹车，这个意愿也体现在克莱弗利的演讲中。苏纳克的新综合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中国称为“划时代的挑战”，而不是前任特拉斯定位的“威胁”，这也算是一种理性回调，虽然比较有限。
李怡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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