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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贵州纪检系统正厅级“内鬼”陈罡今日获刑7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通报,9月12日,黔南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原组长陈罡受贿、洗钱、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对被告人陈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陈罡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陈罡非法持有的5支枪支及732枚弹药,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陈罡(中)受审公开资料显示,陈罡出生于1964年8月,贵州沿河人,土家族,曾任遵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2017年任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工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19年任贵州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23年8月,陈罡官宣被查。2024年1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陈罡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钱款;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放贷获利;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今天的庭审中,法庭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3年,被告人陈罡利用担任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人员在案件处理、混凝土生产资质办理、消防手续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2万余元;2020年4月至2022年5月,陈罡为掩饰、隐瞒50万元受贿款的来源、性质,虚构向他人借、还款的转账事实,伪造借贷关系,转移受贿资金;陈罡还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罡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洗钱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应依法惩处。陈罡受贿数额巨大,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鉴于陈罡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事实,认罪悔罪,且退缴全部受贿赃款,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延伸阅读敛财5.5亿的公安厅长被指"胆子大":情妇家被搜出1亿多现金在被查一年多之后,“老虎”王大伟受审。2023年10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辽宁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受贿一案。据检方指控,他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另外,他还曾收受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孟冰等给予的财物。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他也是今年以来受审以及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搞假结婚欺骗组织王大伟1964年4月出生,曾在国家经贸委办公厅、中国联通公司、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其间,他挂职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大伟被控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图为其讲话画面 资料图挂职结束后,王大伟留在哈尔滨市工作,历任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2009年8月,王大伟调往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13年3月,他跨省出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次月他同时担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17年2月升任副省长。直到2022年3月1日落马,王大伟执掌辽宁省公安厅9年。2022年9月,王大伟被双开。纪委通报指出,王大伟为掩盖“裸官”问题,搞假结婚欺骗组织。这在落马“老虎”通报中尚属首次。此外,他还被通报大肆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系统的选人用人制度和政治生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徇私枉法践踏纪法底线,贪婪无度。2021年以来,辽宁省公安厅已经有3任厅长落马。2021年1月25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落马。2021年8月23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主动投案。今年1月,李文喜受贿案一审宣判。2006年至2021年,李文喜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4亿余元,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李文喜受访视频截图去年8月,薛恒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审开庭。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21年,薛恒直接或者通过亲属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5亿余元。2019年,薛恒离职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他人请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6.3万元。在情妇住所搜到超亿元现金在王大伟被查之后,有关他的案件细节被媒体披露。有媒体称,外界认为,王大伟被认为是落马的几个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中,胆子最大的一个。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当地政法系统盛传,王大伟涉案金额超过李文喜,其被查后,办案人员在其沈阳市一位情妇住所处搜出的现金就超过1亿元。此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办案人员在王大伟妹妹的一个住处,搜出数以亿计的人民币,“王大伟主要的钱都藏在齐齐哈尔”。据检方指控:2008年至2022年,被告人王大伟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王大伟当庭认罪悔罪从检方指控来看,王大伟是进入政法系统之后开始堕落的,他敛财的第一个岗位是“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忠旺集团和下属孟冰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第一,他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他是今年受审、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第二,根据检方指控,他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公开资料显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忠旺的下属公司。据《证券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忠旺实控人是刘忠田,贴有“亚洲铝王”标签。在王大伟被查之前,2021年10月15日,中国忠旺收到下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因重大亏损、运营困难,下属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出现严重经营困难,经多方努力,已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当前问题。中国忠旺发布内幕消息2022年9月,中国忠旺公告称,公司接获通知,相关中国债权人已于2022年8月30日,针对公司附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14家公司,向法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今年4月6日晚,中国忠旺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香港联交所宣布,由2023年4月13日上午9时起,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将被予以取消。另外,王大伟还曾为下属孟冰提供帮助。孟冰,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今年50岁,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王大伟的“70后”下属孟冰孟冰长期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2013年,王大伟从黑龙江调任辽宁担任公安厅一把手时,孟冰是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副厅级)。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孟冰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之后他重回省公安厅,出任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8年10月,孟冰出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次年11月,他任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正厅长级)。2021年5月,在王大伟被查前一年,孟冰调离辽宁省委政法委,出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2022年6月16日,在王大伟被查3个月后,孟冰落马。孟冰的双开通报提到,他“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政治攀附,并在组织核查时掩盖攀附问题,花费巨资跑官买官”“为谋求职务提拔调整,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孟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官网截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第三,王大伟曾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此前“老虎”受审时,官方的报道表述多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XX万余元”,王大伟案件则明确列出了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此前,8月4日,“正部级”老虎、十三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咏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沈德咏收取现金、黄金制品、车辆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56万余元。更早一些,2019年5月,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化为被认定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84.93万余元。

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贵州纪检系统正厅级“内鬼”陈罡今日获刑7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通报,9月12日,黔南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原组长陈罡受贿、洗钱、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对被告人陈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陈罡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陈罡非法持有的5支枪支及732枚弹药,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陈罡(中)受审公开资料显示,陈罡出生于1964年8月,贵州沿河人,土家族,曾任遵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2017年任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工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19年任贵州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23年8月,陈罡官宣被查。2024年1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陈罡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钱款;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放贷获利;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今天的庭审中,法庭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3年,被告人陈罡利用担任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人员在案件处理、混凝土生产资质办理、消防手续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2万余元;2020年4月至2022年5月,陈罡为掩饰、隐瞒50万元受贿款的来源、性质,虚构向他人借、还款的转账事实,伪造借贷关系,转移受贿资金;陈罡还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罡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洗钱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应依法惩处。陈罡受贿数额巨大,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鉴于陈罡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事实,认罪悔罪,且退缴全部受贿赃款,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延伸阅读敛财5.5亿的公安厅长被指"胆子大":情妇家被搜出1亿多现金在被查一年多之后,“老虎”王大伟受审。2023年10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辽宁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受贿一案。据检方指控,他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另外,他还曾收受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孟冰等给予的财物。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他也是今年以来受审以及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搞假结婚欺骗组织王大伟1964年4月出生,曾在国家经贸委办公厅、中国联通公司、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其间,他挂职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大伟被控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图为其讲话画面 资料图挂职结束后,王大伟留在哈尔滨市工作,历任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2009年8月,王大伟调往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13年3月,他跨省出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次月他同时担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17年2月升任副省长。直到2022年3月1日落马,王大伟执掌辽宁省公安厅9年。2022年9月,王大伟被双开。纪委通报指出,王大伟为掩盖“裸官”问题,搞假结婚欺骗组织。这在落马“老虎”通报中尚属首次。此外,他还被通报大肆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系统的选人用人制度和政治生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徇私枉法践踏纪法底线,贪婪无度。2021年以来,辽宁省公安厅已经有3任厅长落马。2021年1月25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落马。2021年8月23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主动投案。今年1月,李文喜受贿案一审宣判。2006年至2021年,李文喜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4亿余元,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李文喜受访视频截图去年8月,薛恒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审开庭。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21年,薛恒直接或者通过亲属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5亿余元。2019年,薛恒离职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他人请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6.3万元。在情妇住所搜到超亿元现金在王大伟被查之后,有关他的案件细节被媒体披露。有媒体称,外界认为,王大伟被认为是落马的几个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中,胆子最大的一个。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当地政法系统盛传,王大伟涉案金额超过李文喜,其被查后,办案人员在其沈阳市一位情妇住所处搜出的现金就超过1亿元。此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办案人员在王大伟妹妹的一个住处,搜出数以亿计的人民币,“王大伟主要的钱都藏在齐齐哈尔”。据检方指控:2008年至2022年,被告人王大伟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王大伟当庭认罪悔罪从检方指控来看,王大伟是进入政法系统之后开始堕落的,他敛财的第一个岗位是“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忠旺集团和下属孟冰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第一,他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他是今年受审、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第二,根据检方指控,他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公开资料显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忠旺的下属公司。据《证券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忠旺实控人是刘忠田,贴有“亚洲铝王”标签。在王大伟被查之前,2021年10月15日,中国忠旺收到下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因重大亏损、运营困难,下属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出现严重经营困难,经多方努力,已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当前问题。中国忠旺发布内幕消息2022年9月,中国忠旺公告称,公司接获通知,相关中国债权人已于2022年8月30日,针对公司附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14家公司,向法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今年4月6日晚,中国忠旺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香港联交所宣布,由2023年4月13日上午9时起,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将被予以取消。另外,王大伟还曾为下属孟冰提供帮助。孟冰,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今年50岁,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王大伟的“70后”下属孟冰孟冰长期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2013年,王大伟从黑龙江调任辽宁担任公安厅一把手时,孟冰是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副厅级)。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孟冰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之后他重回省公安厅,出任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8年10月,孟冰出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次年11月,他任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正厅长级)。2021年5月,在王大伟被查前一年,孟冰调离辽宁省委政法委,出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2022年6月16日,在王大伟被查3个月后,孟冰落马。孟冰的双开通报提到,他“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政治攀附,并在组织核查时掩盖攀附问题,花费巨资跑官买官”“为谋求职务提拔调整,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孟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官网截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第三,王大伟曾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此前“老虎”受审时,官方的报道表述多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XX万余元”,王大伟案件则明确列出了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此前,8月4日,“正部级”老虎、十三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咏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沈德咏收取现金、黄金制品、车辆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56万余元。更早一些,2019年5月,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化为被认定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84.93万余元。

近日,一批落马中管干部受处分的结果密集公布。继昨日宣布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公职,刘跃进、李勇被开除党籍后,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被“双开”,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李海涛: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图为李海涛资料图,他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公开资料显示,李海涛出生于1963年9月,黑龙江巴彦人,一直在本省工作,曾任黑龙江省经贸委、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12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2014年初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他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一职(至2017年6月卸任)。2022年1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年5月,他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职务。2023年9月,李海涛官宣被查。经查,李海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出入私人会所;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安排下属单位报销、支付个人费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海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海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张祖林: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今年5月,上海政法学院一名学生在微信上提取了一笔5万元零钱。在这一过程中,共被收取了50元左右的手续费。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对提现费如此高昂立刻产生了质疑。在线上咨询腾讯客服后,得到的回答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因此在免费提前额度使用完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图为微信提现界面的提示(资料图/图文无关)该学生此后与其他法学生组成团队,花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来的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并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案于今年8月末开庭,据作为本案代理人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杨昊斌介绍,他在一审后又经过十几次修改,目前已将庭后意见写完并成功提交法院,并等待审判结果。他表示,即使这场官司败诉,也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被告,天下苦微信提现费久已。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联系到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上海政法学院大四学生吴祖祎,听她讲述了更多案件细节。随后我们也联系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陈善勇律师,专攻金融领域的陈律师表示,微信收取提现费本身并非不合理现象,加之腾讯主场作战历史败诉率极低,因此该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胜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并将引起各方重视。”微信方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祖祎向我们介绍,其团队成员的微信里此前有一笔5万元的资金流入。今年5月,该成员决定将钱取出,“第一次转了500元,没收手续费。第二次把剩余的都取了,一下子收了将近50元。”而这名团队成员在开通微信零钱之时并未在服务协议中找到提现手续费字样,但提现之时却发现需要支付手续费。她在咨询了微信官方后获知,根据规定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账户终身享受累计1000元的免费体现额度。一旦使用完这个额度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如小于0.1元,按照0.1元收取。例:零钱提现1000元,需要支付1元服务费。吴祖祎和当时还在上海政法学院读大四的杨昊斌以及同样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的席蕊璇、秦浩宁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潘灵青建立了一个五人团队,决定对此事进行深挖。8月底,团队中的三人自费前往深圳参与庭审。组团状告微信的法学生们陈律师表示,这一案件涉及到微信提现收费问题是否合理,而关键就需要看双方是否签订过相关的服务合同。“虽然用户不可能与腾讯平台签订纸面合同,但是用户注册使用过程中的电子合同基本不会少。”他说,“从监管层面上看,需了解收费有没有违反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只要微信提现手续费收费没违反监管机关的规定,那么收取手续费无可厚非的。”“微信支付手续费的收取与银行的收取标准有关,因为前期微信支付需要承担了所有转账成本,故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这种模式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决定收取多少手续费。所以从法律层面讲,微信收取手续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原告方提出的主张,是微信方面没有尽到合理提示的义务。经过事后查询发现,微信是从2016年3月1日起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当时在官网进行了一个公告(含新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公告,还有更新后的条款,发现有些格式条款没有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因为公告里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一半以上的字全都进行了加粗,因此其实没有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因为加粗的字太多了,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需要点击打开一个超链接。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尽到重要条款的相应提示义务。”吴祖祎称,“另外一点,它没有给大家一个退出机制。假如有人在公告登出前已经往微信里存了一大笔钱,但又没细看公告或者根本不知道公告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杨昊斌本人也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了他们的这次起诉,该贴很快就登上热搜第一,底下超过1万+条评论清一色都在吐槽微信的做法。网友“ufiyyh”在杨昊斌的帖子下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微信手续费上遇到的糟心事:“爸妈在农村卖菜,大半年收入2万元,(提现时)微信手续费就要20元。一斤菜的利润就5毛,20元手续费就等于少卖了40斤菜。担心爸妈心疼手续费,我都是让他们转给我,然后我折现给他们。可我一个人微信也用不上这么多钱,只能慢慢兑换提现额度,一年也兑换不了一万块。但如果爸妈的微信里放几万块我更加担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操作,另一方面是怕他们被人骗了或者丢失这笔钱心理扛不住。”图为法院的出庭通知书这触及了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微信客服称收取手续费是为了平衡银行交易成本,但怎么能确定微信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吴祖祎介绍,他们经过了一个粗略的估算,结论是手续费定价过高。“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们就只能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估算,”她说,“我们现在也希望对方拿出证据,他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弥补成本,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怎么弥补成本。”陈律师也向记者解释,“因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非上市公司,并无财报可以查看。”“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年度流水,从而推算出利润率是否过高。在财付通利润率明显暴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酌定减少手续费用。”但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并未能得到精确的内部数据。吴祖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我们觉得微信收取提现费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这次诉讼进行到底。就算不能赢,我们也希望让各方面都能重视起这个问题,从而提醒微信正视广大用户的声音。”微信提现费对商户影响更大陈律师认为,相比个人用户,微信收取提现费对于商户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可以通过这次诉讼引起各方重视,那么诉讼本身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它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目前财付通主要是提现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提现、钱一直放在账户中是不收取费用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我可以选择仅用微信支付不提现。但针对于商户而言,微信收款却处在两难境界。不用微信收款明显影响生意,腾讯支付平台正看中这一点,所以将商户提现与个人提现区别对待(商户的提现费率更高)。”“这种区别对待方式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运作规律,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微信支付服务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他希望看到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提现手续费最高比率,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我们期待针对财付通提现额监管部门也能出一份类似文件,规范提现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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