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旨在吸引国际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的艾尔霍巴特村生态旅游计划启动。一栋栋村民住宅经过修复成为民宿或特色餐厅，村里建起小型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古商道上运输茶叶的木箱、柏柏尔人游牧时的帐篷以及房屋买卖文书等展品。博物馆一层设有手工作坊，当地妇女在这里编织头巾等特色手工艺品。这些手工艺品会由发展协会统一收购和销售。记者在这里见到40多岁的当地妇女艾莎，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以前村里没有工作机会，家里收入很少，如今我织头巾一个月能赚3000迪拉姆(1摩洛哥迪拉姆约合0.66元人民币)。”

　　“成绩是次要的，”刘晓晖说，“重要的是现在梦想已经实现了。”

　　产业经济咨询机构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也认为，出境游业务重启会很快，但要想恢复到疫情前状态还要更长时间。“到今年‘十一’假期，出境游能恢复到疫情前的60%~70%，就已经非常乐观了。”

　　“在县供销社等各方力量帮助下，我们的鲜花产品产销两旺。”大棚基地负责人于孔亭介绍，基地建有200平方米风冷低温储藏库，通过品质分类，将鲜切花进行分拣，根据客户需求形成订单，通过低温冷藏车进行发货。目前已初步形成集生产、分拨、仓储、配送等于一体的完整冷链物流体系，有力提高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3、在证明方式上，在固定参赌人员的前提下，对赌局采取整体与具体、概括与精准相结合的证明方式。首先，必须选择由固定的参赌人员参与的赌局，将这些赌局作为赌博受贿的认定事实，确保赌资始终处于内部封闭循环的状态，即其他参赌者输钱的数额必定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赢钱的数额。比如，国家工作人员一般固定与甲乙丙三名请托人打牌，大约打牌40场，此外，由于偶尔丙有事，老板丁代替丙，与国家工作人员和甲、乙四人打牌约3场，此时，应将赌博受贿的认定范围框定于仅由国家工作人员与甲乙丙三人参与的牌局，确保甲乙丙3人在上述40场牌局中输的钱恰好等于国家工作人员赢的钱。对于丁参与的3场牌局，由于有丁的存在，甲乙输的钱不完全等于国家工作人员赢的钱，因此不将该牌局纳入计算受贿数额的范围。其次，由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参赌者、证人，围绕参赌人员、赌博方式，赌博的大致时间、地点、频次、总体输赢，以及单次赌局的大致持续时间、输赢情况等内容进行整体交代，这些言词证据往往相对笼统、概括，不够精准，缺乏具体细节。在上述证据基础上，围绕参赌者均能回忆起来的几场单次赌局(如打牌时间为特殊节点、赌博中有突发情况等)，由参赌者详细讲述具体牌局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赌资大小和单次输赢金额，并尽量调取其他相关证人和外围客观证据进行补强。最终在证据上，形成整体与个别、笼统与精准、概括与具体，以及参赌者交代与证人证言、言词证据与客观证据相互结合、互相支撑的证据体系。再按“取最小值”原则，认定赌博受贿的事实和具体数额，此种方法既满足了刑事犯罪证明的最低标准，又最符合“无通谋型赌博贿赂”客观实际情况。(艾萍)

　　此外，各地旅游主管部门也频频出招，引导游客分流。例如，上海推出超过500项新春文旅活动，引导半数游客前往当地文旅新空间游玩消费，避免传统热门景区游客扎堆；重庆的中心城区、渝东北、渝东南分别推出观光休闲演艺游、三峡人文风光游、民俗康养生态游，各有侧重，既有利于差异化发展，也能均衡客流。不少旅游平台还推出当地向导服务，由资深旅行者带队，带领游客前往更多传统旅游行程中未涉及的点位，感受当地特色文化，体验“当一天本地人”。

林玮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