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讲述:《坡芽歌书》是这样被发现的

来源: 慧聪网
2024-07-01 22:14:26

  中新网昆明6月29日电 题:亲历者讲述:《坡芽歌书》是这样被发现的

  作者 玉浩洋

  6月28日,中国新闻网等平台播出的民歌大观第23期“今生命好才相会”云南经典民歌音乐分享会,对《坡芽歌书》这一流传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壮族地区,以原始的图画文字将壮族民歌记录于土布上的 民歌集给予关注。

  7月15日,这一远古画布上的天籁之声,将在香港2024世界青少年合唱节上响起。

  “坡芽歌书,文字之芽。”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中国语言学家周有光如是评价《坡芽歌书》的文化价值。

  作为《坡芽歌书》的发现人之一,《中国富宁壮族坡芽歌书》一书主编刘冰山主导了《坡芽歌书》挖掘、整理、翻译的全过程,也见证了《坡芽歌书》走上音乐文化交流的国际舞台。

  刘冰山介绍,《坡芽歌书》是一次文化普查的“偶然”发现。2006年2月,借壮族文化电视系列片《丽哉勐僚》到富宁拍片契机,富宁县对壮族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普查。时任中共富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产办主任的刘冰山受县里委托,和同事黎盛根、李宁三人,陪同为《丽哉勐僚》配乐的许六军(时任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部长)到坡芽村采录壮族民歌。在村民农加兴家中,调查组发现一张32开大小的纸张上画满了各种奇特的图案。农加兴说,这是“一本”歌书,共40首;完整的歌书其实是一块宽约一尺、长二尺余的土布,由同村的歌手农凤妹、农丽英保管使用。

  在这块布上,画着81幅图画,每一幅图画代表着一首特定的山歌,图画根据每首歌中用以表情达意的主要物象绘制而成。两名歌手自述,该图画传自其祖母。农凤妹说,小时候学唱山歌,村里的老一辈便手把手在地上教她们画图画以帮助记忆,久而久之便深入心中。看到一幅画,就可唱出一首歌;每唱一首歌,脑子里也会现出一幅图画,以这种方法代代相传。

  《坡芽歌书》的发现,亦在学界引起不小反响。2006年7月,由时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的黄建明,时任云南民族博物馆副馆长的普卫华等一行四人组成专家考察组,经反复论证后确定:这81个符号基本具备了文字性质,一是形固定;二是音固定,但这音不是一个字音,而是一首歌;三是义固定,且内涵丰富。

  考察组还认为,《坡芽歌书》是云南省民族文化遗产中可以与东巴文化交相辉映的宝贵民族文化资源,是中国活着的图画文字之一,将填补壮族没有自源性古老文字空白,具有很高的研究、认识和开发价值。

  2007年5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有关专家认定《坡芽歌书》所使用的符号应定性为图画文字,是壮族劳动者智慧的体现,是中国文字宝库的珍贵资料,值得加以保护和研究。

  自《坡芽歌书》被发现以来,文山州和富宁县以保护为先,先后开展其挖掘整理、翻译出版、著作权、商标注册申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申报等一系列工作。2007年7月,国家版权局正式授予富宁县《坡芽歌书》著作权属;2009年,《中国富宁壮族坡芽歌书》正式出版发行;2011年5月,《坡芽歌书》被列入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传承人农凤妹被列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2009年8月,“坡芽山歌”走出山寨,参加云南省青歌赛。2010年,宛如天籁的歌声在央视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舞台上征服全国观众。2012年,坡芽歌书合唱团组建,用多声部无伴奏合唱再现壮乡生活。合唱版“坡芽故事”在2013年11月的首届世界华人合唱节上亮相,后又走出国门,唱响美国夏威夷,开启世界之旅。2014年11月,坡芽歌书合唱团参加首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巡演活动,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2024年6月中旬,坡芽合唱团惊艳亮相澜湄活动周开幕式。如今,“坡芽文化”已成为一张以声乐为主的云南民族文化精品名片。

  刘冰山认为,《坡芽歌书》能走出山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是文山州和富宁县打造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成功案例之一,也是打造“坡芽文化”的艺术家们求真求变、大胆创新、精心创作的成功案例。未来应继续挖掘这一艺术宝藏,利用新技术、新媒介创作出更多、更优、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进一步打响这张文化名片,推动当地文旅融合。

  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究所研究员梁越表示,在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有着与中国相近的稻作文化“那”文化,借助东盟博览会、南亚博览会等国际交流交往的平台,歌谣文化以其民间亲和力,往往能成为与其他国家民间联系的情感纽带。希望《坡芽歌书》等壮族文化能够紧抓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大好机遇,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完)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2021年8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今年4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题为《纠治靠粮吃粮》的报道称,对涉粮腐败问题线索开展大起底,一大批粮仓“硕鼠”“蠹虫”被严肃查处,其中包括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徐宝义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务锋2名中管干部,40余名厅局级干部。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非要学重庆,人家重庆市两边有山,地形复杂,上海都是平原。”一位网友表示。还有人担心,“这个跨度真的实现得了吗?”“台风天怎么办?”

  周忠和表示,基金委还应扩大面上项目的资助率和资助强度,其单项资助强度曾一度达到八九十万元。近几年,基金委资助资金的总池子逐年扩大,但面上项目被其他各类项目所稀释。2021年,基金委面上项目总资助金额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拨款的49.3%,十年前,这一数字能达到66.5%。

  “因此,在‘入口’处的基金委在资助时如果过度强调目标的清晰性,则容易导致项目前瞻性不够,相当于喇叭口一开始就收得非常小了,但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喇叭口。”穆荣平说。

程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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