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中秋节，也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综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今年中秋虽然夹在暑期与国庆长假之间的“出游淡季”，但预订量仍超年内其他为期3天的小长假。

　　飞猪数据显示，2024年中秋假期旅游预订总量较元旦、清明、端午假期均显著增长，是年内三天假期的最高点。其中，境内游人均预订量比端午假期增长5%，出境游人均预订量与端午假期基本持平。

　　从旅行方式来看，中秋假期中短距离的“微度假”增速领先，省内跨城、邻省跨城的高铁游、自驾游增势尤为明显。飞猪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国内租车预订量比端午假期增长31%；国内酒店预订量更是远超2019年同期水平，其中高星级酒店、特色民宿占比高达六成。

　　途牛的报告也显示，中秋假期2-3天的自驾 游、高铁游是周边游用户的主要出行方式。中秋假期周边游用户中，近76%的用户选择了2-3天的出游行程，其中，2天的出游行程是更为热门的选择，出游人次占比达42

　　从旅客结构来看，去哪儿的报告显示，相较暑期，中秋假期探亲群体占比增长较明显，旅游占比减少。从年龄来看，亲子游、银发族群体占比明显回落。更多“打工人”选择回乡探亲，或是短途周边游。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肖鹏表示：“对于价格敏感型的年轻人来说，双节临近，往往只能出游一次，因此中秋节旅游市场以周边游为主；从价格来看，中秋‘请三休八’、十一回家显然更便宜，但并不是打工人都有条件请三天假，中秋回家，在返工路上抢十一火车票的情景更常见，‘打工人’需要更多假期。”

　　年轻人县城“追月”带动多地文旅订单量翻倍

　　从游玩方式来看，今年中秋节传统民俗备受欢迎。

　　飞猪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赏月游、赏灯游的搜索热度同比分别增长61%、267%，北京园博园“京彩灯会”、上海南翔国潮大会、成都武侯祠拜月祈福仪式、武汉江滩烟火秀、西安大唐芙蓉园中秋限定大巡游等主题活动成为中秋假期赏月游、赏灯游热门景点。

　　携程报告显示，在中秋假期，赏灯会、观赏烟火、泛舟赏月、汉服游园等富含传统文化元素的活动成为了游客的热门选择。以武汉为例，举办了阔别十余年的大型烟花秀，使得中秋期间当地主题游订单量较端午增长20%。此外，北京、广州、南宁、昆明等地举办的灯会亦吸引了大量本地和周边旅客，假期间的搜索热度较端午均呈现双位数增长。乌镇重现“走月亮”习俗，游客可穿着汉服提灯走桥、月下畅游，周庄古镇推出灯彩主题游船，拈花湾推出戏剧生活节……上述景区中秋假期门票订单量较端午增长了18%。

　　与此同时，年轻人去县城“追月”也带动多地文旅订单量翻倍。

　　江西宜春市的明月山，因有着亚洲落差最大的奔月滑索和“江南第一高山湖泊”的月亮湖，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追月”之地。美团数据显示，9月以来，宜春市中秋节期间的文旅预订单量同比上涨326.9%。 “奔月滑索”关键词评论量较去年同期上涨3倍，“月亮湖”增长48.98%。

　　广东惠东县的双月湾，也在今年中秋前夕迎来一波热度。“中秋节没到，房间就已经被预订了一半，门店还特地为游客准备了赶海和赏月的装备，在点评上更新了页面和攻略。”双月湾扎南班卡酒店的黄经理表示。美团数据显示，9月以来，以“惠州双月湾民宿”为关键词的点评搜索量同比上涨227.2%，中秋三天酒店民宿预订单量同比增长229.9%，下单人群中，20-30岁的用户过半。当地相关海景民宿老板表示，“上半年节假日订单量就很大，这几天来询价和预订的顾客也比去年中秋多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秋，《黑神话：悟空》游戏带来的古建游览热潮同样令人瞩目。

　　携程数据显示，山西省作为全国现存古建最多的省份，中秋假期租车自驾游订单较端午增长了16%。大同、忻州、朔州等地旅游订单较端午假期分别增长14%、20%、40%。

　　此外，不少节日出行的旅行者，也希望体验空中赏月的乐趣。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中秋节期间，夜间起飞的“赏月航班”相关搜索热度较上周增长97%。

　　十一火车票已开售，杭州人提前放假出行不挤不贵

　　另一方面，中秋假期恰逢十一火车票开售，从多家平台的车票预约情况来看，今年十一旅游市场依然火爆，假期前日、首日多车次车票已售罄。

　　9月16日，国庆假期前一天即9月30日出发的火车票开售，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北京—西安、北京-哈尔滨、上海-洛阳、北京-洛阳、广州-长沙、广州-贵阳等热门线路车票在开票后1小时内即告售罄，热门线路中以北京、广州、深圳、上海等中心城市出发的车票最为紧俏，其中出发及到达城市中，北京均位列第一。

　　去哪儿的数据显示，热门短途线路为重庆-成都、天津-北京、上海-杭州、成都-乐山等；热门长途线路为北京-长沙、北京-武汉、上海-广州、广州-重庆等。

　　去哪儿的报告指出，根据往年经验，火车票开售即是国内机票预订启动。在去哪儿平台上，截至9月16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同比下降近二成（由于2023年十一假期有8天，同比维度为9月28日至10月8日，下同），但仍处于高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预计，机票价格仍有下降空间，从大城市飞往旅游城市的航线，经济舱5-6折即可购买；航班较多的公商务航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之间的航线）4折左右即可购买；少数冷门旅游航线，如直飞大理、丽江等，航班、座位有限需要尽早购买。若无明确目的地，可考虑在假期前两日捡漏。

　　去哪儿的报告显示，十一假期首日和前一日的机票价格较高，节中价格较低，不少旅客选择错峰出游节省成本。同程旅行的数据也显示，热门线路9月30日和10月1日出发的机票票价相对较高，假期最后一天飞往一线城市和重要中心城市的机票均价将达峰值。

　　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城市不同，很多杭州旅客的十一假期从9月28日开始。由于今年杭州主城区的中小学生9月29、30日放秋假，可以连同前一个周末拼成10天假期。在去哪儿平台上，十一假期首日及前一日，杭州位列机票预订量第八位，9月28日、29日则位列第六，国际机票预订量上升至第四位。此外，秋假期间，杭州本地博物馆、浙江周边景区也各有增长。也有不少旅客选择先休息再出游，或是探亲旅游两不误，主打一个“自由”。

　　从价格来看，以杭州-昆明的早班机为例，10月1日1746元，9月29日仅1221元，价格便宜了三成左右。假期首日紧俏的火车线路，29日仍有余票。秋假可以平抑出行高峰，国庆出行不挤不贵。

　　“大多数家庭能不能旅游、去哪儿旅游，往往取决于上学的孩子。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历来都是旅游旺季，扎堆出游既抬高成本又影响体验。从杭州的情况可以看到，放秋假确实对旅游市场有带动作用，并为家长减轻负担，建议全国推广。”肖鹏说。

责任编辑：王其霖

刁佑正（记者 许家铭）09月17日,�

刁佑正（记者 杨皓书）09月17日,（原标题：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