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知识产权保护护航创新生态
我省首部知识产权综合性法规正式施行
本报讯 本月起，我省首部知识产权综合性法规——《合肥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城市中首个落地的地方性法规。
合肥创新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活跃着一大批科创机构和科创企业。去年，合肥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1.5万件，占全省50%以上，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七。这些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条例》为此列出专门条款，对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技术、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深空探测、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知识产权进行针对性保护。
《条例》的正式实施，将让广大科创企业受益匪浅。“对于人工智能企业来说，知识产权是我们的核心资产。”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和合规总监乔玉平说，《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有利于构建更加公平、透明、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系统，激励更多创新主体勇于创新和探索。
一直以来，跨区域协作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难点。“《条例》提出实施长三角区域知识产权保护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建立上海张江、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机制。”徐佳表示，建立知识产权跨区域保护机制，实行资源共享、业务合作、执法协作，在线索通报、证据移交、案件协查、联合办案、信息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可以破解跨区域案件办理周期长、取证难等问题，推动形成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是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运用的桥梁和纽带。“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合肥市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条例》的正式实施，不仅让执法过程有法可依，更有利于有效汇聚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发展全要素资源，进一步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 许超众 代敏 苏晓琼)
但在用“成本收益”的眼光评判专业和职业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了学习一门专业、从事某项职业的“人”。专业和职业的关键意义在于：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劳动者必须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在实践中发挥其心智活力，进而实现自身价值。一门合适的专业、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定能激励人专注踏实地把事做好，让人从一项项具体工作中获得成长和进步。只有这样，人、专业和工作三者方能实现契合。
1938年至1944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的学者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等人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记录及实测工作，并发掘了窟前和周边的部分建筑遗址。七年时间里，他们获取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包括照片、拓片和手绘的实测图。1945年后，长野等人对云冈石窟的调查终止，开始着手整理资料和编写报告。1951年到1956年，他们陆续刊布了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云冈石窟最为全面系统的调查报告。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当下，不少就业单位普遍将招聘学历要求提升至本科，甚至硕士。像杨力一样，长期以来，专升本都是专科院校学生继续深造的重要途径。
《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昙曜五窟。如今学术界将这五所洞窟编为第16~20窟，位于石窟整体的西区东侧，这里自然断崖较高、斩山工作量较小，是最利于开凿的地段。
在藏语里，切阳什姐的名字代表着幸运和幸福。投身竞走15载，切阳什姐自己说，竞走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在残酷的竞技赛场上，人生总有太多遗憾。
赖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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