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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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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4月17日以来，菲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近5个月，菲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间，中方依法对9701号船采取管控措施，菲方多次企图组织强行运补均遭失败。图为菲方滞留中国仙宾礁的9701号船（资料图）9月14日14时许，菲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潟湖。我们正告菲方，停止煽宣炒作、冒险侵权，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中国对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相关新闻非法滞留5个月后，“菲海警船驶离仙宾礁”当地时间9月14日，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USNI News）援引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信息报道称，此前长期非法滞留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的菲律宾海警船“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BRP Teresa Magbanua，菲海警9701号），已于当地时间9月13日驶离该地区，并驶入苏禄海。报道称，就在该船被发现从南海进入苏禄海之前，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乔纳森·马拉亚（Jonathan Malaya）还曾扬言宣称，“马尼拉方面将维持其在仙宾礁的存在，因为我们正监测可能的填海造地活动”。中国对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此前，菲海警船不但非法冲闯仙宾礁邻近海域，危险接近中方海警船，菲方还多次妄图对其补给，但均被我海警船包围驱赶。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所援引的，是一名名叫汤姆·舒加特（Tom Shugart）的防务分析人员所发的推文。资料显示，舒加特也是美国跨党派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兼职防务项目高级研究员。舒加特在9月14日的推文中写道，根据AIS数据，菲律宾海警船“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似乎已经离开仙宾礁，正在从巴拉望岛以南航行，似乎正以18节的速度向东行驶。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该网站在撰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中方或菲方都没有就该船只离开仙宾礁的行动发表任何声明。AIS数据显示菲律宾海警船已经离开 图/汤姆·舒加特X平台发文9月15日，中方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也在X平台发文证实，其监测到，菲律宾海警船“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已经撤离仙宾礁地区。“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X平台截图值得一提的是，菲海警9701号，也就是“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是日本援建菲律宾的两艘执法船舰之一。据微信公众号“中国海警”8月31日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8月31日08时02分，菲律宾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海警9701号船起锚，位仙宾礁潟湖内持续机动、寻衅肇事，中方海警5205舰依法依规对9701号船采取喊话警告、跟监管控等措施。12时06分，菲9701号船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5205舰，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再次正告菲方正视现实、放弃幻想，立即自行撤走才是唯一正确途径，不要误判形势、制造热点、升级事态，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8月31日，菲律宾海警船撞击我海警船现场态势 图/玉渊潭天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8月29日也曾表示，中国对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今年4月以来，菲海警9701船擅自进入仙宾礁潟湖并长时间非法滞留，严重侵犯中方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并多次提出严正交涉。菲方妄图实现在仙宾礁长期存在，打开了恶化南海局势的“潘多拉魔盒”，遭到地区国家强烈反对。8月19日以来，菲多次派海警船企图冲闯仙宾礁，其间以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执法船，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现场操作专业规范。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菲方应立即采取行动从仙宾礁撤船撤人，恢复该礁无人、无设施现状。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美方是搅动南海局势的最大黑手，也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正是美方的怂恿支持、站台背书，才使得菲方有恃无恐，一再挑衅。美方妄图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吓唬中方，完全是徒劳的，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更大义愤和斗志。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出现在仙宾礁附近 图/社交媒体据外交部网站消息，9月11日，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在北京共同举行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BCM）团长会晤。双方就中菲涉海问题特别是仙宾礁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方重申在仙宾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敦促菲方立即撤离有关船只。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继续通过BCM等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在报道仙宾礁当前局势的同时，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还提及南海的另一区域——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声称围绕仁爱礁坐滩的菲方船只“马德雷山号”及其运补问题，中菲两国在今年6月发生了一场冲突，“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事件”。在中国仁爱礁坐滩的菲方船只“马德雷山号” 资料图事实上，自菲律宾现任总统马科斯上台执政以来，南海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菲律宾自以为能靠美国在其背后“撑腰”而频繁兴风作浪。今年6月，菲律宾方面再次非法闯入我仁爱礁邻近海域，并且蓄意制造碰撞事件。对此，中国海警首次对菲运补船只进行登临检查，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然而，就在近期，菲方又制造了多起争议事端。在9月2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方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要求菲方立即撤走非法滞留的船只，立即停止侵权挑衅。中方将继续依法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同时我们也愿同菲方通过外交渠道保持对话沟通，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管控好海上局势。

《特工大佬：素颜艳天下》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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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说明星住这栋楼，他被困了，我先去救明星，我们不可能这样做。毕竟被困电梯人都怕，空间又小。”

《东方茉莉》

图｜任海云和女儿前往派出所任海云见河南老家来的派出所民警将丈夫带走之前，她再三嘱托办案人员，说丈夫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但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等三人，还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常济淙在2024年2月4日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后，就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医务人员在常济淙出院后再三告诫患者家属，患有这种活动性右心房血栓的死亡率达到80%至100%，而治疗这种疾病的“利伐沙班”必须每天坚持服用，且不能间断，否则会随时危及患者生命。而在常济淙“停药”一天多时间后，他竟然在警方审讯中“突发疾病”。据涉案派出所所长陈国发介绍，3月28日晚上8点20分许，常济淙在郑东新区分局案管中心讯问期间上厕所途中突然倒地，民警随即联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以下简称：郑大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9天无效死亡，年仅51岁。离奇的是，常济淙在120抢救后，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和《院前急救情况记录》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尤其让死者家属感到疑惑的是，常济淙在郑大医院抢救9天后，竟然产生了29万余元的“天价”医疗费。白鹿新闻从院方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看到，常济淙死后被送到太平间的第五天，院方还在给死者“注射”葡萄糖液等药品，以及心肺复苏、心电图检查。直到4月6日被医院宣告死亡后，任海云才见到爱人常济淙。但她在擦洗丈夫遗体时，发现其后颈脖上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腿部也有明显伤口，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死者既然在抢救前已经被医生诊断为死亡，郑州警方为何还要将死亡的常济淙送到医院抢救9天？”任海云由此怀疑，警方为了故意隐瞒丈夫被刑讯逼供的死因，才让医院制造抢救的假象，这样好让死者家属误认为常济淙是正常突发疾病死的。对于死者被抓的真正原因，任海云因误接“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电话而揭开了事实真相。这段8分19秒的录音电话显示，赵俊华副所长在此次跨省抓捕行动中竟然违规传唤犯罪嫌疑人，还涉嫌插手经济纠纷办“人情案”，如“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白鹿新闻了解到，对于上述那段录音电话，涉案派出所及民警至今仍不知被死者家属“截获”。陈国发所长表示，涉案嫌疑人常济淙之死纯属意外事故，而此案的办案民警都是依法依规传唤，不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至于死者身上的伤痕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弄伤的。目前，郑东新区分局已经成立专班，地方检察院也介入调取了相关同步视频录像，善后工作正在进行。白鹿新闻就此向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求证核实，相关人员表示，经查询，该院未受理常济淙的案子，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关于警方的这一说法，任海云仍然有自己的疑问：爱人生前患有致命的心脏病，警方有没有及时给他吃药（利伐沙班）“续命”？若是突发疾病死亡，为何他身上有原因不明的伤？她迫切想知道，爱人从北京带到郑州公安局审讯室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警跨省“钓鱼执法”清晨7点，任海云的手机每天会响起闹钟，闹钟一响，她就要催丈夫老常准点吃药了。她和丈夫都是河南新乡人，尽管丈夫比她小三岁，但她一直管常济淙叫“老常”。可自从老常被郑州警方跨省抓捕后，她每天的闹钟再也唤醒不起丈夫吃药。而此时的老常，已经躺在700公里外的郑大医院太平间近6个月时间。任海云永远不会忘记老常被老家民警逮捕的那一天。据她回忆，3月27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老常在家里接到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的电话，说其表姐得了皮肤病，希望他在北京联系一家好的医院。挂断电话后，老常随即在北京门头沟区天街附近订了一家酒店，并通知好友崔金华过来陪河南老乡一起吃中饭。早在几年前，赵俊华因办理常济淙的拒执罪案而相互结识，并时常有了联系。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楚广军、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显示，因楚广军与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常济淙偿还2062万元给楚广军，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常济淙未完全履行债务，涉嫌构成拒执罪，于2019年10月8日移送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以下简称：郑东分局）处理。2021年2月20日，郑东分局开始立案调查。崔金华告诉白鹿新闻，大概一个小时后，她开车赶到天街十字路口时，正好看到老常夫妻俩跟三个身着便装的男子碰上了面。突然，为首的赵俊华将老常的手机夺走，并声称要带他“到郑州配合调查（案子）”，还扬言要戴铐子将他带走。这时，大家都感觉不对劲，一场酒宴竟然演变成“钓鱼执法”案。“我说你们这是干啥，他（赵）说了解个事。这时常总说先吃饭吧，然后我就去饭店点菜。”过了一会儿，任海云打电话叫她赶紧出来，他们要带走老常。“我赶快跑出来，对他们三人说，你们凭啥带他走？有传唤手续吗？”崔金华多次向白鹿新闻强调，当时前来北京的赵俊华三个人，均没按规定穿警服、持传唤证办案。但“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只有赵俊华一人晃了一下警官证。我们由此怀疑另外两人不是办案民警。”事后，白鹿新闻陪同死者家属在通泰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公示栏中，也没有找到这两名陌生男子。不过，该所王姓教导员却称“他们（两人）应该是去年刚分来的。”在双方僵持下，赵俊华最终强行将常济淙带上了路边的出租车。临行时，任海云要求他们留下联系电话，并央求赵俊华，“老常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出院不久，身体还在恢复期，希望他能回家拿药。”据任海云提供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2月8日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常济淙有长达10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其间曾被诊断为脑梗死，但经溶检治疗无明显后遗症。早在3年前，他曾出现过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等症状，经多家医院诊断患有多种心脏病。最后，该院于2月4日诊断为包含右心室血栓、肺动脉高压等多种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10种疾病。其病历载明，“因心脏严重心衰无法耐受介入手术，院外口服药物保守治疗。”图｜解放军总医院为死者家属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白鹿新闻从这份出院记录看到，常济淙患有11种疾病，其中最致命的疾病应属右心室血栓。据公开资料显示，心腔内血栓以左心室多见，右心室少见，而常济淙右心室内大小为21x15mm的巨大血栓则更为罕见。赶到家中，任海云将老常每天吃的12种药全部捡到一起，送到已经等候小区门口的赵俊华一行四人的出租车上。“常总心脏病真的非常严重，一旦出问题谁能负责任？”待任海云回家取药后，赵俊华回复崔金华，“我会负责任的，我们有自己的医院鉴定。”老常看着风尘仆仆的妻子，对她说，要照顾好自己。任海云有些不安，老常看出来了，还安慰她说，“放心吧，我没事的，过几个小时就回家了。”车子启动后，任海云仍不放心地再三嘱托赵俊华，“记得让老常准时吃药，如果停了药，他会有生命危险。”但让任海云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这一去，便永远离开了自己的身边。断药一天后送医抢救再次返回家中，任海云发现刚才匆忙之中少带了一种药。而这种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正是治疗右心室血栓的特效药，需要每天及时服用。任海云至今仍记得老常出院时，其主治医生曾嘱咐过她，一定要记得给他每天服用“利伐沙班”，且不能间断。据了解，“利伐沙班”是一种新型口服抗凝药，可预防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从而有效缓解右心房血栓问题的加重，以降低卒中和全身性栓塞的风险。对于这款药停用产生的后果，上述主治医生曾向任海云作过详细介绍。他说，一旦不及时服用此药，右心室中的血栓就会脱落进入肺动脉，引起肺栓塞，那么栓塞部位远端的血流就不能流入肺泡，无法完成气体交换，导致通气、血流比例失调，血液中的氧气含量急剧下降，最终出现心脏和呼吸衰竭，随时危及患者生命，严重导致猝死。右心室血栓合并肺栓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死亡率极高。据文献统计，右心房血栓的总死亡率大约是28%，而未经治疗的活动性右心血栓的死亡率可以达到80%—100%。而活动性右心室血栓又被全世界医学界公认为最高死亡率的急诊疾病。因此，常济淙从北京医院出院后，医生在《出院记录》中还特别注明医嘱：“出院后每天须按时服用20mg的“利伐沙班”一次……，规律服药，预防肺栓塞”。对于大剂量服用这款药，医生曾解释，正常情况下，右心房血栓患者只需服用10mg的“利伐沙班”，但老常右心室内的血栓巨大，所以要加大一倍的剂量，且每天必须准点准时吃药，否则一停药就会有生命危险。老常每天吃药的时间定在早上七点。考虑到明天早上即将要断药，任海云心急如焚的开始拨打赵俊华之前留给她的电话，但整个下午都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傍晚5点26分，赵俊华终于接听了电话。据任海云回忆，赵俊华说带老常去郑州只是了解情况，配合警方调查，并一再叫她放心老常的身体情况，他带有老常的病历。“通话期间，我一个朋友说能否让常总接电话，他说涉及案件不便在高铁上接听。”直到晚上11点37分，常济淙才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说“你别担心我的身体，今天笔录未做完，明天继续做”，中途，赵俊华抢过电话称，有两人陪着他在宾馆，还说他身体没问题。通过这个电话，任海云才知道丈夫下火车后被送到宾馆做了第一次笔录。结果这一次通话，他们夫妻俩便天人永隔。次日早上七点，又到了常济淙准点吃药时间，任海云多次拨打赵俊华电话，欲想知道丈夫是否准时吃上了“续命药”（利伐沙班）。一个小时后，赵俊华才接通电话，称老常没事，能吃能喝的。随后，任海云仍不放心丈夫病情，决定亲自去趟郑州送药。据上述判决书显示，任海云因为丈夫的经济纠纷案承担民事连带责任，而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限高不能坐高铁、飞机。为此，她坐动车到郑州后一路联系赵俊华，均没人接听。直到傍晚，赵俊华才知道她到了派出所，并叫她送到指定地方，那里有其安排的民警过来取药。任海云送完药一个多小时后，赵俊华竟然主动联系了她。任海云说，“他通知我明天中午12点左右到派出所办理拘留手续。这时，我又询问爱人的身体状况，他说没有一点问题。”任海云特别留意了这个电话的显示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19时13分。但白鹿新闻注意到，任海云事后从郑东分局获取的《拘留通知书》显示，“我局已于2024年3月28日18时将涉嫌拒执罪的常济淙刑事拘留，现羁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也就是说，赵俊华当晚打电话给任海云时，常济淙早已被看守所收监。图｜郑东分局给死者家属的拘留通知书那时，任海云并没察觉到有何异常。但当晚9点17分，任海云又接到赵俊华打来的电话，说她丈夫正在医院进行抢救，让她赶紧去郑大医院。“当时我预感丈夫出事了，也一直是担心断药引发疾病的问题出现了。”大约20分钟后，她和弟弟开车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老常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四周围了很多便衣警察、医生，其中就有派出所的陈国发所长和赵俊华。当她走过去准备靠近丈夫时，身边十几个民警把她拖拽回去，直到丈夫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抢救死亡后仍“注射”药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任海云一家人不知所措。昏迷不醒的常济被医院安置到ICU抢救后，医生告诉家属，说患者情况危急，心跳反复骤停。据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记录》显示，半小时前上（审讯室）厕所时被人发现晕倒在厕所，可喊醒，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复苏成功收入院期间再次出现心跳骤停，再次予以心肺复苏，如此反复复苏6分钟才复苏成功。图｜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病历医护人员持续为其心肺复苏，却始终没有效果，并下了病危通知书。为了纠正心衰、缺氧，并创造手术条件，医生决定启用一种名为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设备。这是一种高科技的生命支持系统，用于在患者的心脏和肺功能严重受损时提供帮助。ECMO技术可以代表一家医院、一个地区的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公开资料显示，被誉为“亚洲最大医院”的郑大医院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复旦大学版）中，其综合排名位居全国19位，在中国医院科研量值排行榜中居全国第21位，设有东院区、北院区等4个院区。图｜死者常济淙的妻子（右）和女儿在郑大医院的合影ECMO俗称人工心肺，是替代心肺功能的一项抢救技术，可为心脏骤停、难治性心源性休克、重症肺炎等各种疾病引起的呼吸衰竭的濒死患者的抢救赢得时间。目前，ECMO因在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救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逐渐被大众熟知，不少人把它称为重症患者救命的“终极武器”。白鹿新闻了解到，此前一台进口的ECMO设备价格在100万元至350万元不等，且开机、耗材费用不菲。德国德中医学会中国项目部主任刘洋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过去，ECMO开机耗材套包平均5万元，加上重症ICU每天超过1万元的治疗费。任海云得知，使用ECMO的费用极其昂贵，光开机费就高达5万元以上，且每天至少上万元。她感到无助，这对于一个负债累累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她向医生询问了ECMO的必要性和成功率。据了解，成功率为50%。医生向任海云解释，ECMO是在其他治疗手段无效时的最后选择，它可以替代心脏和肺的功能，给患者提供治疗和康复的时间。然而，医生也坦诚地告诉她，尽管ECMO是一种先进的生命支持技术，但它并不能治愈病情，成功率因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异。面对这样的情况，任海云感到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不想放弃任何救治丈夫的机会；另一方面，她还要考虑到家里还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以及持续增加的医疗费用，她很难抉择。但最后，任海云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丈夫的生命。她告诉白鹿新闻，抢救的第一天，她先向亲朋好友筹借了5万元，然后多次找派出所协商垫付每天产生的医疗费，但赵俊华一直躲着不接电话。面对医院的催款通知，她无奈向郑东分局副局长谷秋生发出了“家属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求助短信。图｜郑东分局谷秋生副局长发给死者家属短信谷秋生于3月31日的当天下午2时12分回复了任海云：“刚医院查了，账上还有一万多，不影响治病。”随即她再发短信就没再回复。4月2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接见了任海云及其家属。据她提供的一段录音显示，当时陈林拿了一张打印好的《申请书》让她签字，但她拒绝在这份既没盖章，又没填写日期的纸上签名。图｜死者家属从郑东分局拍到的垫付医疗费的申请书趁他们不注意，任海云拍了这张申请书。该申请书显示，“我叫任海云……，3月27日我的丈夫常济淙在北京被通泰路派出所带回郑州询问案件，3月28日夜里常济淙因疾病被送到郑大医院急救，经多次抢救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公安机关出于人道主义先期已经垫付医药费12万元，家属自筹5万元，现病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仍未脱离生命危险，现因家中无力支付医药费，请求公安机关对常济淙进行继续救助医治，并垫付医药费。”“拒绝签字后，陈林随后给我打了电话，承诺他们会支付，让我们放心。”任海云说，“老常刚使用ECMO抢救时，医生找我谈话，说他血压稳定。当初医院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老常有救了，给了我希望。但抢救的第二天，医院就一直劝我放弃治疗，我感觉很不正常。”据任海云提供其中院方找她谈话的一段录音显示，患者主治医生对她说，“目前他30的血压还是在ECMO支撑的，我估计一撤ECMO，血压会掉得很厉害，我觉得你们下一步还花那么多钱去救也救不过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4月3日，她向院方索求老常的抢救病历，欲将给曾治疗过他的北京医院进行会诊。“可能他们感觉瞒不住了，医院拒绝提供病历，多次谈话中劝告我们放弃治疗，撤掉ECMO，但我们坚持不同意。”遗憾的是，昂贵的ECMO并没有将常济淙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4月6日凌晨4点42分，医院通知患者家属“抢救已经没有意义了”，并正式宣布常济淙死亡。至此，常济淙已经在郑大医院ICU抢救了9天时间，医疗费高达295731.81元，其中郑东分局垫付了24余万元。撤掉ECMO后，警方只准许死者儿女进入ICU，这也是他们俩第一次进ICU见到父亲。女儿摸了摸父亲的脚，“冰凉冰凉的，感觉刺骨，好像爸爸死了好多好多天”，而他的眼睛一直睁开着，死不瞑目。直到常济淙的遗体被转移到郑大医院太平间，任海云才见到丈夫。她按老家的风俗跟丈夫穿了寿衣，但在擦其遗体时发现其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左腿部也有明显伤口，其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她随后拍了几张照片。图｜死者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看到往日光彩照人的丈夫变成这个“狰狞”模样，她痛不欲生，几欲昏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她从120抢救病历中发现死者的“双手腕可见环状痕”，由此咨询了司法系统的朋友，他们称死者生前在审讯中经历过酷刑，她需要派出所给个说法。此外，任海云还对郑大医院使用ECMO产生的高达29余万元“天价”医疗费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涉嫌过度医疗、存在乱收费现象。她援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曾经算的一笔细账，ECMO启动费用要4万～6万元，主要是一个套包的耗材费用，包含离心泵头、管道、血管插管和膜肺。运行期间，ECMO每天费用在1万～2万元，主要是ICU、用药、监测设备及医护人员费用等。统算下来，她丈夫抢救9天不会超过24万元。而上述的刘洋主任也曾向媒体介绍过，患者过去使用ECMO两周时间仅需20万元费用。白鹿新闻注意到，郑大医院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第71页显示，4月6日上午8点2分，死者常济淙被医院送进太平间；4月11日8点53分，死者又做了“心肺复苏术”、“物理诊断常规心电图检查”，以及使用了多次不同数量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针”、“葡萄糖注射液”等共22项收费，其中3项属“补录医嘱”。图｜死者被送进郑大医院太平间仍产生22项医疗费对于死者为何在太平间的第五天还会产生费用问题，患者常济淙的主治医生崔红卫答复以死者家属名义的白鹿新闻，他表示，“抢救完了，晚几个小时写医嘱，这是国家允许的。对于他送来已经死亡或晚几天写（补）医嘱，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记不住了。”死者伤痕可能是医生弄伤的丈夫死亡后，任海云一直要求警方给她看丈夫生前从北京到郑州的全部执法记录仪视频。因为她怀疑，身上有多处伤痕淤青的丈夫可能是被派出所民警刑讯逼供致死。现在她最大的疑问是：丈夫在审讯室的几个小时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为此，任海云先后找了派出所和郑东分局，均没有得到回复。4月8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发短信通知她：“分局对您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专班，由我来牵头处理善后事宜。”图｜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给死者家属发短信任海云觉得由陈林来牵头处理此事不合适。据报道，2020年12月13日，网络上出现实名举报郑东分局二级警督、纪委副书记、执法执纪监察室副主任陈林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称陈林存在伪造更改多重身份、利用虚假档案资料混入人民警察队伍；裸官、长期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插手经济案、办金钱案、关系案；拥有多套房产和商铺、为跨境网络赌博提供保护等情况。举报当天，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已成立调查组介入此事，但时至今日仍未见相关部门公布调查结果。图｜媒体曾报道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次日下午，陈林通知死者家属前来酒店协商善后事宜，并给任海云送达了《拘留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和死者随身物品，以及死亡当天的抢救病历。“但唯独少了丈夫的手机，警方说现在不能给你。”任海云说，然后，她拿着丈夫的身份证去医院打印病历，但电脑中查不到他的相关信息，医生说病历还在ICU重症监护室没上传。最后经警方的同意，院方才勉强将死者的病历全部给了死者家属。4月10日，在任海云的强烈要求下，派出所给死者家属及其代理律师看了部分录像。任海云说，观看视频前，民警要求他们过安检，还要上交手机及金属物品。“我很生气，看个视频像审犯人一样，我们就直接下楼了，可走到大门口冷静想了想，还是想知道爱人去世的真相，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就回去接受了公安的要求。”据任海云和她的女儿回忆，这段视频显示，老常下高铁后，他和赵俊华并肩在郑州高铁站行走了十几秒钟，但具体时间不详。然后画面跳到3月27日晚上11点，他和两个穿着警服的民警在酒店前台待了1分钟左右，其中赵俊华让他在前台出示身份证（开房），尔后他们便乘电梯进入酒店房间一闪而过。整个视频画面没有声音，也听不到人说话。当她要求看房间视频时，放视频的民警却称酒店没监控。“我不相信，因为当晚11点37分，我接到爱人电话，他说今天笔录没做完，明天继续做，赵所还安排了两个人在这里。而赵俊华在电话里也说，在酒店里有另外两个人陪同，我还想多问两句，爱人说他们要手机便断了电话。”任海云说，“我肯定不相信酒店没有监控，而结合我爱人身上的伤痕，我更怀疑他在酒店受到非人的折磨。”所以，她一再坚持要观看房间视频，但遭到拒绝。“这段被剪裁处理过的视频再显示，3月28日下午4点多，老常被民警带进郑东分局案管中心大厅站了一会儿，喝了口水。随后，他被民警送进审讯室，坐上一张椅子，没多久，询问人赵俊华好像在撕一份什么文件。”对此，一旁观看视频的民警跟她解释，审讯人员做笔录，有时会写错、签错，或者需要改动的，然后要重新打印再拿给他认可再签字，所以之前的笔录就得撕了。“我听完之后感觉不正常，因为我爱人的眼睛老花了，看不太清楚，所以他们做的笔录我存疑。”任海云继续观看视频，发现画面中的老常又被带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他先是坐在一个长凳上，然后不知多久又躺在凳子上，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叫门。“他们进一步跟我解释，说爱人要上厕所。”“画面一转，我看到爱人从厕所里倒在地上的画面。”任海云说，“我一看心都跳出来了，大喊救命，可看到爱人旁边没有人，我在着急，隔着屏幕也无能为力，心疼死了。看着他好像在叫人求救，然后就看到他坐起来抱着脚，很痛苦的样子。公安解释说是脚疼，我听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一会又见他倒下了。这时爱人的旁边站了一个人，不知他在说什么，我眼看着爱人无助地躺在那里，躺了很久。”“我看着画面只能大喊着叫他们救命，可那人无动于衷。”旁边的民警对她说，他们在审讯时进行了抢救。“可是我没看到有人在抢救，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看到120的医生进来了，之后就没有画面了。”看完这段视频后，任海云整个人都瘫了，心脏也跳个不停，现场的120急救人员赶紧给她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她才缓解过来。“从整个视频来看，他们从没给丈夫吃‘利伐沙班’这种药。如果他按时吃这个药，不停药不断药，也不会突发心脏病死了，真的接受不了。”任海云事后回忆，丈夫死亡与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她心有存疑。据一位不具名的心脑血管专家透露，“利伐沙班”是一种抗血栓的药品，对治疗罕见的右心室血栓疾病有奇效。如果每天不及时服用，或停药一天以上，会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从而引发血液流不到心脏，危及患者生命。8月12日上午，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走访了通泰路派出所，并以家属的名义向陈国发所长了解了此案相关情况。据陈国发介绍，老常在审讯时上了一趟厕所，解完手后不小心摔倒在地。他坐在地上摸着脚，身旁一办案民警走过去问他有事没，他说脚疼得受不了。那个民警将他扶了起来，但他站不起来又倒在地上。随后，民警立即拨打了120，并向带班民警汇报了情况，“过了一会又上去给他按心肺复苏，毕竟他（民警）还不专业。后来我们也在反思，可能有的民警不懂医疗知识”。任海云向他质问死者身上的伤痕及是否吃药情况，陈国发答复“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劲儿很大而弄伤的……。进入案管中心，他要吃药，民警又跑出去给他买水”。对于陈国发这一说法，令她难以接受。任海云提出在酒店的房间里存在视频缺失，她要求派出所公布这段空白视频录像，她不清楚丈夫在第一次在酒店房间里审讯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否和死亡有诱因。而陈国发却以酒店房间没有监控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死亡通知书显示，目前常济淙的死因还未明确，需要在48小时尸检才能知道真相。任海云明确表示，派出所要尸检，她们家属不同意，因为当地公安直接参与尸检是不合理的，应避开嫌疑人，异地进行尸检，这样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然而，她的要求至今仍没有得到满足。图｜郑大医院给死者家属出具的死亡通知书急救病历显示死者抢救前死亡“丈夫从抢救第一天开始，医生就不时劝我们放弃治疗，并一再提出撤掉ECMO。”任海云由此怀疑，丈夫在抢救前已经死亡。后来，她看了120的急诊记录，更加笃定丈夫因心脏骤停在120抢救前已经死亡。白鹿新闻从死者的抢救病历看到，常济淙在审讯中“突发疾病”导致心脏骤停。公开资料显示，心脏骤停，即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导致重要器官严重缺血、缺氧，如果不及时干预，将导致生命终止。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医学上又称猝死。《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指出，中国心脏猝死的总人数每年达到55万，居全球之首，每天约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即“每约一分钟，就有一人猝死”。据统计，70％以上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前，而其中约90%的猝死者由于心室颤动引起，其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和脑卒中占猝死的首位。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患者，其最有效的急救措施是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通过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方式，建立暂时性的人工循环，保证身体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同时刺激机体产生自主心跳、呼吸，从而挽救患者的生命。目前多数医学专家认为，心肺复苏开始的最佳时间是在心脏骤停的4分钟内进行，又称“黄金4分钟”。据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刊发《关爱生命，“救”在身边——掌握心肺复苏术（CPR），抓住“黄金四分钟”！》的健康科普文章称，抢救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4分钟内复苏可能有一半人被救活，4-6分钟10%可救活，＞6分钟存活率仅4%，10分钟以上几乎无一人存活。图｜河南濮阳人民医院发布的健康科普知识文章但白鹿新闻注意到，死者常济淙在突发心脏骤停后，至少超过3个10分钟。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现场办案民警主诉嫌疑人“晕厥20分钟，加重5分钟”呼叫120，医务人员接120指令于当晚20：32：50到达现场，20：34：26见到病人。而白鹿新闻根据卫星导航，从郑大医院开车到病历载明的抢救地案管中心，全程行车4公里多、约8分钟。这表明，常济淙在心脏骤停至少超过30分钟以后，医务人员才赶到现场施救。那么，120能否在30分钟后将患者常济淙抢救过来？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肺部“呼吸音消失”，心脏“心音消失，未闻及心音”。同时，《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也显示，患者“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4.5mm，对光反射消失，面色苍白，口唇紫绀，颈动脉搏动消失，胸腹无起伏，四肢冰冷，双下肢指凹性水肿”，“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图｜郑大医院在死者抢救后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针对死者院前病历出现的以上情况，上述科普文章强调，如果持续超过30分钟的心肺复苏（CPR）后，患者呼吸与脉搏没有恢复正常，患者瞳孔散大固定，那么应视为心肺复苏无效。也就是说，常济淙前期经过现场办案人员的心肺复苏30分钟后，就算等到抢救人员再实施心肺复苏也是无效的。白鹿新闻就“常济淙院前120急救病历”咨询了江西省内几家三甲医院的心脑血管专家，他们多数认为，通过120抢救人员的院前病历上描述，患者突发心脏骤停后心跳、呼吸、脉搏整个都没有了，死亡特征非常明显。但也有个别医生表示，患者“看起来情况不妙”，在短时间内也有可能被抢救回来，而这种情况微乎其微，不到十万分之一。此外，上述科普文章还指出，当一个人心脏骤停，3分钟就会出现脑水肿，4-6分钟就可能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性损伤。另外还有报道称，在正常室温下，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时间在10分钟以上，即使病人抢救过来，也可能是脑死亡。上述心脑血管专家告诉白鹿新闻，如果患者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引发脑损伤，就不能使用ECMO辅助救治系统，严重违反了包括“严重不可逆的脑损伤和长时间心肺复苏”的ECMO使用禁忌症这一条硬性规定，最终将会导致患者出血、栓塞、感染等并发症，加速患者死亡，所以医护人员使用ECMO较为慎重，市场容量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心肺复苏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急救措施，由于办案人员前期未经过系统培训，他们在心肺复苏操作时的不专业、不规范导致患者的胸部、肺部、心脏等内脏损伤或出血，这对患者常济淙的右心室血栓疾病造成了第二次伤害脱落，从而也加速了肺栓塞症的形成，威胁患者生命。其中医学博士刘医生认为，右心室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时常无明显诱因，个别患者就诊时症状并不严重，常规检查通常又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耽误最佳治疗时机。据报道，被称为猝死之王的肺栓塞因很少有人知道，误诊率高达70%，致死人数超过急性心肌梗塞、脑卒中。“因误诊率高，不及时诊治死亡率接近100%，比心梗、中风还可怕。”刘博士表示，因此，肺栓塞很容易被忽视，更像一个“沉默的杀手”，往往比心梗、脑卒中还凶险。以上种种证据表明，死者家属在写给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的控告信上认为，“当天的急救病历清清楚楚写明，常济淙在送往郑大医院前已经死亡。从3月28日拖到4月6才宣告死亡，完全是医院在某些人的指使下，给我们家属在'演戏'，试图掩盖常济淙在公安办案场所当天已经死亡的事实。”“既然患者在抢救前已经死亡，120为何还要送去医院？”任海云一家人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但《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中载明的内容给她找到了答案“与赵俊华（关系人：民警）沟通，决定转医院进一步抢救”。“而关于丈夫心脏骤停经抢救成功心肺复苏后，其抢救前后病历矛盾，显然医院在配合其管辖的派出所说谎。”任海云说。但也有法医对死者常济淙的死亡时间提出了质疑。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在“湖南黄静死亡案”“黑龙江代义死亡案”“福建念斌投毒案”“河北聂树斌杀人案”等案件中担任鉴定或论证专家的著名法医专家胡志强认为，从死者家属提供的遗体照片来看，尸体没有形成尸斑，应该是没有死亡多久，其死亡9天之说应该不能成立。具体情况还要看尸检，才能进一步确认其真正的死亡时间。对此，上述心脑血管专家解释称，死者在宣告死亡时没有出现尸斑，原因就是ECMO的工作原理，即ECMO是维持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帮助危重症的患者实现体外循环，为医生赢得抢救患者的时间，而在ECMO的体外循环过程中会采用血液稀释，以减少阻力和血液的破坏，让患者的血液与平常一样浓，使得患者的温度维持在常温。8分钟误接电话揭开抓捕真相这五个月，对丈夫死因的疑惑一直缠绕着任海云。她认为，造成这一切都是因为派出所民警赵俊华及当地公安机关涉嫌一系列违规“暗箱”操作。任海云说，首先，是赵俊华涉嫌非法“钓鱼”传唤。他到北京以找人看病为名，约嫌疑人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天街附近餐馆见面，随后他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强行跨省将丈夫带到郑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他的住所、所在单位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即传唤证）。赵俊华是否持有相关部门批准的传唤证？陈国发所长对白鹿新闻称，他们有传唤证，因为现在异地办案必须得到当地警方的配合，否则未有传唤手续，当地警方也不会协助。但当死者家属提出要看传唤证时，派出所至今也没有提供。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告诉白鹿新闻，赵俊华去北京抓捕嫌疑人常济淙，还必须至少有两个民警参加。担参与抓捕的三个人当中，仅有赵俊华出示了警官证，而且还是在死者家属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出示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且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此外，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参与执法的民警也不得少于两人。事后，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公示栏中只找到赵俊华副所长一人，该所教导员王警官解释另外两人未出现公示栏是因为“他们俩是去年刚分来的”。但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随机咨询了该所办证大厅民警，他们均称局里要求所里全体人员必须对外公示。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还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死者家属却在传唤的第13天（4月9日）才收到拘留通知书。白鹿新闻注意到，该拘留通知书还是一张“早产”通知书。据拘留通知书显示，常济淙于3月28日晚上6点被警方刑事拘留的，并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但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120抵达案管中心的时间是当晚8点32分。这意味着，嫌疑人还在案管中心审讯时，派出所就提前两个半小时办理了刑拘手续，并同时办理了看守所羁押手续。白鹿新闻从拘留通知书获悉，常济淙是以涉嫌拒执罪的罪名被刑拘的。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5月14日，郑州高新区法院、郑东分局联合成立了 “郑东分局驻郑州高新区法院打击拒执犯罪侦办大队”，设立该大队是为切实解决执行工作中存在的被执行人，特别是涉嫌拒执行为的被执行人“人难寻 、物难找、追究难”等突出问题。成立不到5个月，该大队于同年10月8日对常济淙上述拒执罪的案子进行立案调查。图｜郑东分局与郑州高新法院联合成立拒执大队据陈国发所长介绍，由于该拒执大队去年被撤，老常的这个拒执案就分到所里由赵俊华副所长负责。移交过来之后，老常来所里做过一次笔录，但因老常住院一直不能过来，申请执行人便举报赵俊华久拖不办案。所以，在此背景下，赵俊华今年才带人前往北京传唤老常来郑州配合调查。“其实我们也不想办这个案子，我们也不认识（申请执行人），也不知道这事。”白鹿新闻就“拒执大队撤销”之事致电郑东分局相关部门，证实该大队确实被撤销，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据郑东分局一知情人士透露，所有的拒执案件必须由法院移交郑东分局案管中心，然后案管中心统一分配。之前，因为郑东分局所有的案件都是在郑州高新区法院判决的，所以郑州高新法院的拒执案都要移交给郑东分局立案。但自从前年或者去年开始，郑东分局办理的刑事案件改由郑州自贸区法院（经开区法院）判决，那么以前由高新法院移交过来的拒执案则移交给郑州公安局高新分局。既然常济淙的拒执案改了办案单位，为何原办案单位还在继续执行呢？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任海云因误接到“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8分多钟电话而揭开了神秘面纱。据任海云回忆，3月29日晚上6点55分，也是丈夫被送进医院抢救的第一天。“赵俊华突然打电话给我，我赶紧接听，并喂了几声，见对方没有说话。正想挂电话时，突然听到赵俊华与他人在通话，我一听，刚好说的是我爱人的事情……。我听了很生气，大概听了8分多钟，我感觉他们之间的通话将要结束，我就提前挂掉了电话。”“能接到这个电话，纯属偶然。”任海云说，“我觉得应该是他无意中触碰到我的电话，因为当天我打了他一天的电话未接，可能我的号码被他的手机置顶了。他当时正在用另一个手机打电话时，不小心误碰了他的工作手机。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偷录到他这个秘密电话。”根据任海云的通话记录，白鹿新闻向陈国发所长求证后得知，该电话号码就是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工作用的警务通手机号码。白鹿新闻发现，这段录音电话全长8分19秒，里面只能听到带有河南口音的赵俊华一人的声音，现摘抄部分内容如下：赵：对，我们公安以前带人，传唤证肯定批不下来，拘证批不出来，只有违规去执法。赵：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赵：我们拘留证快批下来了，确定是嫌疑人了，法院那个高鑫鑫（音）法官来这了，机关批了（批捕）以后，他有重大嫌疑。赵：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赵：他原来有病，这是事实，又没有说有这种病就不处理，不批拘留，就没有这规定，是不是。赵：120的人说你上车吧······，后来，我又去了，给他挂个号，我给他垫了一万八，后来想想那一万八不该给他垫，但是咱的心老善良啊。赵：没啥事，张旭（音）那边说也没啥事，张旭刚才也给我回过电话了，他们讨论这个事了，他说全是案管（中心）责任，他上卫生间那没人跟着，而且穿个一次性拖鞋，拖鞋一沾水滑。这段电话录音中提到两个关键的人，即“高鑫鑫”和“张旭”。白鹿新闻从常济淙拒执罪案了解到，高鑫鑫是该案二审法院——郑州市中院的书记员。而其中的张旭，经陈国发证实，他是郑东分局治安大队某个专案组负责人。据2022年10月13日公开报道称，张旭入警5年来，干过特警、治安警，现任郑东分局圃田派出所副所长，荣获个人嘉奖一次，多次获得郑州市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白鹿新闻从圃田派出所了解到，张旭今年已调离该所。陈国发所长向白鹿新闻透露，张旭和赵俊华是同一批提上来的副所长，他比赵俊华小，两人关系较熟。“他客观上确实是有病。所以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发生，走到这一步，我们要积极解决善后问题，包括前期救治，赵俊华还自己掏了18000块钱，现在分局仍没报。”值得一提的是，电话录音中赵俊华重点说到“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任海云称，从这个“钱”字和“尽心去办”这句，她初步怀疑，这个与赵通话的“神秘人”可能是该拒执案的申请执行人，也可能是赵俊华的直接领导，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金钱交易。赵俊华涉嫌插手经济纠纷，不经任何部门批准私自传唤、拘留丈夫，甚至不顾嫌疑人重病审讯致死，严重违反了公安部禁止民警插手经济纠纷等禁令规定。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用任海云的手机拨通了赵俊华的电话，他以“不在、不知道”为由挂断了电话。“老常已经走了5个多月了，当地公安部门至今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每次都是我主动去找他们。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通过媒体找到电话中的那个神秘人。”任海云说，她希望借助媒体公开这段电话录音，能够引起河南省相关部门的重视，让死者家属和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并公开酒店及审讯室的完整视频，对相关违法违纪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民警在酒店讯问严重违法白鹿新闻就此案牵涉的一系列法律问题，采访了著名刑辩专家、中央财经大学预防证券金融犯罪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范辰律师。对于派出所民警在酒店审讯嫌疑人常济淙之事，范辰表示，本案中的《拘留通知书》显示，2024年3月28日郑东分局以“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但第一次讯问却在酒店里进行，不符合有关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除下列情形以外，应当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的讯问室进行：（一）紧急情况下在现场进行讯问的；（二）对有严重伤病或者残疾、行动不便的，以及正在怀孕的犯罪嫌疑人，在其住处或者就诊的医疗机构进行讯问的。”因此，对常济淙进行讯问，要么在办案场所讯问室进行，要么因其患有疾病，应在其住所或者医疗机构进行，在酒店对其进行第一次讯问，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派出所非法传唤重病人员审讯问题，范辰称，常济淙抓捕前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依据《保外就医严重疾病的范围》（司发通〔2014〕112号）规定，罪犯有下列严重疾病之一，久治不愈，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属于适用保外就医的疾病范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及重度不稳定型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有严重心绞痛反复发作，经规范治疗仍有严重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表现。” “心功能判定：心功能不全，表现出心悸、心律失常、低血压、休克，甚至发生心搏骤停。按发生部位和发病过程分为左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右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和全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而常济淙被侦查人员从北京带走时，其家属多次提醒办案人员，常济淙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依据上述规定和情况，常济淙不适宜羁押。出现常济淙在羁押期间死亡情况，办案机关工作人员难以推脱其责任。对于“郑东分局专门成立专班，由公安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牵头处理此案善后事宜”之问题，范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根据《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相关工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二）死亡在押人员的近亲属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疑义，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需要调查的；（三）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异议的；（四）其他需要由人民检察院调查的。”依据上述规定，对常济淙死亡事件，应由相对独立的检察院牵头进行，而不是由造成死亡的公安机关牵头处理。显然，由公安机关牵头调查此案，既不符合有关规定，结论也难以让家属信服。法谚有云，“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程序违法是不能容忍的。但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白鹿新闻，经查询，检方至今从未受理过常济淙的案件，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范辰还表示，根据死者家属提供的死者遗体照片，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涉案派出所陈国发所长用抢救时所致，难以自圆其说。白鹿新闻将持续关注河南常济淙死亡案。（来源：白鹿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