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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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翰（记者 吴雅婷）09月22日,#endText .video-info a{text-decoration:none;color: #000;}

黄宗翰（记者 杨呈祥）09月2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局长 金晴中:欢迎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现场今天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举行了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围绕这一决定，我们邀请五位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大家与本决定有关的提问。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负责人五位负责人分别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女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先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先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先生；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先生。首先，请王晓萍部长简要介绍有关情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王晓萍:各位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提出明确要求。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充分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人民团体意见，广泛听取一线职工、用人单位、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方面意见建议，综合考虑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健康水平、人口结构、国民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供给等因素，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近期，国务院提出《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今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王晓萍讲话画面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立足我国发展实际，充分考虑社会关切，体现自愿、弹性的原则，采取渐进的方式。在方案设计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坚持小步调整，逐步到位。从2025年起，用15年的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调整至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调整至58周岁、55周岁，用较长时间实施到位。二是坚持弹性实施，自愿选择。充分尊重职工意愿，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选择弹性提前或弹性延迟退休，最长不超过3年，且不得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三是坚持分类推进，有序衔接。同步启动、差异化延迟男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与现行退休年龄政策相衔接。四是坚持统筹兼顾，协同配套。鼓励和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保障各类劳动者基本权益，健全养老托育服务体系。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我们将认真落实决定要求，广泛凝聚共识，精心组织实施，稳妥有序推进。下面，我们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新华社记者:请介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审议情况和决定的主要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张勇:党中央高度重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强调要稳妥有序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提出明确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8月初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宪法和立法法有关规定，认真行使立法职权、履行法定职责。8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委员长会议确定将上述议案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议程草案。9月10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王晓萍部长受国务院委托对决定草案作了说明。9月10日下午，本次常委会会议对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保障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稳妥有序实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关决定是必要的；决定草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统一规范与适度自愿弹性相结合，统筹考虑多方面因素，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是可行的，普遍赞成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就明确宪法依据、明确法律效力、做好制度衔接、制定配套规定、加强宣传引导等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当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的审议意见，对决定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提出了关于决定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和决定草案修改稿；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9月11日，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有关汇报。9月12日，本次常委会分组会议对审议结果报告和决定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今天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张勇:本决定包括正文和《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及四个附件，是一个整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本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197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两个暂行办法”中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不再施行。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决定正文共有5条，主要内容是：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相关措施；批准《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并明确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进行补充和细化；明确本决定施行时间等。《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共有9条和4个附件，主要内容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和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的启动时间、实施节奏；自愿弹性提前或者延迟退休；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按照规定延长失业保险金领取年限；规范完善特殊工种和高海拔地区职工的提前退休政策等。4个附件分别是：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和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这些附件，便于大家查询了解法定退休年龄、职工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等情况。人民日报记者:请问，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王晓萍: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综合考虑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健康水平、人口结构、国民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供给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稳妥有序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办法，明确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从2025年1月1日起，原法定退休年龄60周岁的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4个月延迟1个月，逐步延迟至63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4个月延迟1个月，逐步延迟至58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2个月延迟1个月，逐步延迟至55周岁。二是逐步提高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1月1日起，用10年时间，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目前的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三是实施弹性退休制度。职工达到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男职工60周岁及女职工55周岁、50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也不超过3年。同时，办法还对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促进就业，加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权益保障，特殊工种、高海拔地区职工提前退休，健全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等作出政策安排。总台央视记者: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已经实施了70多年，为什么要进行调整？王晓萍:大家知道，目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5周岁或50周岁，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7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劳动者需求日趋多元，需要对法定退休年龄进行调整。主要有这样一些考虑：一是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岁左右，提高到目前的78.6岁。同时，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年，增加到目前的14年，参加工作的起始年龄普遍后移。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可以更好地释放人力资源红利。二是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2023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2.97亿人，占总人口比重21.1%；65岁以上人口超过2.17亿人，占比15.4%，老龄化趋势明显。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持续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人以上，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还将进一步降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能够减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趋势，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三是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样化需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条件的不断改善，劳动者对退休时间的早晚有不同的诉求，希望有一些弹性、多一些选择，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有必要相应作出调整。法治日报记者:办法的名称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请问，“渐进式”是如何体现的？王晓萍:从2025年开始到2039年，用15年的时间，将法定退休年龄调整到男职工63周岁，女职工58周岁或55周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来说，从2025年1月1日起，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的女职工，每4个月延1个月。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每2个月延1个月。以男职工为例，明年1月至4月满60周岁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零1个月；明年5月至8月满60周岁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零2个月，依此类推。总的来看，以这种方式推进，幅度较小，节奏平缓。大家都很关注改革后自己的具体退休年龄。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办法，已列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在中国政府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和公众号、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平台，同步推出了退休年龄查询小程序，各地12333咨询电话也将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查询了解。中国日报记者: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自愿、弹性原则。请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王晓萍:坚持自愿、弹性，是这次改革的重要原则。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大家普遍反映，希望能够适当增加退休时间的选择权，以便更好地规划未来的工作与生活。办法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规定职工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最长不超过3年；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最长也不超过3年。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职工办理弹性提前退休时，应达到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二是职工弹性提前退休的年龄不能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说，男职工不能低于60周岁，女职工不能低于55周岁或50周岁。三是弹性退休制度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后，职工的退休年龄由原来的一个刚性节点，拓展成为一个弹性区间，增加了自由选择空间。经济日报记者:办法提出，从2030年起逐步提高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对此是怎么考虑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李忠:随着法定退休年龄的延迟，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也相应作了调整，从目前的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办法突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政策：一是设立5年缓冲期。提高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开始实施。也就是说，在2025年到2029年期间退休的职工，最低缴费年限仍为15年。主要考虑是，部分缴费年限15年左右的职工已经临近退休，设立5年缓冲期，可以减轻对他们的影响。二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对于2030年后退休的职工，最低缴费年限不是一下子就提高到20年，而是小步调整，每年提高6个月。这样便于尚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职工，提前作好参保安排。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与缴费年限、缴费水平挂钩，与退休年龄密切相关，也就是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这样可以为退休后的生活提供更好的保障。光明日报记者:请问延迟退休会不会对青年就业带来压力？在促进青年就业方面有什么政策安排？李忠:在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征求意见过程中，青年就业问题受到各方面关注。总的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渐进实施的过程，以较小的幅度推进，且退休人员腾退的岗位与青年就业所需要的岗位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差异，改革对青年就业的影响总体上是平缓的。图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青年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办法，统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和促进青年就业，规定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明确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支持青年人就业创业。我们将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不断拓展青年就业渠道，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是通过开发更多就业岗位促进青年就业。坚持依靠发展促进就业，加强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同，推动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更多有利于青年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充分挖掘、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二是通过完善政策服务体系促进青年就业。进一步完善扩岗补助、稳岗返还、税费减免等政策，鼓励企业吸纳青年就业。对青年到基层就业的，给予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待遇。对青年自主创业的，给予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等优惠。强化就业见习岗位的募集，帮助青年增强实践能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指导，组织开展系列招聘服务活动，提升青年求职就业能力和人岗匹配效率。三是通过营造公平良好环境促进青年就业。加强市场监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青年合法就业权益。中国网记者:请问，办法在保障相关群体的基本权益方面有哪些考虑？李忠:法定退休年龄的调整，关系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加强对相关群体的权益保障，是这次改革的重要考量。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社会各方面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制定办法时，对各方面的期盼和诉求进行了认真研究梳理，并针对不同群体，作出了相关政策规定。一是对于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大龄劳动者，加强就业促进和权益保护。办法规定，强化大龄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开发，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激励用人单位吸纳更多大龄劳动者就业。二是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首次从法律层面对保障其基本权益提出要求。办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的空白。三是对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强化权益保障要求。办法规定，国家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我们将持续推动维护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有关政策举措的落实，积极推行相关指引和指南，加强用工指导，畅通维权服务。四是对于大龄失业人员，明确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相关政策。办法规定，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年限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五是对于特殊工种劳动者和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给予特别的保护。办法规定，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同时，办法明确，国家完善带薪年休假制度。国家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细化、实化政策举措，推动抓好落实。工人日报记者:大家很关心大龄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安全问题。请问国家卫生健康委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于学军:国家卫生健康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重大决策部署，强化系统观念，采取积极措施，支撑改革措施协同推进。图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解放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左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23年的78.6岁，这为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高职业健康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落实大龄劳动者职业健康保护工作，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措施，会同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健康保护行动，提升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水平的通知》，以职业健康知识“进企业、进学校、进机构、进乡村、进社区”活动以及科普宣传培训为重点，着力提升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知识，持续提升包括大龄劳动者在内的广大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水平，进一步推进职业健康保护行动。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按照职责分工，将劳动者特别是大龄劳动者的健康保护工作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做好职业健康监测工作，分析掌握劳动者健康状况，防范大龄劳动者职业病及职业健康风险。根据大龄劳动者的健康需求，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进一步加大科技推广力度，提高职业病防治能力和职业健康保护水平。同时，推动落实地方及有关部门监管责任，督促用人单位依法落实主体责任，切实保护包括大龄劳动者在内的广大劳动者健康权益。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请问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后如何更好地做好养老服务？民政部副部长 唐承沛:做好养老服务，事关亿万百姓福祉，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民政部将不断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加快推动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图为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一是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总体安排。深入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构建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促进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情社会、有爱家庭共同发力，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二是做好养老服务兜底保障。将符合条件的特困老年人全部纳入政府救助供养范围，支持低保家庭中的完全失能老年人自愿入住养老机构。同时，完善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持续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和建设家庭养老床位，不断完善政策措施，织密织牢养老服务兜底保障安全网。三是扩大和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利、可及的养老服务。依托社区积极提供居家上门服务，在助餐、助医、社会参与、失能照护等方面加大政策供给。要优化养老机构功能结构，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通过多措并举，缓解家庭养老压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民政部将充分发挥全国老龄办职能作用，加强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组织推进，推动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让广大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安享幸福晚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