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农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农业总产值占全球农业总产值的22.5%，位列第一。虽然从2012年到2022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4.5%提高至62.4%，但对标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农业强国的特征，中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吴德看来，中国可围绕生物育种、人工智能、再生农业技术等前沿领域设置“揭榜挂帅”重大科技专项，鼓励研究型高校院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整合各类创新资源，跨区域、跨层级、跨领域组建团队，开展有组织的导向性基础研究，产出重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设置科技领军型企业主导的重大应用专项，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新型关键共性技术平台，解决产业链关键共性问题。

　　“目前中国农业科技人才与项目评价机制改革，存在‘破’得多而快，‘立’得少而慢的倾向。”吴德认为，中国可瞄准世界农业科技前沿的底层、颠覆性技术，长期稳定支持研究型高校院所建立“人才特区、科研特区、研究生培养特区”，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支持高校、职业院校与国企或行业龙头企业共建紧缺人才定制班、急需人才培养特区，共定方案、共同招生、联合选题、成果共享，培养一批行业紧缺应用型人才；探索乡村振兴指导员和园区CEO培训制度，培养一批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基层技能人才。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同样将焦点对准了“三农”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基层。“我在凉山州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引进新农业人员，采用新模式、新技术，产生了乡村振兴的新业态，新产业链。”耿福能介绍，一群由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在凉山组成“新农人”团队，将传统地栽蓝莓进行升级，该项目对土壤没有任何要求，贫瘠的山坡、河滩地均能实现高效利用。

　　在耿福能看来，农业农村科技是直接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需要提高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率，以生产基层需求为主，破解科技和产业“两张皮”问题。政府需要实施导向性源头性基础研究，产出原创性、颠覆性、填补空白性的创新 成果。比如，根据四川的地域特性研究培育防治滑坡等自然灾害的植物，支持偏远山区高端智能、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