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锋

　　近日，一辆某品牌汽车在广东清远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在网络流传出的视频、照片中，事故车辆车顶几乎被完全掀开，A、B柱疑似出现断裂。事发后，所涉品牌汽车官方账号公布事故相关视频称，结合车辆后台数据初步分析，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未开启辅助驾驶功能，碰撞前3秒，车速达178公里每小时，驾驶员采取制动措施，最终以96公里的时速追尾前方卡车，钻入卡车下方后冲出道路。(12月28日《法治日报》)

　　在交警 就此次事故发布官方信息前，所涉品牌车企抢先一步，通过文字描述和公布行车记录视频方式，对车辆碰撞事故发生时的情况进行说明，就是要用详细的行车信息证明事故的肇因是超速等主观因素。车企此举旨在维护企业信誉和形象，回应社会的质疑，化解消费者的忧虑，本质上是在进行“事故公关”。

　　“知情同意”“最小必要”是我国法律确立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中央网信办、发改委、公安部等五部门发布的《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明确：敏感个人信息，是指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可能导致车主、驾驶人、乘车人、车外人员等受到歧视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车辆行踪轨迹、音频、视频、图像和生物识别特征等信息；汽车数据处理者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国家鼓励汽车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倡导汽车数据处理者在开展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中坚持车内处理原则，除非确有必要不向车外提供。

　　车企获得车辆的行车记录信息，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云端，二是用户端。如果信息从云端收集，车企应就相关信息上传云端以及公开行车记录信息取得用户的授权；如果信息从用户端收集，车企应说明从用户端收集并公开行车记录仪数据，是否获得用户授权。

　　不论车企通过哪种方式擅自收集并公布车主的行车记录等信息，都涉嫌触碰了法律底线，侵犯了车主的个人信息权、隐私权。如果车企确实存有信息侵权行为，且给车主等人造成了损失，车主等权利人可要求车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经济赔偿等民事责任，也可根据双方约定要求车企承担违约责任。

　　相关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消保组织等有必要以信息侵权问题或潜在的信息侵权风险为导向，进一步细化车企、车主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义务，明确车主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和标准，拉出车企收集、使用车主行车信息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划清车企收集使用车主行车信息的边界和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