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大批在港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国际友人身陷“孤岛”，危险重重。不久后，他们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神秘“蒸发”，并在数月后安全地回到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

　　他们是怎么突破日军封锁、日伪特工监视、沿路土匪拦截，跨越上千公里到达安全区域的？

　　近日，《危难中的情谊——省港秘密大营救》图文展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国政协文史馆开展。270余张图片和2万余字的文字说明，为我们揭开了谜题的答案。在展览现场，参与本次展览筹备工作的三位东江纵队后人黄彦辉、李韧、邓海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背后的故事。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香港沦陷后，日军特务机关在报刊上邀请邹韬奋、茅盾参加“建设大东亚共荣圈”，通告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公然在香港各大影院打出幻灯片，指名道姓让梅兰芳、蔡楚生等人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晤。

　　对于他们面临的险境，中共中央高度关注，周恩来多次急电廖承志，开展部署，营救民主文化人士。随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营救行动就此迅速而秘密地展开。

　　经费有限，文化人士、民主人士沿途怎样才能不挨饿？有人病倒怎么办？长途跋涉，队伍中有老有小，路上有人走不动又怎么办？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严密规划，准备了各种应急方案。为了尽可能地降低 风险，游击队因人施策，开辟了不同的营救路线，有水路，也有陆路。为防止泄露被营救人员的行踪和消息，很多营救人员根本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谁。

　　“营救过程中，我们的游击队和联络站人员付出了血的代价，保证了游击区和营救路线的安全，从而使得被营救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无一伤亡。”李韧介绍道。这场秘密大营救历时11个月，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市，800余人穿越封锁线，胜利归来。

　　正如展览上的一句话所说：大营救奇迹般的胜利并不是天赐的幸运，而是许多党员、游击队战士和革命群众的艰辛付出和英勇牺牲换来的。茅盾后来也在《脱险杂记》中评价，这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明知艰险，为何仍向艰险行？

　　既然如此艰难，代价如此之大，那为何还要开展营救？

　　“我们仔细查看名单可以发现，这些被营救出来的文化人士和民主爱国人士后来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胜利后，他们支持中共争取和平的主张，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在筹建新中国时，他们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皆担任要职，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李韧说。

　　当年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夏衍曾表示，大营救记录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

　　在这场营救中，“肝胆相照”不仅跨越了阶级、党派，还跨越了民族和国家。

　　“游击队还营救了不少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亲属、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国际友人以及多国侨民，此举不仅巩固了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对加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胸怀和格局之大。”邓海光说。

　　“历史是厚重的，但我们的讲述是有温度的”

　　筹备本次展览的主力，是一批平均年龄已达70岁的在京东江纵队的后代。此外还有一批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讲解员。

　　谈及展览的名称——危难中的情谊，黄彦辉说：“历史是厚重的，但我们的讲述是有温度的。”

　　“我们想做的是历史的‘搬运工’。这些史料或许很晦涩，在记录中可能还有文法错误，但这就是历史。我们不做加工地把历史‘搬’给观众看。”黄彦辉说，“而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根据内在逻辑把它理出脉络，核查史实，查缺补漏。”

　　在黄彦辉看来，展览让更多不了解这段故事的人走进这段历史。“现在的年轻人感兴趣于发生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们应该讲述。东江纵队的战士们在省港大营救过程中经历了艰难险阻、流血牺牲，他们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应该被我们后人铭记。”(完)

　　(《中国新闻》报作者 尹李梅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