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朝后，历史书籍或多或少地被整理和组织过。然而，中国的传统作品将文本中的哲学大师形象与文本作者混淆了。所以今天你可以听到很多故事，比如荀子写了《荀子》等等。”柯·马丁表示。

　　柯·马丁认为，这些标题中的作者名字并 不是原始的第一位作家，“即使荀子、孔子、屈原是话语的发言人，他们也不是这些话语的文本作者。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作者应是其未署名的弟子或其他编纂者。”

　　他解释道，“早期中国最著名的三个人物，孔子、荀子、孟子，他们的著作内容往往会出现自相矛盾，时间线混乱的情况，也正因如此，它们被认为是真实且不加修饰的第一手文本材料。”

　　而这些略显混乱的文本，由他们的弟子或是其他编纂者，通过编辑、收集、汇编等完善，并将其编著成书，因此，在柯·马丁看来，“他们通过把这些资料整合，写就传记，赋予解释，成为了未署名的作者。”

　　在整理资料时，那些作者同时也是选择者。“《史记》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但传世本《庄子》的篇幅不到其三分之二，汉朝奉旨校书的刘向在整理《荀子》《管子》等文本时，删除了大约90%的材料。”柯·马丁表示。

　　他认为，绝大多数中国早期文献实为出自特定条件限制的选集或材料素材库，并非“写就”而成，而是经由“逐步编定”，形成现今所见的著作。“而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文本就像共享财产，其意义不在于它们的起源或某一作者的权威。就像屈原所代表的并不只是诗人，而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投射出的对理想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