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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利来发文禁止员工驾乘摩托车,被质疑“管得太宽”
企业行使用工自主权,合规边界在哪里?
专家认为,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发布用工指引、典型案例等,明确用工管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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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好利来发布通知禁止员工驾乘摩托车引发热议。专家认为,该通知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内容都不合规。还有专家表示,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应在法律法规、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框架中行使,建议有关部门发布相关指引,加快完善相关法规。
9月14日,社交平台上流传一张好利来禁止员工在任何场合驾驶或搭乘摩托车的通知截图。该通知强调,如果有员工仍私自驾驶或搭乘摩托车,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9月16日,好利来客服人员表示,发布上述通知是出于员工安全考虑,公司并没有因此解雇任何一名员工,后续将用更平和的方式与员工沟通。
此通知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质疑好利来“管得太宽”“干涉员工私生活”。对此,多位劳动法专家、律师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该通知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不合规,对员工也不产生约束力。那么,企业行使用工自主权的边界在哪里?如何防范企业滥用用工自主权?
用工管理不能“越界”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程序角度来讲,用人单位不可以单方面制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则。如果想要出台有效的解除规则,得依法制定规章制度。
根据现行法律,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方为合法有效:一是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二是制定过程需履行民主程序,三是向劳动者进行公示或者经劳动者签收。如果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就不合法,以此为依据开除员工自然也就不合法。
“从内容层面来看,用人自主权虽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的基本权利,但必须在法律允许范畴之内,避免权利越界以及滥用。劳动者下班以后,其交通出行方式和个人生活,属于私人自主的范畴。”沈建峰表示,用人单位的手不能伸得太长,超越用工管理的界限,干涉私人生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炜衡劳动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姚均昌告诉记者,虽然好利来发布此通知是为了员工的安全着想,但是公司对于工作之外的事情,不宜管得过宽。
“针对驾乘摩托车可能存在的交通安全风险,公司可以从安全的角度对员工进行善意提醒。但对于员工非工作时间的行为,只能作倡导性规定,不能强制。此外,解除劳动合同作为对员工最严厉的惩戒措施,企业更是应该审慎使用。”姚均昌表示。
类似案件法院已有判例
“员工上下班途中骑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会给企业带来一些风险,但不能据此就干预员工上下班的方式,甚至禁止员工在任何场合依法驾乘摩托车。这个通知反映出当前个别企业用工管理方式过于简单粗暴,不顾及员工的感受和利益。”沈建峰说。
事实上,关于企业禁止员工乘坐某类交通工具,否则将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关判例。
记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7期曾登载这样一个案例:江苏苏州一家科技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不允许乘坐‘黑车’,违者以开除论处”的决议。一天,科技公司员工张某乘坐一辆“黑车”前往公司宿舍区。后科技公司向张某发出离职通知单,以张某乘坐非法运营车辆为由与张某解除劳动合同。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乘坐“黑车”行为发生之日正值其休息之日,劳动者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行为,科技公司不能以生产经营期间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员工休息期间的行为。单位职工乘坐何种交通工具上班是职工的私人事务,用人单位无权作出强制规定,如果劳动者确有违法之处,也应由行政机关等进行处罚。因此,科技公司因张某乘坐非法营运车辆而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按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向张某支付赔偿金。
“这个司法案例再次说明,用人单位行使用工自主权应坚持公平合理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当员工的个人事务不在工作 时间、工作场所、不涉及利用公司资源和触及公司利益时,用人单位无权进行管理。”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劳动法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洪桂彬说,与之相对的,企业管理边界以外的个人行为,需要员工自行承担风险和损失。
如何防止企业滥用用工自主权?
要求员工下班后必须回复工作微信,规定患脂肪肝不能录用,让员工长期去外地出差或派到异地办公、变相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地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一些企业滥用用工自主权的行为时有发生,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
“为了保障有组织生产的进行,法律赋予了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但这一权利应依法行使且不可滥用。用人单位行使用工自主权必须合法,同时还应受到合理性控制,否则可能会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沈建峰说。
“用人单位滥用用工自主权现象频发,与我国劳动法律体系中对用工自主权的相关规范不完善以及理论研究薄弱有关。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关于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行使和限制的一般规则。同时,没有关于用工自主权合理性控制的规则,也没有规定滥用用工自主权的法律责任,这使得用人单位违法违规成本较低。”沈建峰说。
沈建峰认为,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应在法律法规、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框架中行使,并且应受到合理性控制。他建议,在立法层面,在制定《基本劳动标准法》的过程中应引入用工自主权行使的规则及其违法和权利滥用的法律责任,以此促使用人单位合理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张欣桦(记者 吴辛苹)09月21日,(原标题:美军将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美日若来犯,中俄将联手)
张欣桦(记者 钱威廷)09月21日,日前,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为徐小建资料图,他被指曾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经查,徐小建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记者注意到,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被指“靠贷吃贷、以贷谋私”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徐小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错位,背离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长期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背离组织要求,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清廉底线失守,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靠贷吃贷、以贷谋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徐小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等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信息显示,徐小建,男,1962年9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农信系统工作多年,历任武汉市洪山信用社干部、南湖分社副主任、武汉市洪山农村信用社副主任、武汉市九峰农村信用社副主任及主任、洪山区信用联社党委副书记及副主任、江南信用合作社联社党委书记及主任、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及副主任等职务。2009年7月至2012年7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2012年8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且为第十一届湖北省政协委员;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徐小建于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资料图)原行长谌赞雄也遭查记者注意到,8月29日,湖北省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保持“打伞破网”强大攻势,查办了一批为黑恶势力提供非法帮助的腐败分子和“保护伞”,其中包括武汉市农商行原董事长徐小建。今年3月26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武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图为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简历照片今年2月初,当地披露,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谌赞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谌赞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职责使命,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力,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高档礼品;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滥用职权,违规出借大额资金;毫无纪法意识,胆大妄为,利用职权为相关企业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谋取利益,伙同他人通过虚增中介环节收取中介费等方式收受巨额财物。谌赞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谌赞雄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17年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谌赞雄,男,1963年2月出生,汉族,籍贯湖北武汉,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正高职高级经济师,1982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武汉科技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助理、副主任、党委委员,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行长、董事、党委副书记,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时任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间兼任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据了解,武汉农商行于2009年9月9日成立,是全国首家副省级省会城市农商行。2023年末,全行总股本59.98亿股,在岗职工5100余人。设立分支机构238家,在武汉市有210家;在湖北省内设立了咸宁、宜昌、黄冈3家分行;在湖北、江苏、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6省(区)发起设立47家长江村镇银行。2023年末,武汉农商行总资产4289.52亿元,总存款3397.80亿元,各项贷款2636.26亿元。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23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榜单”,武汉农商行位列第359名;按资产规模,在全国银行中排名第75名;在全国1600余家农商行中,排第13名。记者|张寿林编辑|程鹏 张益铭 杜恒峰校对|何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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