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1月27日电 题：为什么要从东亚视角看中国？

　　——专访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白永瑞

　　作者 李秋莹 许婧

　　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开幕式上公布了2023中国学贡献奖获奖名单。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当代韩国东洋学代表人物白永瑞是三名获奖者之一。

　　如何与中国历史研究结缘？为何要站在韩国、东亚的角度看中国，让中国呈现更多元的面貌？中新社“东西问”在会议期间专访白永瑞，就此展开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能否介绍下您如何与中国研究结缘？为什么要研究中国？

　　白永瑞：我是在1972年考入大学东方史系。当时，中国和美国开始和解，受此影响，韩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不过，那时正处于“冷战”时期，生活在“分断的韩半岛”南侧的人们，因为无法直接接触中国大陆，所以就只能发挥“半国”的想象力，通过非常有限的信息去了解中国。

　　1992年中国和韩国正式建交后，两国人员、知识、物资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以东亚为区域的地区性思考和实践也成为了可能。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提倡“东亚论述”，并从东亚视角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后来，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分析现代中国变化发展的轨迹上，并将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进而发现东亚各国之间的相关性。

　　目前韩中建交已三十多年，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都能切身感受到全球性大转折的局面已经到来，但未来还将面临很多带有不确定性的复合型危机。所以，现在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局限性进行根本思考，并由此摸索出文明转折存在哪些可能性。

　　中新社记者：中国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它为什么日渐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白永瑞：这是一个学术性问题。简单来说，汉学的缘起可以说是从欧洲开始的，欧洲学界以人文学为中心，研究传统的中国古典文明或古典文化，它主要被称为汉学。例如很久以前开始，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研究，这些就是汉学。

　　与汉学不同，中国学原本是美国学界传播的区域学，即Area Studies的一部分，不是研究中国的任何特定地区或地方。这意味着，与以人文学为中心的汉学不同，中国学依靠社会科学方法论，将世界分为几个地区、文明、国家单位，通过跨学科间的合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做出研究。如东亚学、东南亚学、非洲学、中国学、韩国学等。

　　现在新的中国研究，每个国家更多使用哪种表述是有不同的。但大多传统时代的汉学研究也逐渐转向了面对当今的研究，欧洲的中国研究正在变化，在美国，有关中国地域的研究，如对地方文化、社会的研究也经历同样的变化。一言以 蔽之，今后的中国研究不再区分传统时代和近现代，而要进行统合研究，这就是新近流行的广义概念的中国学。

　　这次会议的主办方，使用了“世界中国学”这个概念。目前全世界都对正在进行的中国学予以关注，与其说“世界中国学”是一个特别的学术概念，不如说是一个为表达这份关注而使用的概念。

　　中新社记者：获得中国学贡献奖对您意味着什么？未来您有什么工作计划？

　　白永瑞：非常感谢世界中国学论坛关注并聆听我想通过研究成果所传递的些许拙见。获得这项殊荣，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也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去进行反思。

　　我原来的研究计划，主要是从韩国思想和历史经验的角度，来重思中国历史，这是我重要的目的。近来，在回顾自己的过往研究后，我又增加了新的研究主题：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中国”，而世界正面临全球性大转折，因此我打算以“批判性全球本土主义”的视角，从比较和联动的角度去思考中国问题。

　　中新社记者：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近现代东亚文化认同和中、日、韩的亚洲观。您是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

　　白永瑞：从文明层面来探讨，我喜欢中国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包容力和融通能力。在古代朝鲜时期，那时的文人称当时的中国有两个称谓，一个是“大国”，一个是“上国”。

　　为什么会称之为“大国”？这是从物理性层面，从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方面看，它是一个大国。然后“上国”是从文明的角度为出发点，在文明的普世性方面，它是一个上位的国家，所以把它称之为“上国”，这在今天也仍值得研究。

　　我认为，在中国学术界当中，有两个很热闹的学术课题，一个是“朝贡秩序”；另一个是“天下主义”。这些课题能够让公众更为正确地了解在传统时代，中国是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的。比如说“朝贡”，对于中国和朝鲜来说，双方都有自己的目的。当把双方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时，更容易接近真实的历史。

　　中新社记者：在您中国学研究的核心观点中，比如“批判性中国研究”“作为制度的中国学”等概念，对于中国读者是比较新鲜的，能否介绍下这些概念？

　　白永瑞：“批判”是指跨越制度内外的学问取向，即“批判性运动”，换句话说，“批判性中国学”是兼具批判性和运动性的学术活动，它批判性地介入(中国和本国的)现实，选择社会中那些具有现场感的课题作为学术议题，再将学术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之中。

　　它需要两个认识框架。一个是双重周边视角。就是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中展开，被强迫走非主体化道路的东亚，这个周边的视角，同时是东亚内部等级秩序中被压抑的周边视角。第二个是用全球本土化的视角重构中国学。

　　中新社记者：中国历史研究上，东亚学者有哪些不同视角可彼此借鉴？

　　白永瑞：我希望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东亚学者能够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例外主义”的二分法，提供其中间的视角，即“中道”，对于双方来说，是如同照镜子一般地研究、借鉴。

　　东亚有时会被缩减成东北亚，只包括中日韩三国，有时也会扩展到东南亚，成大东亚地区。国与国之间有共通点，同时也有差异性的部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去分析、研究出在共通的文明资产里，哪些可以关照到现实生活，能够对现实中的地区改革与发展有所帮助。

　　我希望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社会在走向“另一种普遍文明”的过程中，能够互相尊重彼此积累至今的思想和生活经验。对于这些“资源”，需要我们从各自的切身感受出发，加以批判性地探讨。因为只有我们不断探索，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这些“资源”才能成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动力。(完)

　　受访者简介：

　　白永瑞，现为延世大学荣誉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历任韩国现代中国学会会长、韩国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还曾任韩国《创作与批评》主编。现任韩国细桥研究所理事长，其多部编著和译著，多以韩文、中文、日文、英文发表。

　　他于2018年正式退休后，在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开设特别讲座，同时将更多精力放在从东亚视角分析中国崛起这一全球性课题，尤其对通过借鉴韩国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重新解读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