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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赛霓认为，当面临极端暴雨洪水时，与城市相比，大量分散性的山区农村地区更难迅速组织起力量，进行应急处置。一方面，因为农村人口相对不集中，且缺乏资源；另一方面，很多山区农村的人口结构以老人、小孩为主，处置和救助难度大。在她看来，山区和城市不同，从应急管理角度，必须一地一策，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对山区而言，及时的提前撤离才能把受灾损失降到最小。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启迪认为，随着出生人数不断下降，学生越来越少，优质学区的学区房价值也会下降。“由于出生人数持续减少，而优质学区资源相对固定，更少的学生对应固定的学区，这也就意味着优质学区房的稀缺性也会下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童晓辉表示，公安机关收到高利转贷的线索主要有两类：高利转贷者没有还清银行贷款，银行发现线索后主动报案；纪委监委发现公职人员涉及高利转贷的线索后，移送到公安机关。

　　“我发给您的都是捡漏房源。”崔明明向记者前后展示了三套房源，其中一套位于月坛南街19号院，43㎡，南北通透的一室一厅，售价678万元。“同户型的房子之前卖709万元，今年9月还卖了一套不带电梯的，692万元。现在这个价格，如果只想落户，非常适合。”不出所料，这套单价15.58万元的“捡漏房”在挂牌两天后售出。

　　“中介一直跟我说，楼龄新的房子稀缺，每年入市挂牌的就不多，降价卖得更快。但实际上，楼龄新的房子持续降价的也不在少数，到现在也没卖出去。”顾清还想再搏一搏。

　　多位受访者还表示，公众对公职人员触犯刑法，了解最多的是受贿罪、贪污罪等，对高利转贷罪认知非常有限，这也让一些人即便知道身边有人存在这种行为，也意识不到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有受访者表示，他身边的公职人员认为高利转贷行为挺正常，甚至这属于会理财的聪明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贾奋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16年9月，贾奋强因犯受贿罪、高利转贷罪，被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罚金210万元。

　　丁长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上海上半年实现高增长，一方面与去年同期的低基数密不可分。2022年上半年，上海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经济出现负增长，直接导致上海GDP未能突破2万亿元（1.93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前年同期下降5.7%。

　　8月9日10时左右，四川雅安雨城区鱼鳞坝网红打卡点十余名游客正在拍照打卡，突遇河道涨水，多人被洪水冲走，造成人员伤亡情况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中方敦促菲律宾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的原状。同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作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但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以人员轮换和运送生活物资为名，持续夹带大量建筑物资上舰。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菲方表达严正关切，建议双方就如何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商谈，但菲方对此拒不呼应。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要实现更精准的天气预报，需要资金和很强的技术能力，而且要精确到较小区域尺度，“目前还做不到这么精细化”。北方城市发生这种极端暴雨的频次较低，对于其形成规律，也缺乏相关历史数据的积累。同时，多位专家还提醒，预警也不能过度发布，最近几年由于频频发生一些突破“历史经验”的极端天气事件，一些地区的气象部门担心事后追责，日常发布预警的频次过高。这会给地方政府和公众造成“狼来了”的感觉，不利于真正发生灾害时的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