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太姝视频下载|「下手でいいの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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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记者联系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昨天是紧急停电,事先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不只是电梯,楼栋、楼道、商业区等也都停电了。事情发生后,物业立刻开始解救电梯被困人员。此时已有业主在群里发了被困的消息,他们在已知有人被困位置的前提下,和维修人员一起从近到远救人。等救人结束,才开始排查送电的情况。

(原标题:大学生组团陪爬 月入合计一万五)

爱情原本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为爱拼搏,为爱奋斗,都是社会正能量。但如果为爱盲目拼搏,盲目奋斗,借着拼搏奋斗的名义行骗,那就大错特错了。9月11日,杨浦区人民法院对付某诈骗案,进行了当庭宣判,被告人付某,原本是一名高流量的网络女主播,没想到为了爱情,她竟然去诈骗自己的粉丝,结果把自己骗进了监狱。图为庭审现场(视频截图)当付某被法警押着走进法庭,曾经星光闪耀的网络女主播,如今已“黯然失色”,只能懊悔地等待法官的宣判,从2023年12月12日被抓,到2024年9月11日宣判,付某经历了拘留、提审、庭审和媒体采访,最终迎来了宣判,此时此刻,她已然心甘情愿接受法律的制裁。东窗事发后,付某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涉嫌犯罪,不管是在庭审过程中,还是在媒体采访过程中,付某都表示认罪认罚,愿意承担赔偿责任,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付某的认罪悔罪态度,最终给出了判决。表演系本科毕业的付某,凭借漂亮的外形和专业的表演技巧,成功转型成为高流量网络女主播,在直播间里,付某结识并爱上了榜一大哥陆子麒,陆子麒出手阔绰,一次打赏就是20万。网恋过程中,陆子麒虽然没“现过真身”,但是付某依然对他“爱不释手”,期间,陆子麒以“父母住院”、“投资失败”等理由向付某借钱,抱着帮人一把的心理,付某陆陆续续给陆子麒转账735万余元。而这735万里,有330万,是付某从她直播间的两位粉丝那里骗来的,而更令人唏嘘的是,直到骗局东窗事发后,付某才知道,陆子麒实际上是女的。9月11日,杨浦区人民法院对付某诈骗案进行了当庭宣判,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已退回的违法所得,已发还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付某继续退赔,犯罪工具予以没收。来源:法治网综合看看新闻Knews、上观新闻延伸阅读月薪3千"榜一大哥"网贷60万打赏女主播,如今辞职送外卖还债近日,南京市民李先生正在为直播间“退钱”的事情而烦恼,他网贷近60万元,在短视频平台上为一位女主播“一掷千金”打赏,但头脑清醒后,他发现自己欠下一大笔债务,曾经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如今成了外卖小哥,需要靠送外卖维持生活还债。最高一天刷了20多万元据李先生介绍,去年8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了一位美女主播,在对方的诱导下,他不停给对方打赏。嘉年华、游艇、飞机,火箭……从几百到几千,各种档次的礼物不断投入直播间。李先生说,嘉年华三千块钱一个,飞机大概是三四百,游艇大概是五百至八百左右,“最高的一天刷过二十几万。”这位让李先生十分着迷的主播网名叫做“初恋南京全智贤”,记者也查看了这位女主播的几段视频,与其他有才艺的主播相比,“初恋南京全智贤”并没有过人之处,只是在镜头前扭捏作态。李先生是怎么认识这位女主播的,又为何不惜借下数十万元网货,也要给她打赏?去年8月,这位网名“初恋南京全智贤”的女孩加了李先生的抖音账号,主动和他聊天。女孩称自己是南京某艺术院校的学生,学唱歌,希望李先生能做她的粉丝,多给她撑撑场,在李先生成为她的粉丝后,女孩就更加热情。李先生向记者展示他的打赏记录李先生说,平台上有排名,达到一定的人气,可以往前排,获得的奖励也比较高。她请我帮忙,往前推一推人气,人气上去了,她会把打赏的金币返还,虽然他当时只有一两万存款,但经不住对方的恳求,相继给她打赏了几千元礼物,可对方并不满足,让他继续打赏。李先生称前期打赏还有返过红包,后面就没了“前期有返过,但不多,就几百的小红包,到后面就没有红包了。”李先生说,她说她要交房租,学音乐比较烧钱,暂时可能没钱还,缓一缓。为了帮助女孩冲所谓的任务,李先生花光了银行卡上的钱后又借了少量的网贷。他反复强调,希望对方尽快返还钱款,可对方“再出一招”,说要和李先生处男女朋友,甚至还说出了一番“家里管0得严,从未与人交往过”等说辞。如此善解人意而又乖巧的女主播能和自己处对象,李先生打起赏来就更加卖力,因此他也常常占据“榜一大哥”的位置。短短半年时间,小李借了50多万元网贷,最多一晚的打赏金高达20多万元。直到今年一月,李先生发现自己债务缠身,于是再次向对方提出退还打赏费用,但这位姑娘却失联了。李先生的父亲说,网贷现在欠了接近60万,生活压力特别大,精神几乎就要崩溃,儿子天天早起,从清晨6点半一直到晚上8点半才回来,想送外卖挣钱来堵窟窿。记者了解到,李先生今年31岁,离过婚,有一个孩子,他之前买房欠了不少房贷,现在又欠了近60万元的网贷,为了还上这笔钱,他辞掉原来两三千元的工作,成为一名外卖小哥。尽管他起早贪黑,所有的收入仍然有限,沉重的债务压得他透不过气。律师称可追讨打赏,女方涉嫌诈骗那么,小李能否通过正当的渠道要回他的打赏呢?按照小李的想法,自己是在意识到受骗后,想要拿回打赏的费用。对于自己要求见面的要求,那位女主播也一再推辞。随后,对方将李先生的抖音和微信全部拉黑。情急之下,李先生根据对方之前所说的家庭住址,找到了建邺区的某安置房小区,但守了好几天,也没有见到对方的身影。根据李先生提供的手机号码,记者拨通了这个所谓“初恋南京全智贤”的电话,虽然记者表明了身份,对方却一言不发。当天下午,李先生也再次尝试着拨打对方的电话,接电话的却变成一名男子。该男子回复小李,这是新办的手机号,让他报警。对于这样的状况,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当初女主播是以谈朋友为诱饵,并承诺返还小李的打赏,这样做法很可能涉嫌诈骗。江苏天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倪韶风介绍,这样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还是比较多的,平台的女主播如果使用一些欺诈的方式,隐瞒事实,虚构事实,使用户基于错误认识,主动交付钱财。主播明显有欺诈和非法占有的故意,在这种情形下,可能就构成诈骗。目前,小李已向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瑞福派出所报案,民警已为其做了笔录。有同名女主播27日凌晨2时许直播蹭流量(来源:平台直播间)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27日凌晨和上午,平台上有30多个类似网名“初恋南京全智贤”的账号,其中有多个主播正在直播,屏幕上都有关于打赏60万讨论,有的女主播一言不发,有的女主播明说是来蹭流量的。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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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猫哥来源| 大猫财经Pro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刷屏了,全球资产被冻结,每个月只能领两万英镑生活费。丁玉梅每个月只能领两万英镑生活费很多人听了就炸了,一个月生活费接近19万人民币,比很多人一年挣的还多。但你以为她能过得好吗?肯定非常糟糕,丁玉梅现在就是行动的500亿,全世界的债主都在围剿她,就算哪天来个意外死亡,也不用奇怪,海外有些金主比咱们的银行狠多了,丁玉梅也在用法律手段保住自己的资产,但每月2万英镑还不够她支付律师费的。所以伦敦法院这一招够狠的,直接把丁玉梅整成一个待宰的羔羊。这里面的关系并不复杂。恒大的窟窿2万多亿,靠许家印肯定是填不上的,他是去年9月进去的,已经一年多了,这个结果他们家是有预感的,所以提前做了准备。丁玉梅还向法院起诉了自己的儿子许腾鹤,要追讨10亿港元所有这一切,感觉就是为了把恒大最后一点值钱的资产都吃干榨尽。许家印进去这么久了,恒大的一个大金主都被判了死缓,他的结局是很难预料的。可能他们家的策略就是牺牲许老板和小儿子,然后丁玉梅带走500多亿,和大儿子一起安安静静做个大富豪。不过这个设想过于美好了。为啥呢?因为恒大的债主遍布全球,恒大不光在国内各种借钱,在国外也借了不少。几年前银行已经很少给房地产企业借钱了,当时就流行去借美元,恒大也借了不少,他那些海外债主可不是善茬,比如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恒丰、瑞银、富达等等,号称新兴市场专家的安石,更是豪赌恒大美元债,不断加仓,最后买了30亿美元,成了最大持有人。2021年,恒大不稳的苗头已经有了,但是这些海外机构一反常态,居然都在加仓,12月,恒大出现第一笔美元债违约,恒大的美元债暴跌,从1美元跌至20美分,实际成交价更低。面对暴跌,该止损走人吗?不会的,当时杀红了眼的贝莱德反而加码了,为什么呢?他们断定恒大这种规模的企业是大而不倒的,中国最后一定会出手救助。这时候趁机抄底,只要中国救,他们就稳赚。包括像美国对冲基金老板、有“黑天鹅之王”绰号的博阿兹·温斯坦也买了不少,但他的目的,是等待恒大无法偿付时,打官司索取巨额赔偿。结果呢,这些各怀鬼胎的资金全都被套死了,现在恒大的美元债接近200亿美元,你说这些机构能放过许家吗?根本不可能。丁玉梅与许家印的合影他们想从恒大在国内的资产获偿很难,最值钱的土地和房产早就都抵押换钱了,一大堆债主每天盯着,保交房都困难。好在恒大是个香港上市公司,于是香港法院就上场了。丁玉梅要面对两个非常厉害的对手,这是香港法院指定的恒大清盘人。一个叫黄咏诗,是著名的析产律师,她主持过赌王何鸿燊家族遗产纠纷案,另一个叫杜艾迪,曾担任雷曼兄弟亚洲业务首席清算人。这就是两个赏金猎人啊,俩人一上任,马上对恒大的财务进行了调查,结果惊讶地发现,恒大早已被掏空了。俩人毫不迟疑,立即起诉了许家印和的高管团队。丁玉梅最初并不是案件的被告,但法院查着查着,发现许家印名下的豪宅、游艇、豪车全都登记在她名下,所以第一时间怀疑许家印可能转移财产已久,并因此将丁玉梅也告上法庭。他们随后发出了追讨令,要求许家印、丁玉梅等人返还他们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获得的分红和薪酬,总计60亿美元。许家印、丁玉梅等人被收回股息、酬金约60亿美元追讨令发到英国,伦敦的法院直接发出了禁止令,冻结了丁玉梅的所有财产,并要求她必须真实地披露自己拥有的资产。伦敦法院为啥这么干呢?因为丁玉梅现在是在伦敦居住的,她也在通过法律程序试图保护自己名下的财产。但现在每月就发你两万英镑,你连律师都请不起,让你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这样清盘人就更容易查清楚她在海外的资产了。而且这个禁止令是英国法院发的,在56个英联邦国家,通常会司法互认,这里面就包括丁玉梅拿到永居权的加拿大。所以像许家印给大儿子在加拿大设立的家族信托,23亿美元,早就被盯上了,虽然家族信托有一定的隔离作用,但如果查明来源非法,想留也留不住。这些海外债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瓜分许家的海外资产,减轻自己的损失。所以你觉得丁玉梅日子轻松吗?她被群狼盯上了,也没办法,这都是欠人家的。如果这些海外债主拿到许家的财产,可能这事也就结束了。但如果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最极端的结果,可以参考一个英国老板,林奇。这个林奇创建了一个科技公司,2011年以1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大名鼎鼎的惠普,但没多久,惠普认为林奇作了假账和假数据,夸大了公司的价值,骗惠普多花了88亿美元,双方打了13年官司。今年6月,结果出来了,惠普败诉。林奇很高兴啊,8月份就带着自己的老婆、女儿、律师,还有给他作证的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的董事长等等一大堆人去意大利的一个游艇上庆祝。结果没多久,游艇翻了,船员都没死,他的老婆也没死,但林奇和他的女儿、律师和那位作证的董事长全死了。再一查吧,这些人还不是淹死的,是窒息死亡之后才入水的,这显然就是被人给弄死了,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但你看,钱多虽然是好事,但你可能因此上了别人的餐桌。丁玉梅还在试图保住带走的资产,但难度越来越大了,做个安安静静的富婆没希望了,最后会咋样,等等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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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9月13日晚,女演员李纯在微博发文怒斥小区物业,称电梯长时间停电无人管理,自己的母亲被困电梯,打电话求助才有维修人员将其母亲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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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千万粉丝博主B太的一条视频,位于泰安市新泰市汶南大集上的一家面馆火了。从顾客多为老年人,到年轻人蜂拥而至,面馆老板刘荣学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了解。从17岁开始,刘荣学已经经营了这家面馆整整40年,两元一碗面的价格也已维持了十几年。周围物价都在上涨,有人劝他涨价,这样能赚到更多的钱。可刘荣学心里自始至终算的都不是一本经济账,而是一份感情账。刘荣学站在面馆门口一碗面卖两块钱,十几年不涨价9月10日中午,两个年轻人把车停到了两元面馆前。刘荣学赶紧跑过去告诉二人,当天不是大集,面馆也不营业。两个年轻人从网上看到了B太的视频,发现面馆位置离自己并不远,过来尝尝鲜,没想到却扑了个空。车子还没来得及熄火,二人驾车扬长而去,空旷的大集上,扬起一阵尘土。“像这样的年轻人,上午也来了好几波。”刘荣学笑着说,自从8月30日面馆改造完成重新开业后,每到大集,店里大半都是年轻人,而且很多人特地从外地过来,这跟以往几乎全是本地老年人的场景大相径庭。之所以保持一碗面两元十几年不涨价,刘荣学也正是为了这些老年人。从17岁开始,刘荣学便跟随父母在汶南大集上卖面。他发现,这些年来赶集的多是当年的那些人,他们从青年赶到老年,如今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人已不方便再出门。在现在的大集上,不仅年轻人少,老年人也在减少。尽管如此,不管是买东西的顾客还是卖东西的商贩,大集上还是老年人居多。为了占到一个好位置,很多老人凌晨三四点就来到大集,“更早的还有凌晨12点多就过来的。”而刘荣学一般凌晨5点来到面馆开始准备,凌晨5点半左右开始营业。一开门,就会涌进一批吃面的老人。其实这些老人的要求不高,不奢求美味,能填饱肚子就好。他们舍得花两元钱吃一碗面,可是如果这碗面涨到了三元钱,甚至更高,很多老人宁愿空着肚子。附近村民苏廷厚是面馆的常客,也是刘学荣的老友,他曾劝刘荣学在年集时涨涨价,“一碗面涨一块钱,一天说不定就能多赚几千块钱。”毕竟年集涨价是个普遍现象,就连看自行车的也涨价,大家也都能接受。但刘荣学的态度很坚决,一分钱也不会涨。坚持做善事多年9月8日,B太发布了一条视频,他花费十万元,前后加起来约半个月的时间,把刘荣学的面馆进行了大改造。为什么要改造这家面馆?B太说,因为这家面馆“太便宜了”。前来赶集吃面的多是老年人,但面馆环境简陋,夏天十分闷热,遇到雨天老人们还要踩在水坑上吃面,他想给老人们改善一下吃面的环境。改造前的面馆(视频截图)改造后的面馆(视频截图)当然,大集上的餐馆不止刘荣学一家,环境同样简陋,可坚持十几年不涨价的,只有刘荣学。B太说,他准备了一笔资金,准备帮助不忘初心,能传递公益的人。刘荣学正是他帮助的第一个人。熟悉刘荣学的人,都十分赞同B太的选择。苏廷厚把刘荣学称作“好人”,他说,“好人有好报,好人不吃亏”。在“不涨价”的这十几年里,刘荣学还做过很多在附近村民口中流传很广的善事。负责改造面馆的装修公司老板陈文豪,从还没有板凳高时,就在这家面馆吃过面。虽然成年后去了新泰市区生活,但刘荣学的善举他还是听闻了很多。除了B太视频里提到的出资4万元给村里建庙外,外村的事刘学荣也帮忙不少。前些年有个村道上出现大坑,行人来往十分危险,不少人因此受伤。刘荣学听说后,自己出钱把坑填平。“你知道那个村离我们这有多远吗?开车过去也得20多分钟,那是汶南镇最南边的一个山村。”陈文豪激动地说。刘荣学却说,在这之后就没人受伤了。更让他欣慰的是,第二年政府就出资重新修整了路。还是在这个村里,有位孤寡老人脚受伤了。刘荣学得知后,把人家送去了医院,他给对方交了手术费,并在出院时把对方送回家,之后还送去了一辆轮椅。“面对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谁能做到这个地步?”陈文豪的语气里满是敬佩。所有捐赠都会花在顾客身上面馆改造后,每个走进来的老顾客,都会忍不住感叹一句“太舒服了”。其实起初刘荣学是不想接受B太的改造的。但现在看到顾客的反应,刘荣学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环境变好了,但价格不会变。不仅如此,刘荣学还保证,面条的品质也不会变。刘荣学说,自己没有经济压力,有集的时候卖面,没集的时候到劳务市场打零工。他一直在工作,一直有钱赚。两个儿子一个从政一个从商,一点也不用他操心。正如陈文豪所说,经营这家面馆,刘荣学算的从来都不是一笔经济账,而是一份感情账。除了改造面馆,B太还给刘荣学捐了一年的酱油。刘荣学说,这些酱油他保证会全部用在消费者身上,自己不会带回家一瓶,更不会拿它们送给亲友。当地政府也给这家两元面馆送来了捐赠。先是镇政府送来了一千元,刘荣学推脱不掉,于是准备了一千元的面,把它们免费送给顾客,“这些钱一定要全部花在消费者身上。”市政府又来捐赠了一万元。双方商定,这些钱要全部用在65岁以上的老人身上,请他们免费吃面。虽然面馆改造已经完成,但陈文豪仍关注着这里。从在别人口中听说到亲眼所见刘荣学的善举,陈文豪一下子明白一件事。其实两元面馆旁还有几家小店,条件都很简陋。在改造面馆的过程中,陈文豪曾担心,其他店主会不会眼红和嫉妒,他甚至还考虑过如何去做其他店主的工作。“没想到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是我多虑了。”陈文豪发现,大家都在发自内心的想让这家面馆变得更好,甚至还有人主动来帮忙改造,“是刘老板的人格魅力,让大家都折服了。”(大众新闻·齐鲁壹点 陈晨 岳致呈)

    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9月11日,上海市民齐先生向封面新闻报料称,8月15日,他在哈啰平台打了一辆顺风车后,7天内被平台莫名扣款21笔,共计3000多元。事后,他多次跟平台沟通要求退款,至今未得到处理。对此,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平台扣款的直接原因是齐先生打车时曾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这可能导致司机绑定其账号刷单,这并不是平台系统的漏洞,哈啰方已经报警处理。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之后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齐先生告诉记者,8月15日下午6点多,他通过哈啰平台发送了一笔从上海到江西景德镇的顺风车订单。没多久,一名司机在线上联系他,两人沟通了起止地点、时间后,这名司机打来了电话。“他说接单前需要一个验证码,我当时正在跟同事讨论工作,没有想太多,收到验证码后就发给他了。”齐先生说。挂断电话后他才反应过来,之前打顺风车时并不会这么操作。果然,这名司机并没有接单,齐先生乘坐另一辆顺风车到达了目的地,当晚支付了车费322.3元。乘客真实的顺风车订单,且已付款本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打车经历,直到8月21日,他才发现蹊跷。那次打车给验证码后,从8月15日到8月21日,哈啰顺风车连续7天从他的支付宝扣款,一共扣了21笔,共计3000多元。而他很确定,上述时间段里并未打过车。8月15日到21日,乘客哈啰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更奇怪的是,平台每天都在凌晨零点左右扣款,几分钟之内扣3笔,每笔在140元到200元之间,有时甚至在一个时间点同时扣两笔,“就算是我打的车,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两笔吧”。乘客与平台多次沟通未果至今未获退款发现问题后,齐先生多次拨打哈啰客服投诉,要求退款,如今快一个月过去了,事情仍未得到解决。他告诉记者,客服给了很多版本的回复。其中一名客服表示已经查询到是有司机在违规操作,平台需要先去找司机退钱,才能把钱退还给齐先生,该客服还建议他直接报警。“这名司机只通过一个验证码就能违规操作,这是否说明平台系统存在漏洞?我是在平台下的单,并没有跟司机直接产生利益联系,平台是否应该先把钱退给我,再跟司机解决此事。”齐先生提出了质疑。平台回应:这不能说明系统有漏洞,已报警处理11日下午6点,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进行了回应。他表示,乘客被扣款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司机骗取他的验证码后,把他的电话号码和验证码绑定到另一个手机上刷单,如果乘客开通了免密支付,账户就会被自动扣款;第二种情况则是司机和乘客合谋骗取平台的钱。“针对这两种情况,我们企业是没有任何刑侦手段把事情搞清楚的,所以我们也报警处理了,看警方怎么跟进和判断。”他说。齐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并没有开通哈啰顺风车的免密支付。上述工作人员回应:“我们不能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理论上他没有开通免密支付,司机是刷不到他的钱的。有可能是他不知道自己曾经开通过,或者在技术方面没有那么专业。我们现在无法判断,只能交给公安。”平台能否先把钱款退还给乘客呢?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平台有漏洞,或者平台监管手续不严格,导致乘客被扣款的直接原因是他不小心把验证码透露给了第三方,平台不能作为承担无限牵连责任的一方。“警方已经立案,后续如果确定是司机的个人行为,肯定会让他退款,我们后续也会将钱款退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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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认为物业在模糊重点

    9月14日,记者联系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昨天是紧急停电,事先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不只是电梯,楼栋、楼道、商业区等也都停电了。事情发生后,物业立刻开始解救电梯被困人员。此时已有业主在群里发了被困的消息,他们在已知有人被困位置的前提下,和维修人员一起从近到远救人。等救人结束,才开始排查送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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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近日,由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悬赏公告引发关注。公告提到,因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申请执行人向该法院申请执行悬赏。悬赏的是被执行人宁玲颖等人的财产线索,本案的标的为185440元。中国新闻周刊经多方核实确认,被执行人宁玲颖即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法定代表人宁玲颖。资料显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是一所从事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学历教育的民办全日制寄宿学校,成立于2009年。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宁玲颖目前涉及63件执行案件,最早一件可追溯至2022年4月。在此次法院悬赏之前,她已多次被“限高”,认定为“老赖”。外界所担忧的,是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否会受影响。9月5日,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正常举行了开学典礼。曾在该校担任相关负责人的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虽然秋季学校正常开学,但教育局没有分配招生指标。目前,该校还在校的学生约600人。6月份至今,教职工团队的薪资一直未发放。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自身也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宁玲颖姐弟二人被法院进行悬赏执行 图片来源/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姐弟均被悬赏除了宁玲颖,另有两人宁世弘、潘幸福因同一执行案号和执行标的被悬赏,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宁玲颖和宁世弘系姐弟关系。“这个人欠债太多了,被诉得不少,不只是在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一名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工商平台资料显示,宁玲颖投资业务广泛。根据天眼查平台,她曾担任6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业务涉及投资管理、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等,涉足太原、北京、深圳、石家庄等地。目前其中5家企业已被注销。她持有股份的企业仍有3家存续,其中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太原非凡心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宁玲颖是非凡心教育创始人,持股达到70%。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宁世弘曾是该公司股东,现已退股。宁玲颖曾4次出质该企业股权。在2021年7月至该年10月,她出质了3次股权,质权人均为古交市阜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合计800万元。另一股东宁波(持股30%)也曾两次向该银行出质股权。在债务问题上,宁玲颖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形成了捆绑关系。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宁玲颖最近的一次出质记录是在2022年7月,质权人系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数额140万元。然而,双方之后陷入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民事判决书,2019年10月11日,原告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甲方,出租人)与被告维刚学校(承租人)、被告维光教育公司(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向甲方申请承租,甲方同意出租本融资租赁合同所述租赁物。据介绍,租赁物是由承租人出售给甲方,再由甲方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的物件,在租赁期限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甲方,租赁物由承租人租赁并占有使用。租赁物购买价款为3000万元,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系自起租日起36个月,合计12期。根据双方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质押物包括维刚学校2019—2022年所有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金额为不低于3400万余元。但在合同期内,维刚学校仅支付了11期租金,其中第9至11期租金系以保证金抵扣方式履行。截至合同到期日2022年10月22日,被告维刚学校欠付剩余租金610万余元。其间,2022年7月,为申请延期,宁玲颖为债务人维刚学校、维光教育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一审过程中,宁玲颖、非凡心教育公司等未到庭参加诉讼。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学校“失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牵涉了不少借款合同和民间借贷等纠纷。事实上,该校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对象是法定代表人宁玲颖。据企查查平台统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现有61次被限制高消费记录。作为被告,该校共涉及103起司法案件,67.92%的案件处于首次执行阶段,近五年内38.89%的案件年份为2023年,占比最高。太原维刚学校的总校区位于太原市小店区。至少早在2022年7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就向太原维刚实验学校下发了限消令,案件涉及金额360万余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荣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也会对学校的正常运转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知晓学校信用度的真实情况而不敢与其开展合作经营等;此外还可能导致学校被排除在准入、投标、信贷申请之外,使其丧失更多经营竞争的机会。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以2023年该校高一新生为例,官方发布的学费标准为42800元/学年。该校曾荣获“中国民办教育先进学校”“太原市民办教育典范学校”“太原市优秀学校”等荣誉。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目前,宁玲颖已非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董事长,但仍系该校法定代表人。该校现董事长为武建平。“去年宁世弘曾向我透露,学校的外债已经有两三个亿了。”曹煜称。他表示,学校的管理团队只负责教学工作的开展,并不了解具体财务情况。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1年12月,有网友称宁玲颖拖欠其茅台等高档酒和礼品费用13万多元。一篇相关报道称,宁玲颖承认欠款,但表示确实没钱,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宁玲颖承认欠款,称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 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教职工被欠薪多月仅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官方社交平台账号上,或许很难看出学校的异样。今年4月,该校发布了招聘公告。其中提到,小学教师年薪8万至10万+、初中教师年薪9万至16万+、高中教师年薪12万至20万+,特别优秀者可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其他岗位面谈。7月,该平台上也推送了择校宣传文章,吸引新生报考。9月5日,学校举办了开学典礼。10日,他们举办了教师节表彰大会。但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今年没有给学校招生指标,相当于停招了一年”。据其介绍,去年该校从小学到高中的招生指标有400多人。目前,学校还有学生近600人。另一名该校的资深教师吴广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只是招了一些借读生。目前在校学生也包括初三年级和高三年级的,高三年级有30余人,“他们是跟着老教师上来的,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对学校失去了信任”。根据该校2023年3月发布的宣传文章,学校占地面积6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883平方米。当时有104个教学班,3000多名学生,530多名教职工。知名专家把关,有多年大型民办学校经验的中青年老师为核心骨干,省市区级优秀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等占78.5%。曹煜说,学校现有管理人员和教师将近200人,教师在百人左右。从今年6月开始,团队的薪资一直未能发放,社保更是早已中断。据吴广介绍,9月10日当天,学校也庆祝了教师节,给老师们发放了500元福利,但薪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师资和学生都不断流失。吴广举例称,之前初三年级有十几个班级,2024届就剩下了10个班,现在只有5个班了。对于学校的财务情况,吴广也表示不知情,“只是说资金紧张,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事”。他听说的一个传闻,是学校办分校失败了,钱也没有收回来。“已经连续两三年了,经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拖几个月补一点,之前最长的一次拖欠两三个月。”吴广说,除了不停地和校长谈,也没有别的办法。目前,他还在该校任教。他表示,不少老师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上学,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近,觉得方便,一般的不舍得走。吴广回忆,学校光景好的时候,一个班能有三四十个人,现在可能只有二十多人了。但他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据他介绍,今年该校中考成绩提升较大,“是实打实的成绩,近四五年来考得最好的一次”。“虽说不少老师走了,学校也解聘了一些老师,但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留下来了,这个班子还是挺好的。”吴广称。目前,摆在他面前的困扰是已经逾期3年多的银行贷款。“学校说遇到难处了,让老教师们帮帮忙。”吴广说,帮忙贷款的老师不少,目前都逾期了。“一开始也垫付过,但后来发现钱还是没有到账,现在只能不停地和银行说好话。”吴广说。他不愿意透露具体数额,只称达到6位数。太原市小店区教育局民办教育业务股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局领导也一直在关注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举措其表示不知情。(文中曹煜、吴广为化名)作者:陈威敬编辑:胡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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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3月公告恒大地产财务造假至9月13日两部门顶格处罚落地,普华永道至少已被60家公司“解约”。普华永道遭遇顶格处罚,截图自财政部官网据同花顺ifind数据和澎湃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3月18日至今,至少已有60家公司结束与普华永道的合作。其中,A股上市公司有36家,港股上市公司7家,基金公司16家,非上市公司1家。值得一提的是,普华永道在基金行业的解聘风波有愈演愈烈之势。9月14日,华安、宝盈、汇安、易米和浦银安盛等5家基金公司与普华永道“分手”。而在今年8月底和9月初,包括易方达、天弘、华泰柏瑞和南方等基金公司,已与普华永道进行过解约。红土创新基金更是6月份便已与普华永道分道扬镳。“此前普华永道的处罚传闻并未落地,有些基金公司可能在观望。随着普华永道业务被暂停,接下来包括基金公司在内的改聘动作或也越来越多。”有市场人士对澎湃新闻记者称。9月13日,证监会和财政部发布对普华永道的处罚公告。普华永道被停业半年兼撤销广州分所,合计被罚没4.41亿元。基金“换所潮”或将来临解聘普华永道的基金公司集中涌现。9月14日,华安基金、宝盈基金、汇安基金、易米基金、浦银安盛等5家基金公司,集中发布了关于旗下基金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具体而言,华安基金公告称,9月13日起,将旗下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ETF联接、华安中证内地新能源主题ETF发起式联接、华安景气回报混合发起式等7只产品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更换为毕马威华振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宝盈基金公告显示,旗下数十只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已于9月12日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改聘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值得一提的是,早在8月7日,宝盈基金已将旗下的1只产品从普华永道改聘,改聘后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容城。汇安基金公告称,自9月13日起,将旗下60多只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更换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容诚),涉及公司全部产品。易米基金也公告指出,公司旗下10只基金自9月13日起全部将律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改聘为容诚。浦银安盛基金公告显示,旗下安和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改聘为容诚,改聘日期为9月13日。值得关注的是,3月18日至今,普华永道至少已被16家基金公司解约。具体而言,9月以来,除了上述5家基金公司,普华永道还被中庚基金、华宝基金、易方达基金、天弘基金、恒越基金、银华基金等改聘。8月份,普华永道与华泰柏基金、南方基金、景顺长城基金、创金合信基金“分道扬镳”。此外,6月29日,红土创新基金公告称,自6月25日起,旗下22只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普华永道改聘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市场人士表示:“此前普华永道的处罚传闻并未落地,有些基金公司可能在观望。随着普华永道业务被暂停,接下来基金公司的改聘动作或也越来越多。”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4日,全市场共有1.21万只基金(只含主代码),审计机构为普华永道的共有5089只,占比高达41.92%,仍占基金市场的近半壁江山。截至9月14日,全市场共有1.21万只基金(只含主代码),审计机构为普华永道的共有5089只,占比仍高达41.92%43家上市公司解约除了基金公司,上市公司与普华永道解约的情况更为集中。自3月18日至今,至少已有43家上市公司与普华永道解约。其中,A股上市公司有36家,港股上市公司有7家。此外,招商局集团在6月变更与普华永道原定的合作。具体来看,据同花顺ifind数据和澎湃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15家原普华永道客户被安永承接,分别为苏州银行(002966)、宁波银行(002142)、永顺泰(001338)、中国银行(601988)、神马电力(603530)、福耀玻璃(600660)、信达地产(600657)、杭州银行(600926)、中国人寿(601628)、中国信达(01359.HK)、中国人保(601319)、迈瑞医疗(300760)、都市丽人(02298.HK)、同仁堂科技(01666.HK)、同仁堂国药(03613.HK)。9家原普华永道客户被毕马威承接,分别为中国电信(601728)、招商南油(601975)、招商轮船(601872)、招商蛇口(001979)、招商积余(001914)、招商局集团、中国太平(00966.HK)、中集集团(000039)、中集车辆(301039)。7家原普华永道客户被德勤承接,分别为东鹏饮料(605499)、宁波港(601018)、宁波远洋(601022)、中国中铁(601390)、广深铁路(601333)、北京首都机场股份(00694.HK)、青岛啤酒(600600)。除了三大会计师事务所,内资所合计承接了10家原普华永道客户。其中,立信排名内资所第一,合计承接了4家原普华永道客户,分别为迪哲医药(688192)、丽人丽妆(605136)、海通证券(600837)、沪硅产业(688126)。天健、致同、中兴华、信永中和、大信、中汇安达分别承接了1家,依次为中铁工业(600528)、粤电力A(000539)、北辰实业(601588)、青岛港(601298)、创业环保(600874)、碧桂园(02007.HK)。此外,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虽然也有上市公司2024年选择继续与普华永道合作,但调整了普华永道负责的业务,并导致服务费用的大幅下降。例如,中国银行公告称,结合市场信息,基于审慎原则,并考虑本行业务需要,同意将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相关安排,调整为聘请其提供2024年度中期财务报告审阅等专业服务,相关专业服务费用为3500万元。同时,同意启动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的招标选聘工作。而在3月28日中国银行的公告中,续聘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担任其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2024年度母公司及集团整体审计费用为1.01亿元。自3月18日至今,至少已有43家上市公司与普华永道解约,图为变更前后图表普华永道被停业半年9月13日,证监会和财政部发布对普华永道的处罚公告。普华永道被停业半年兼撤销广州分所,合计被罚没4.41亿。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称,近日,依法对普华永道恒大地产年报及债券发行审计工作未勤勉尽责案作出行政处罚,没收普华永道案涉期间全部业务收入2774万元,并处以顶格罚款2.97亿元,合计罚没3.25亿元。同日,财政部发布公告称,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对普华永道及相关注册会计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方面,财政部对普华永道涉及恒大地产2018年审计项目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共1.16亿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财政部给予普华永道警告、暂停经营业务6个月、撤销普华永道广州分所的行政处罚。注册会计师方面,此案中,财政部共对11名注册会计师作出行政处罚。具体而言,财政部对恒大地产2018年至2020年相关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4名签字注册会计师汤振峰、魏泽、朱立为、蔡秀娟,给予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处罚;对陈耘涛、吴德恩、潘国威、陈智杰、陈君瑜、卢玉捷、金莹等7名参与编制恒大地产合并财务报表的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或罚款的行政处罚。官网资料显示,普华永道全球各成员机构组成的网络遍及151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36.4万名员工,业务范围包括在审计、咨询及税务领域提供服务。普华永道中国是指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经营的加入普华永道全球网络机构的统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加入普华永道全球网络的中国审计机构。本次监管机构发布的行政处罚仅适用于普华永道中天,不适用于其他在中国内地提供非审计业务的普华永道法律实体,亦不适用于任何普华永道在中国香港地区的法律实体。

    (原标题:房屋被强占20余年 回应:住得舒服不想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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