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心理健康”正在成为大学生活关键词。5月至6月，“共青团12355爱‘心’百校行”活动持续举办，共青团直接联系、培养的120家高校心理健康社团师生分享自己的故事。如何在学业压力中保持“松弛感”？“恋爱脑”是好还是坏？怎样帮助抑郁的同学走出困境？与父母理念差异太大产生冲突怎么办？是大学生们关注度最高的话题。

　　如今，“共青团12355”在全国拥有113条服务热线，每年提供心理、法律咨询65余万人次。“青听益站”全国12355网络平台注册用户已超过22万，平台访问量超430万。这条畅通了18年的电话热线，持续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缓解学业压力：在不确定中找寻确定

　　实习生 李欣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韶明

　　实习下班后，上两小时英语课，吃完晚饭准备比赛的路演材料，完成临时工作任务，临睡前反复回忆一天的计划表，入睡已将近凌晨两点。这是3个月以来，社会学专业大三学生朱进的日常。

　　保研夏令营将至，朱进平时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他每天给自己上好“发条”，保证所有事情都如常运转，屡次拒绝朋友的邀约，放弃节假日和家人团聚，希望能为保研增加一份筹码。周围朋友都说他自律，只有朱进自己知道，那些“破防”时刻都藏在无人知晓的社交账号里。“如果我没有完成计划，就会有一种巨大的愧疚感，有时候哪怕都完成了，也会没来由地心慌、焦虑，担心自己没有研究生可读，我是一个丝毫没有‘松弛感’的人。”

　　学业压力是大学生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过度的压力可能导致学习动力和兴趣下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社会交往。

　　日前，在南京审计大学举办的“12355爱‘心’百校行”首站活动中，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社团指导教师任露主持了“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研讨”环节中《如何在学业压力中保持松弛感》的圆桌讨论。

　　她在研讨中发现，当前大学生学业压力的主要来源可以归结为三点：专科学生对于毕业后是否要专升本等未来考量压力较大；高水平大学学生对于课程压力较大，课程比较密集且难度较高；学生对于未来就业升学压力普遍较大。

　　面对与日俱增的学业压力，大学生应该如何保持“松弛感”？在未来规划上，又该如何作出人生选择？

　　“‘松弛感’不是内卷也不是躺平，是一种有自己的内心尺度，有自己的人生方向，朝着目标徐徐前行的笃定与淡然，是情绪稳定与悦纳自己。”任露建议，缓解学业压力，要寻找并确立自己的价值观。任露认识一位申请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硕博连读的学生，这个学生在申请的过程中一点也不焦虑，“这源于她对自己的目标十分明确，她要学习认知神经科学，在这条路上发挥自己的价值。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只是时间问题，已经在路上了就没什么好焦虑的。”任露说，当一个人拥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方向，就不会特别计较一时的得失，不会在盲目比较中迷失自我。

　　任露还曾开导过一个纠结是否转专业的学生。该生学习心理学专业，因为喜爱想转到新闻专业，但又担心新闻专业课程难、竞争压力大。由于和班里人相处很好，且学院环境温暖，她不想离开这样的环境。来来回回地纠结，学生变得非常焦虑。当任露询问她的人生规划，学生回答说想当一名优秀的记者，当被问到“转新闻还是留在心理学更能实现你的人生理想”时，学生豁然开朗。

　　“很多的压力来自诸多选项的不确定。是考研还是出国？是专升本还是直接工作？学生在选项之间游移不定，患得患失。”任露说，其实决策往往不能两全其美，决策意味着放弃，你需要找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放弃其余的，即“跨越目标看选项”。

　　“心理学认为，压力源和压力反应之间，有中介调节系统，是认知、生理调节、社会支持。”任露建议大家首先从压力源入手，面对压力，积极应对，把焦虑分解成每天努力的一小步，当你感受自己在一步步接近目标，会变得更加坦然。

　　很多压力来源于不合理认知，比如“这次考试失败我就完蛋了”“不考上研究生我这辈子就没意义了”等。“找到这些不合理认知并纠正也有利于缓解压力。”任露说。

　　“大家在压力大时，也可以试着进行生理放松，如呼吸调节法、肌肉放松法、冥想、体育运动等，生理基础提高会增加我们的抗压能力，减轻压力反应。”任露同时鼓励学生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如老师、朋友、心理咨询、心理热线等，“倾诉有助于排解压抑的情绪，社会支持的增强也有利于减轻压力焦虑反应”。

　　(应受访者要求，朱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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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了一颗“恋爱脑”，是好还是坏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吴欣宇 记者 郭韶明

　　“我跟你说个事，你别生气。”一听到这句开场白，95后大厂青年陈星就知道自己那“恋爱脑”的朋友八成又和男友复合了。

　　陈星的这位朋友几乎每周都会跟对象吵架分手，而后又和好。每当他们吵架闹分手时，陈星都会站在姐妹这边，对所谓的“渣男”进行严厉批判；可当他们和好时，陈星似乎成了他们爱情的“绊脚石”，朋友觉得陈星对她的男友抱有敌意和偏见，二人还为此大吵一架。对于朋友的经历，陈星既心疼又无奈，“‘恋爱脑’真是害人又害己！”

　　陈星的想法并非少数。在豆瓣“打醒恋爱脑”小组，“恋爱脑”受害者甚至组成联盟，势要将“恋爱脑”赶尽杀绝。

　　“恋爱脑”是近年来互联网上兴起的概念，在心理学中并无明确定义。通常情况下，网友们将一种在爱情中过分投入，爱情至上的思维模式称为“恋爱脑”。单方面付出、患得患失、反复原谅对方等是评价“恋爱脑”的高频词。

　　长着一颗恋爱脑袋，是福还是祸？东南大学心理健康社团指导教师王婉睿认为，恋爱中的人想要做到完全独立或完全附庸是很难的，“我们或许可以在0和1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完全放弃爱情幻想，也不在爱情中迷失自我”。

　　王婉睿提醒，如果在一段恋爱关系中，觉得自己是“不好的”“不可爱的”“没有价值的”，就要警惕“恋爱脑”带来的负面作用了。

　　00后大学生林超越自认为是一个过度的“恋爱脑”。她和男友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欢而散，情绪、生活、工作都大受影响。她觉得自己处于一段糟糕的恋爱关系中，却没有勇气结束，“我性格比较内向，男朋友是我唯一也是关系最亲密的好朋友，我没办法失去他”。

　　可似乎越重视这段感情，他们的关系就越糟糕。“这段关系激发出了我恶毒的那一面，自私、敏感、极端、脆弱、多疑……有时为了让对方证明是爱我的，我甚至拿生命威胁。”林超越讨厌这样的自己，但又无能为力。

　　王婉睿介绍，“恋爱脑”通常具备爱情至上、自我牺牲两个特点。他们在恋爱关系中多半会过分美化关系中的对方，忽视关系中的隐患及不安全因素；强化关系中对方的需要，弱化关系中自己的需要；完全信任对方，以至于失去独立判断能力，不假思索、无底线地为对方付出……

　　这些行为的背后多是焦虑型依恋心理在助推。产生此类心理的人往往认为自己不够好、不配得到对方的爱，同时害怕失去对方的爱。“本质上是因为个体的依恋需求未被满足，他们想通过向对方寻求更多的关注，证实自己是被爱的。”王婉睿说。

　　依恋风格与个体成长环境有较大关系。她介绍，如果一个人的依恋需求在原生家庭中未被很好地满足，就很容易放大恋人对自己的“好”，死死抓住对方，却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表达爱。

　　不过，依恋风格是可以改变的。王婉睿建议，如果发现自己是“恋爱脑”，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我们要先向内心探求。在亲密关系中感到不安时，及时提醒自己用合适的方式调节，例如真诚地向对方表达不安、观察和记录爱人行动的表达等。“不要强迫对方表白或质问对方，指责和质问只会将对方越推越远。”

　　其次要调整不合理的想法，注意区分现实和自己的感受。以为爱人做晚饭为例，如果做好了对方没吃，你可能会感到沮丧。这是因为你对他的行为赋予了“他不爱我了”“我做的饭不好吃”“我没用”等负面释义，并由此产生负面情绪。现实中，恋人可能正忙着学业、工作任务，不想吃晚饭。

　　最后，要学会自我肯定。我们可以记录自己的优势、长处或做得还不错的地方；打开交际圈，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情，请信任的朋友帮忙客观分析；如果发现恋人出现PUA、暴力等行为，要果断离开，保护自己。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星、林超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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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貌焦虑：一场关于青春的拉锯战

　　实习生 李欣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韶明

　　北京大四学生张梦第一次走进医美机构是4年前，那时的她18岁，刚刚结束高考。

　　张梦坦言自己有严重的容貌焦虑。从中学时代起，她就觉得自己“又胖又丑”，和漂亮女孩站在一起会自卑。

　　她第一次去调整的是肿眼泡，然而医美后精致的眼睛并没有缓解她的焦虑。双眼皮、高眉骨、尖下巴......几年中张梦又陆续做了不少整形项目，即便朋友们认为她已经够漂亮了，但她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今年，张梦觉得之前做的“韩式翘鼻”已经过时，又在常去的机构预约了面诊。

　　2023年，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辑出版系2020级学生在《媒介市场调查》课程中针对大学生的容貌焦虑、在线消费行为等热门话题开展调研活动，最终形成了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七成以上的大学生为改善容貌做过努力。

　　为什么有人会出现容貌焦虑？在长安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指导教师程铃琳看来，除了人类本身的容貌偏好倾向外，自我认知偏差是重要原因：对自己外貌的主观评价和客观的外在形象存在差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整容无法缓解容貌焦虑。当人们过度关注自认为的外表缺陷，严重时会表现出强迫性行为，比如反复通过镜子检查自己、询问他人自身形象、过度修饰自己等。

　　同时她认为，社交媒体建构的单一审美场域也是催生容貌焦虑的原因之一。在大众媒体上，众多明星和博主频繁晒出的“漂亮脸蛋”和“姣好身材”被认为是“已确立的美丽标准”，从单一的个人审美变成集体共识，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个体的审美观，这种与个体真实形象存在“差距”的标志性形象会引发青少年的外貌焦虑。

　　武汉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高一凡长期因为腿粗自卑，她曾经通过节食来减肥，逼迫自己做大量运动，严格计算每一餐的热量，甚至避免摄入碳水。不规律的饮食和过量运动让高一凡短暂尝到甜头，但也迅速反弹，身体状态比减肥前更糟糕，那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有容貌焦虑。

　　“当时我一点都不胖，但被‘白幼瘦’的审美‘绑架’了，总是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尤其是我的粗腿。”高一凡认为，在“人均高颜值”的社交平台背后，也有医美行业和整形机构刻意营销的痕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在眼花缭乱的网络世界中，很难避开消费主义的‘美丽陷阱’。”

　　对抗容貌焦虑，程铃琳认为首先要从认知上“打破美貌神话”，没有证据证明个体特质或能力与面孔间存在联系，外貌不应该是自我价值的唯一来源。在擅长的赛道发挥优势，多渠道提升自尊，是建立自信的关键手段。“偶尔‘普信’也不是一件坏事，人的自信会创造出积极的心理结果。”

　　其次，培养“钝感力”是缓解容貌焦虑的重要一环。程铃琳发现，不少学生容易高估他人对自己行为和外表的关注。“‘焦点效应’在青春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由于青少年自我意识在此时飞速发展的缘故。”在生活中，适当地弱化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可以让我们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问题，减少焦虑与内耗。

　　“特别重要的是，除了审美这一功能，五官可以让我们感受艺术、享受美食、聆听音乐，四肢让我们自由奔跑，感受世界。关注身体的其他功能是对抗外貌焦虑的有效方法。”程铃琳说。

　　从今年开始，高一凡刻意减少手机的使用频率，加入了学校的骑行社，在自行车上欣赏了不少风景。她发现，自己有肌肉的粗腿比大多数新手更有力量。在特定的场景下，自以为的“缺陷”反而能够成为别人羡慕的“天赋”。

　　热爱生活，拥抱自己。在这场容貌焦虑的拉锯战中，高一凡觉得自己勉强取得了胜利。现在她不但和自己的腿和解，还十分喜欢腿上的肌肉线条。“走出容貌焦虑的泥沼，你会发现每个人身上的美好都是不同的。我正在学着欣赏自己的独特和生命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梦、高一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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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撞车”到“同频”，我与父母的和解之路

　　实习生 张晨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韶明

　　提及创业梦想，父母立刻炸了锅，坚持“稳定的工作更可靠”；毕业后，我享受单身的生活，但父母的催婚压力如影随形……观念上的差异总是成为家庭冲突的催化剂，让年轻一代倍感压力。

　　与父母观念产生冲突时，我们该怎么做？与原生家庭的“和解之路”究竟还要走多远？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童泽霞从小就是家里的“乖乖女”，但高考填报志愿之际，她与父母之间爆发了一次争执。父母期望她报考师范类院校，童泽霞坚持选择热爱的化学类专业。当时，童泽霞一和父母交谈就情绪激动，甚至陷入了长时间的冷战。

　　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大三学生张沐同样面临着困扰。她抱怨道，父亲对她的教育方式是“行为严格管控，情绪放任自流”。父亲很少问她是否快乐，总问她的成绩，是否争取了每个奖项。最近，父亲多次表示，希望张沐毕业后回老家考公或当教师，追求一份稳定的职业。然而，张沐更渴望留在大城市，探索未知世界。每次电话结束，张沐的情绪都低落至极，“短短两分钟的对话，却需要我用两小时来治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心理健康社团指导教师李子颖看来，因父母理念差异太大产生冲突是普遍的现象。青少年追求自我认同和独立性，对于他人的意见，会产生束缚感。同时，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可能因孩子逐渐独立而产生不安全感。

　　李子颖说，青少年在构建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外界，特别是父母的反馈的影响。“青春期身心变化急剧，激素的波动使得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观念冲突愈发明显。”她说，如果这些冲突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很容易让青少年陷入自我消耗、愤怒，甚至焦虑与抑郁的情绪中。

　　“沟通不是为了说服彼此，而是为了相互了解。”李子颖认为，孩子与父母之间产生的很多矛盾源于长期的无效沟通。他们常常将沟通的目标设为改变对方的观点。这导致在沟通过程中双方情感负担过重，疲惫不堪。

　　李子颖建议双方在沟通时，先平复情绪，明确问题的症结，然后再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童泽霞冷静下来后，换位思考，理解了父母的立场。她决定主动打破僵局，和母亲一同拜访了孩子已上大学的亲戚，听取多方面的建议。最终，父母决定支持童泽霞的热爱，而童泽霞也承诺会在大三时考取教师资格证，让自己的人生多一条选择。

　　李子颖认为，与他人的关系，最终都要回到与自己的关系。“与他人和解，关键在于与自己和解。”她建议年轻人要客观审视自己，理解并满足内心的需求。在高质量的独处中探索自我，同时积极融入不同的人际关系，更全面地认识自己。

　　“虽然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小孩，但相爱抵万难。”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将慢慢变得和谐。

　　(应受访者要求，张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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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如何走出情绪迷宫

　　实习生 张晨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韶明

　　明明没做什么事，却总感觉身心疲惫？分明有那么多的待办事项，却只想躺着玩手机？内耗、迷茫、挣扎、沉沦......负面情绪似乎总是占据上风。

　　我们该如何挣脱束缚，找回 “快乐的自己”？

　　正值考研还是工作的抉择当口，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大三学生张沐焦虑不已，各种糟糕的情况总是在她的脑海中上演：“我会不会只差几分考研失败？”“上不了岸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怎么办？”期末论文、考研复习、英语口语练习……在张沐的任务清单上，堆积着许多待办事项，但她始终没有动力去着手完成。

　　很多时候，她告诉自己看完这个视频就去看书，可一旦放下手机，整个人都泄了气，更别提学习了。“不论做什么，都无法真正带给我快乐。”多数情况下，张沐最后还是会在刷手机中度过一天。

　　“这是抑郁状态典型的‘三低三无’特征。”哈尔滨工业大学心理健康社团指导教师徐天琪解释，所谓的“三低”，指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动作减少；“三无”则指无助感、无望感和无用感，表现为对自己过度否定，这种否定可能与实际状况并不相符。

　　除了考研和就业压力，由于最近赶上期末周，学业压力增加，张沐更是夜不能寐。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舍友的轻微动静便能让她从梦中惊醒；即便没有声响，凌晨三四点她也会醒来，全身像刚跑完1000米一般乏力。

　　起初张沐没有发现，自己消沉的状态是负面情绪在作祟，意识到问题是一周后。张沐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当课业压力大时，她就会将日记作为情绪抒发的出口。回顾本周所写的内容，她发现负面情绪占了上风，正处在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之中。

　　徐天琪介绍，抑郁状态是负面情绪的一种，通常持续时间不长，通过自我调节、心理咨询等方式即可获得改善。“负面情绪的主要根源在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层面。”徐天琪说，个人的性格特征、生活经历以及家庭或周围环境都是引发负面情绪的重要因素。

　　然而，如果一个人未能意识到负面情绪，长时间处于低能量状态，对个人生活是极其不利的。她说：“负面情绪的累积不仅可能引发睡眠障碍、食欲减退和肌肉疼痛等身体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损害。”

　　徐天琪表示，具有述情障碍人格特征的人往往难以察觉自己的负面情绪。述情障碍是指大脑在识别和处理情绪方面存在障碍，使他们难以感知和表达自身或他人的情绪。这类人通常更侧重于外部事实信息，倾向于用理性和逻辑思考，通常也比较现实。

　　想要重拾良好的情绪状态，要学会意识到负面情绪的存在。徐天琪建议，我们应当留心身体的反应，并记录下自己的情绪变化，包括触发事件、当时心情、身体感受以及后续行为。通过回顾这些记录，我们能更好地识别和理解自己的情绪模式。同时，要注意那些经常导致不愉快情绪的特定因素，如人、地点、情境、话题或想法。这样在未来遇到相似情境时，我们能更快地察觉到负面情绪的出现。此外，向信任的朋友或家人寻求反馈也是不错的方法，了解他们是否察觉到你最近的情绪变化。

　　一旦觉察到自己情绪低落，可以先自我探寻其背后的现实原因：“是不是最近学业压力大？和谁交往不顺利？又或是对未来发展比较担心？”此外，她建议通过运动来缓解负面情绪。“若发现自己缺乏动力，且呈现出‘三低三无’的典型特征，应立刻前往专科医院进 行诊断，并根据医生建议接受药物或心理治疗。”

　　为了调整状态，张沐决定暂时放下课业，给自己几天的休息时间。她选择走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放松心情。同时，热爱艺术的她还通过阅读书籍、观赏话剧和脱口秀等方式来治愈自己，实现身心的全面放松。

　　(应受访者要求，张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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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抑郁的同学相处：陪伴而非治愈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记者 郭韶明

　　“我的朋友患了抑郁症，我每天都陪着他，想帮助他。但朋友不想和我说话，将自己封闭了起来。请问我该怎么办？”

　　“我的朋友在帮助抑郁同学的过程中，自己也陷入了抑郁……”

　　“一个是我无法进入你的世界，另一个是进去了却出不来了。”北京理工大学心理委员骨干社团微笑海豚训练营指导教师冯愉涵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帮助他人很难，但相似的场景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平时下课后，经常有同学向冯愉涵咨询此类问题。

　　冯愉涵负责学校心理委员的培养，她经常与同学们探讨如何发动朋辈力量，帮助身边的同学摆脱心理困境。

　　她发现，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与抑郁的同学相处，“有的人会把对方当特殊群体对待，说话特别小心，有的人干脆不相处”。“过度保护和过度疏远，都是常见的行为误区。”冯愉涵解释，这样的行为很可能会加重对方的心理负担，让抑郁的人觉得“你是不是认为我特别脆弱”，甚至感觉被歧视。

　　“我们既要在理念上不歧视抑郁的同学，也要在行为上给予他们一个包容的环境，学会如何与他们相处。”她说。

　　如何识别抑郁症？冯愉涵介绍，抑郁症主要表现为“三低”，即情绪低、精力低、兴趣低。其中，兴趣低不是单纯地什么都不想干，而是即便以前特别感兴趣的事情，现在也提不起劲。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人出现以上表现，不意味着就是抑郁症。是否是抑郁症，需要精神科医生来诊断。

　　作为朋辈的我们，能做的是给予对方心理上的支持和安慰，通过访谈、陪伴、鼓励等方式，帮助他调节情绪。“最重要的是，不断用科学的方法去告诉他，甚至在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劝导他，前往精神专科医院诊断，了解情绪的真实状态。”她说。

　　市场营销专业的大二学生李梅就是一个帮助抑郁朋友的反面案例。两个月前，她的朋友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在刘颖看来，朋友哪里都不想去，聊天充满抱怨，“连同学回消息晚了这种小事，都能抱怨10分钟”。每次聊天结束，刘颖的心情都很差，要缓好几天。久而久之，她觉得自己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我好像快被她带跑了”。

　　那么，科学的方法什么样？我们该如何帮助抑郁的同学？

　　“我们要清楚自己跟抑郁的同学之间相处的目标。这个目标里既有你希望帮助他的部分，也有对方希望你帮助他的内容。”冯愉涵表示，你或许会期望在你的帮助下，对方垂头丧气地来，兴高采烈地走。事实上，他可能一个月都没有变化。清楚目标不容易感到内耗。此外，我们还要清楚自己的职责，“你不是去治愈他，而是有限度地陪伴，帮助他发现生活的美好”。

　　冯愉涵建议，在和抑郁的同学相处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用专业知识帮助对方识别自己的负面思维。以小组作业为例，抑郁的同学可能觉得团队得分低是因为自己PPT讲得不好。实际上，PPT成绩占比可能只有20%，对总分影响不大。“抑郁的人很多认知是非理性的，我们要帮助他看到事实，不要跟着对方的思路走。”

　　同时，我们要帮助抑郁的同学动员身边更多的支持资源，而不是纯粹靠他向你倾诉来完成情绪调节。当负面情绪来袭时，你可以建议他通过跑步、听歌、做心理咨询、看精神科大夫、给亲友打电话等方式调节情绪。

　　“快乐会传染，负面的情绪也会。”冯愉涵提醒，作为助人的一方，我们也要注意自我关爱。如果抑郁的同学找你一倾诉就停不下来，动辄一两个小时，你要学会打断他，控制时间。知道自己能在这件事情上付出的限度，如果你和对方聊天后心情变差，就要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调整自己。

　　(应受访者要求，李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