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正式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自此在新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954年至2024年，70年风雨兼程，70年波澜壮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法者，治之端也。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70年的历史画卷中，立法工作是主轴之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工作顺应时代发展，回应人民需求，在各个历史时期汇聚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

　　70年来，国家立法的足迹，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每一次会议、每一项决定，都见证了共和国的历史进程，推动着时代向前发展。

　　立宪修宪

　　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宪制根基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宪法紧密相连、同频发展，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庄严宣告，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4年6月16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宪法草案予以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近3个月中，共有1.5亿人参加了讨论，提出118万条意见和问题。如此大规模的立宪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在世界立宪史上也是罕见的。

　　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五四宪法”。会场中，代表全体起立，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久久回荡。

　　“五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立。“五四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新中国在法治征途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经历10年特殊时期，制定一部全面反映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新宪法，成为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

　　1982年，历时两年多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引起全民热情参与。4个月时间里，数亿人参加讨论并提出意见建议，很多意见建议被采纳。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被称为“八二宪法”。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八二宪法”科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奠定了宪制根基。

　　伴随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八二宪法”历经了五次修改——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第一次采取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宪，此后的历次修宪都采用了这一形式；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及时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地位， 在总结多年来宪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作了9条修改；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写入宪法；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此次修宪是修正案条文最多的一次，全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将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及时载入庄严的宪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担负起保证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的职责和使命，把新时代宪法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决定特赦部分服刑罪犯，制定监察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国歌法、对外关系法、爱国主义教育法，修改国旗法，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健全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工作……一系列举措凸显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确保宪法在治国理政各个方面得到全面实施。

　　按下“快进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首要的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同一天，大会还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五部法律。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恢复并加强立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天之内通过7部法律，即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一日七法”创造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段立法传奇，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此为先导，伴随改革开放浪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快马加鞭推进立法工作。从1979年到1982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经济类法律、法令12件。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宪法为统领，民事、刑事、行政、国家机构和诉讼等方面的一系列基本法律和单行法律制定施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框架，实现了从“无法无天”到“基本有法可依”的转变。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围绕这一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10年，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目标接续努力，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立法工作。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立法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国家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此后，在党的领导下，一大批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法律制定出台，为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打下重要基础。到2010年底，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立法从“有法可依”走向“良法善治”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以立法引领、保障和推动重大改革举措实施，成为立法工作的一大时代特色。党中央深化改革的任务和举措部署到哪里，立法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立法对改革的参与之深、之广，在新中国立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020年5月28日，新中国法治建设又迎来历史性一刻。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保障民事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民法典就此诞生。7编、1260条、10万余字，民法典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座丰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紧密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把立法决策和改革决策更好结合起来，从法律制度上推动和落实改革举措，以法治方式为改革助力护航。一件件事关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立法项目得以统筹推进，一系列决定、决议的及时通过保证了重大改革依法有序进行。

　　2023年3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高票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通过这次修改，我国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原则更加完善，立法的体制机制和程序更加健全，更好地助力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立法为民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7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全过程各环节广泛听取吸纳各方面意见，开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丰富实践，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每一部法律都满载民意、贴近民生、顺应民心，立法为民的宗旨跃然纸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立法工作就认真贯彻落实群众路线。“五四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从此之后，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成为立法工作中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方式；

　　2001年婚姻法修正，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立法机关收到4600多封立法建议书，参与者涉及各行各业，既有90岁的老人，也有年仅13岁的孩子；

　　2016年10月至11月，4场民法总则草案的座谈会先后在北京、宁夏、上海、四川召开，这在立法史上尚属首次。民法典历时5年的编纂过程，经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10次审议，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3次组织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还针对意见反映集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专门召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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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来，法律草案的审议程序从“一审”变为“三审”，从部分法律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到将这一做法常态化，从法律案审议过程中举行立法听证会到开展法律出台前的“评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扩大公众对立法活动的有序参与，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积极推进立法决策的透明化、科学化、民主化，逐步实现了立法的全方位开放。

　　广集民意、凝聚民智，法律才能更接地气、更具实效。10年前，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立法成了群众“身边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0年间，基层立法联系点以其上连人大、下接地气的独特优势，为基层群众和各界人士表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提供了有效的渠道。目前，“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共45个，已实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点全覆盖，带动省、市两级人大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7300多个。

　　首批设立的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还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首提地”。由此，基层立法联系点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法治中国建设历史性地联系在了一起。

　　来自人民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立法为民的“金钥匙”，“原汁原味”的百姓心声直达国家立法机关。一部部体现党的主张、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的良法不断问世。

　　这是一组令人瞩目的数字：现行有效的法律为303件，行政法规约600件，地方性法规1.4万余件。

　　不忘初心。70载峥嵘岁月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为民信念、顺应时代潮流，在神州大地不断生长、壮大，将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彭志宇（记者 暴琪娟）09月13日,�

彭志宇（记者 林升军）09月13日,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据河南省纪委监委9月9日消息，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牛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牛刚被查公开简历显示，牛刚，男，1968年1月生，偃师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他先后在洛阳市政协、宜阳县、洛阳市人民政府、洛阳市委、洛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老城区人民政府工作，2018年11月任老城区委书记，2021年2月任涧西区委书记。2022年5月，牛刚任洛阳市副市长，并继续兼任涧西区委书记至2023年5月卸任。牛刚2022年5月任洛阳市副市长 资料图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4日，牛刚的“老乡”，同为河南偃师人的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明官宣“落马”。1966年12月出生的宗国明曾历任孟津县委副书记、县长，新安县委书记，洛阳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2023年1月，宗国明任洛阳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任上被查。今年2月26日，中共第十一届河南省委第五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在郑州召开。按照省委统一部署，本轮巡视安排14个巡视组，对洛阳市、平顶山市、南阳市及所辖的37个县（市、区）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本轮巡视将于3月初进驻，4月底撤回，现场巡视时间2个月左右。中共河南省委第一巡视组巡视洛阳市、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洛阳市洛龙区。在工作要求方面，本轮巡视其中一项就是将聚焦关键少数，紧盯市县党委及其领导班子，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以及同级法院、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特别要紧盯“一把手”，全面了解其对党忠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依规依法履职用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6月29日，省委第一巡视组巡视洛阳市情况反馈会议召开。巡视组指出，洛阳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规矩意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牛刚被查前，还有一名曾担任过10年洛阳市副市长的官员“落马”。2024年8月9日，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南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宋殿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牛刚的“老乡”宋殿宇（资料图）宋殿宇长期在河南工作，历任河南省计经委食品办干部、科员、副主任科员，计经委、计委综合处主任科员，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河南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负责人。2004年3月，宋殿宇担任河南省洛阳市副市长，5年后任洛阳市委常委、副市长。2014年4月，他担任河南省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正市厅级）、党工委副书记。2016年9月，宋殿宇履新濮阳市代市长，2017年1月任市长。2018年9月，他成为濮阳市委书记。2021年7月担任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2023年1月他开始担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至被查。还有在去年7月14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信阳市原市长尚朝阳通报被查。尚朝阳曾于2003年至2016年任洛阳市副市长兼农工委主任，洛阳市委常委、秘书长，洛阳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今年1月尚朝阳被“双开”。通报指出，经查，尚朝阳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党性原则，政治品行恶劣，诬告陷害同事；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违背组织原则，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多次收受礼金，大搞钱色交易；道德败坏，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丧失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损公肥私，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金特别重大损失。此外，在牛刚被查当天，洛阳市新副市长“火速”补位。9月9日，洛阳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新任命两名副市长。决定任命：潘开名为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太钢为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来源 | 河南省纪委监委网站 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河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