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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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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 追责问责88名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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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视频综合）

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帮想生的人生好，帮不想生的人流产，成了计划生育科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新京报《剥洋葱》出品编导/剪辑/文字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摄影丨兰丹青 吴瑜编辑｜陈晓舒校对｜付春愔‍‍►本视频16分钟在陈素文的诊室里，问诊常从讨论胎心胎芽开始。如果胎儿健康，她会用两个指尖给孕妈妈划出胎芽大小。然而，有时候没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没戏了”。陈素文是北京某三甲医院计划生育科的主任医师。一桌两椅，帘后一张做检查用的床。从计划生育科室1978年成立起，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现在。只是，床上躺着的问诊者在悄然发生改变。早些年，上面躺着的几乎全是要求终止妊娠的女性，而如今，就诊的病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生育困难的和预约人流的。于是，帮想生的人生好，以及帮不想生的人流产，变成了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这些变化，陈素文感触很深。生育困难的群体，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占比更大了。预约流产的人群，她们做决定的原因更复杂了，医患沟通也变得密集了。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张昕的手术在准备中，陈素文安抚她的情绪。视频截图求而不得已有六次不良孕史的张昕又胎停了。手术台上，负压吸引仪的工作停止后，医生们的镊子在金属盘来回游走，“找到了”“囊皮在这”“啥也没了，内膜就这么薄”。不知道在哪段响动中，张昕睁开了眼。没等医生提醒和帮助，她下意识抬腿、侧身，挪动到旁边带轮的床上，等待被推出手术室。还没从麻醉中完全清醒，她已熟练推动着术后流程。在相同的手术台上，这是她的第二次清宫手术。在生育路上，这是她的第七次尝试。张昕今年34岁，2014年开始备孕，除了2017年生下双耳重度耳聋的女儿，经历过2次胎停育、3次自然流产以及一次因没过唐氏综合征筛查而在孕22周进行的引产。在医学上，胎停育是指胚胎生长到一个阶段停止发育了。胎停育后，被母体自我保护性排出体外的，算作自然流产。如果残留在宫腔内，则需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张昕并不是个例。陈素文回忆，这些年，科室问诊人群里，胎停和反复流产的患者越来越多。每日快三十例的流产手术中，最多的时候，因胎停而流产的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手术结束，张昕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视频截图其中，晚婚晚育和追求二胎三胎的人群占了相当的比例。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居住，也有少量从外地赶来就医。叶霞是从外地来的，带个大包，语速很快，落座就开始介绍情况：老大已经15岁了，想要二胎，不过这次是二婚的，已经胎停三回了，做过宫腔粘连的手术，想查原因。预约完检查，她告诉记者，为了要二胎，包括在老家私立医院做手术看病，已经花了十多万元。“这老大一笔钱了，我一个打工的。” 这次，夫妻两人来北京，打算最后一搏。“做手术要全麻，咋不受影响，都好几回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呗，不还得有个孩子嘛？”她低着头，说完又笑了笑。叶霞在接受采访。视频截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不孕不育群体的比例将逐步上升。生殖健康保护问题需要被关注。”上午9点40分左右，张昕已从麻醉中恢复，准备下床离开。休息室内，还有7位女性在等待手术。她们穿着统一的紫色背心裙，粉色胶质拖鞋，并排静坐着。每隔十分钟左右，上一位刚被推出，下一位就支着输液瓶起身，进入、脱鞋、躺下、抬腿。若不是在这里，很难看到这样的群体。在生活中，胎停和流产的经历，并不常被公开讨论。张昕也不例外，几次怀孕直至流产，除了老公，其他家人都不知情。关于“沉默”，究其原因，陈素文说，一方面可能和文化有关系，性和生育力等话题很少被放到桌面上说；另一方面，民间有一个说法，怀孕三个月后才公开，而那些三个月内胎停流产的故事便也无从说起。不常被公开，自然也难被广泛关注。问诊时，陈素文常常察觉到这个“沉默群体”的情绪问题：“小生命曾经和母体产生过连接，突然的失去，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种情绪难以消化，无处倾诉，即便是家人也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在某社交平台，她们记录着自己的经历：有的写信给失去的孩子，有的反复在梦里与孩子重逢。一些无法解开心结的，会去寺庙为宝宝超度。陈素文说，为避免产后抑郁，一些医院的产科为新手妈妈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反复胎停和流产的群体，最好也能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备孕。视频截图找到原因10年生育路，张昕至今很难把7次不良孕史，归结到一个具体且明确的原因上。医学上，造成胎停的原因很多，相当一部分是胚胎染色体异常所致，还有一部分，和母体、父体以及生活环境有关系，受感染、免疫、内分泌、遗传、精子质量，以及一些不明因素等影响。有些问诊者能找到症结所在，针对性调理和治疗，接着顺利怀孕和生产。也有部分人和张昕一样，原因不明。手术室内，医生在保存胚胎样本，供后续检查胎停原因。视频截图这一点，在病历单的厚度上，有所体现。反复胎停或流产的女性问诊时，会从挎包中抽出一本塞满检查单的文件夹，特别厚的以小贴纸作目录，标记年份和类别。每一次怀孕，检查单更新一沓。每一次流产，检查结果清零一次。接着，从一天一次跑医院监测排卵开始，备孕工作从头再来。文件夹大多是暖色调的，有的封面上写着“龙宝宝出生日记”的字样，有的则印着一只小兔子。前者有一本教科书那么厚，后者和半本字典差不多——她们在龙年和兔年怀的宝宝都没能顺利降生，转眼，又到年尾。她们对检查单上，各类医学数值的功能及安全范围早已了然于心：AMH值可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精子DNA碎片率与男性生育能力有关、HCG值可判断胎儿是否发育异常。往往落座没多久，诊室就被这样一系列医学名词淹没。它们中每一项的达标，都是顺利怀孕生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位女性的病历本，用便签贴纸做目录。视频截图相对确凿的是，年龄通常被看作是影响生育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陈素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逐渐下降。在医学上，一般将预产期年龄达到及超过35岁孕妇，定义为高龄孕妇。根据乔杰团队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我国孕产妇中，高龄妊娠比例已升至17%左右。“把自己挤到角落里了”，陈素文这样形容问诊室里高龄备孕女性的状态。对她们来说，备孕像一场与生理时钟的赛跑。一位胎停后在家自然流产的39岁女性落座，从装奶茶的保温袋中抽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陈素文。里面用生理盐水泡着的，是流产时从体内排出的物质。没有多余的情绪，问诊伊始，她冷静地连续发问，“里面泡着的东西，能支持胚胎检测查原因吗？”“我隔多久能再次备孕？”得知自然流产要求的备孕间隔短于人工流产，她为节省下时间感到庆幸。诊室内，患者的采样管。视频截图陈素文建议，夫妻双方如果有生育需求，可以提前做好生育力评估，根据双方的身体状况，安排生育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针对生育力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乔杰也曾提交一份关于“着力强化我国生育力保存保障体系”的提案，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力评估以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科学认知。接近12点，上午所有的工作结束。做完手术的人们走出休息室，回归各自的生活。六个月的安全间隔后，她们中的一部分，将带着检查结果，开始新一轮的备孕。摇摆中的决定诊室里，陈素文与一位孕周较大的女性相对坐着。“34岁，如果这个孩子不要，再次怀孕就属于高龄。”“加上你有子宫肌瘤，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下次怀孕可能会出现问题。”陈素文言辞恳切。桌子另一端，声音开始哽咽：“公司最近在裁员，家里老人刚生病了，要不了，我们决定不要了。”陈素文起身准备术前检查。“宝贝，这是社会因素，我们医生解决不了，我就不多说了。”在她看来，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作为医生，我们有告知她身体状况的义务，但我们要做的，是满足她的医疗需求，而不是决定她的医疗诉求。我不把问诊者称作病人，他们是有社会属性的个体。”中午时分，郑晓茵就到了，一个人在诊室静坐了很久。前一天，公司厕所间，外卖叫来的验孕棒上，两条红色显现，“特别特别红，比一胎时深很多。”“我真正开始哭，是医生说有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这已经是一个小生命了，之前只觉得那是细胞。”她的手指像烟花一样反复散开，模拟在B超监视仪上看到的胎动模样。郑晓茵在诊室内。视频截图今年是郑晓茵来北京的第10年，3年前结婚买房，去年有了大宝。夫妻两人上班忙，平日母亲帮着带孩子。一胎得来不易，生产时她顺转剖进了重症监护室，而大宝因肺炎，没等她看一眼，就被推出去送到儿科。“我太想看到他了，每天看着监护室的钟，从晚到早，一点点数着时间，天亮了就问医生，今天能不能出去。”等终于转到普通病房，她又得知大宝已被送到儿研所，辗转14天，她才看到孩子。“那14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怀大宝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了却不想要。等轮到自己，才发现，要考虑的很多。”她说，生不生养孩子，要考虑的因素是经济能力和工作现实。“目前我们没办法给他好的生活。”大宝因体质特殊，前一晚又发烧了。“现在我的孕反已经很严重，浑身没劲，照顾起大宝有些力不从心。有了二胎后，加上上班，可能更无法平衡，爸爸和姥姥的压力也会很大。”下午2点多，郑晓茵预约好手术，离开诊室。流产假已和公司请好，有15天。下个月，她计划回趟青岛老家，给大宝准备抓周仪式。“很期待看他能抓到什么。”她说。郑晓茵进入手术室。视频截图其实，终止妊娠，原本就是计划生育科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只是，和过去相比，科室氛围有些不同。陈素文回忆道，当年，手术室里基本都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大部分都是终止妊娠和上环的，大家意图比较明确，医患沟通也比较简洁。如今，无论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大家考虑得更多了，医患沟通也密集起来。关于生育意愿，官方也曾做过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对应的，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关于鼓励生育的内容里提到，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在休息区的床上自言自语。视频截图诊室人来人往，也有很多人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并接着保胎。33岁的黄瑾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几年前结婚并生下宝宝。得知意外怀上的二胎，胎儿很健康，她和母亲都很高兴，连声感谢陈素文。“经济和工作压力都有，但如果真的想要，想办法还是可以克服的。小孩长到一两岁就可以上托育所了，也就辛苦那几个月。钱要赚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小孩是用钱买不到的。”“走一步算一步，都会好的，我自己生了三个，她还有两个弟弟。”一旁的母亲补充道。玻璃门外，走廊等待区，40岁的王海搓着脑门，坐了许久。妻子进去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查出怀孕已有两周，两人还没做好决定。他们对未来本有着清楚的规划：前些年在东城区买了房，明年14岁的女儿就要过去上学，全家也要跟着搬到市里……突然的怀孕，让按部就班的生活多了些不确定性。王海出生在80年代，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一个人长大，所以很想给女儿添个伴，她将来碰上事能有个商量的人。但是，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两个孩子，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六个。”下午4点的走廊，人已稀稀落落。妻子做完检查走出来，王海接过她手里的包，二人离开。今晚要做最后的决定，他们说。医生推出手术结束的女性。视频截图保护生育力清洁人员做完打扫后，手术室熄了灯。对面办公室里，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还在进行。依着登记表，咨询员拨去电话：“请问您术后恢复情况如何？”“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怀孕打算，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好吗？”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视频截图PAC服务内容包括通过向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宣传避孕知识、帮助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降低重复流产率，从而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陈素文观察到，人工流产手术呈现低龄化和高重复率的特点。“我们科室里，接受人流手术的人群中，49%是未婚未育女性，其中大部分年龄都在25岁以下。”“流产次数越多，对生育力的影响越大。反复流产的人群，等到真正想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她说，目前我国性教育还不够普及，很多人对各种避孕方式的认知不够清晰。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也有相关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医院官网上，一则关于计划生育科室转型的新闻，开头这么写道：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具体内涵的延伸，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计划生育的具体化体现。首页里，科室介绍一栏，“计划生育”前已添上了“生殖调节”四个字。去年是陈素文在这里工作的第17年。今年四月，本应退休的她，被医院返聘，一周五天，人来人往，问诊工作依旧繁忙。对面科室走廊上，一位家属抱着宝宝，一位新手爸爸在冲奶粉。视频截图今年7月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陈素文作为嘉宾，动身去昆明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第四届生育调控大会”，会议主题与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相关，在场的医学同仁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陈素文说，大家对生殖健康的关注度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计划生育的定义是，在你想生的时候，可以生一个好的，在你不想生的时候，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陈素文说。手术后的一个月，郑晓茵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大宝抓周仪式的照片。九宫格中央，是大宝的独照，照片里他攥着刚抓到的小算盘。配文里，郑晓茵写道：有孩子还是挺开心的，笑比哭多吧。七次尝试后，张昕准备“再试试”。这个时候，似乎不要的决定比要的决定，更难做出。“主要是想给我闺女找个伴，不过，这次会更顺其自然啦。”（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来源：看看新闻Knews）

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

撰文丨余晖‍‍‍‍‍‍9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杜玉波，男，汉族，1955年9月出生，今年69岁，河北晋州人，1975年6月入党，1974年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研究员。杜玉波被查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杜玉波曾是河北省晋县田村公社专职团委副书记兼公社通讯员。1975年，杜玉波成为北京工业学院光学工程系光学仪器结构专业学生，1978年至1983年任北京工业学院飞行器工程系学生辅导员、团总支书记。1983年，杜玉波成为北京工业学院团委副书记、书记，1985年任北京理工大学七系党总支书记，1989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1991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杜玉波成为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3年后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2001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2002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2010年，杜玉波履新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18年，他到全国人大工作，担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公开资料显示，近期，杜玉波多次公开露面。今年7月，他出席了第七届世界科技社团发展与治理论坛、第四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第八届产教融合发展大会等。今年8月，他还在报纸上刊发了署名文章。【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媒体：62岁周铁根被查 其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属少见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