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94路线一|「どんな気分でした」

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9月15日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戈尔·若夫克瓦14日表示，乌克兰将通过与俄罗斯有“相关对话”的国家向俄提交和平解决冲突的计划。图为若夫克瓦资料图，他表示将“通过相关国家”向俄提交和平计划报道称，若夫克瓦表示，相关计划目前正在制定之中。如果莫斯科“停止使用最后通牒式语言并准备讨论该计划的内容”，乌克兰方面准备在第二次（乌克兰问题）峰会上与俄罗斯代表会面。若夫克瓦表示，基辅准备通过其他国家向出席峰会的俄罗斯代表提交和平计划。如果获得认可，双方将可能进行接触。报道提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7日表示，将于11月向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哈里斯提交和平计划。在此之前的9月5日，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俄总统普京一开始就准备和平解决冲突。同日，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但不是基于“虚无缥缈的要求”，而是基于在伊斯坦布尔商定的条件。延伸阅读牛弹琴：乌军还在俄境内，暴跳如雷的普京又同意谈判了普京的态度突然变了。要知道，不久前乌克兰军队攻入库尔斯克地区，普京勃然大怒，下令：绝对不和乌克兰谈判，将敌人彻底赶出俄罗斯。用普京的话说，“这些人有什么好谈判的？”言犹在耳，普京却变了。9月5日，在东方经济论坛问答环节，普京表态：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普京在第九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言他的原话是：“我们准备好与他们谈判了吗？我们从未拒绝这样做，但不是基于一些转瞬即逝的要求，而是基于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一致并实际签了字的那些文件。”敌人还在境内，原来暴跳如雷的普京，同意谈判了。当然，谈判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从2022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按照俄罗斯的说法，当时在伊斯坦布尔，俄乌几乎就所有内容达成了共识，还进行了小签。普京说：“我们设法达成了一份协议，这才是重点。乌克兰代表团团长的签字证明了这一点。签字这件事意味着乌克兰方面对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是满意的。”普京还说：“这份协议之所以没有生效，只是因为他们收到了不要这样做的命令，因为美国、欧洲（一些欧洲国家）的精英们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按照普京的说法，俄乌谈判达成后，“（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先生去了，并下达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指示。众所周知，英国当局并不否认这一点。”英国肯定不是好的斡旋者，美国也自然不是，那接下来的和谈，哪个国家合格呢？普京的答案：中国、巴西和印度。按照普京的说法，中国、巴西、印度都是“诚实的调解人”，“我们彼此相互信任有信心”，这些国家可以充当调解人并发挥重要作用。最后，怎么看？几点粗浅看法吧。第一，普京在展示姿态。毕竟，冲突爆发至今，俄罗斯态度，至少有一点很明确：我们愿意谈。当然，谈判是有条件的，乌克兰彻底放弃加入北约，乌承认俄军占领的东部四州为俄罗斯所有。乌克兰当然不愿意，泽连斯基态度更是很坚决：只要普京在台上，坚决不与俄罗斯谈判。泽连斯基此前曾放话，只要普京在台上，坚决不与俄罗斯谈判虽然有前提条件，但一方表态可以谈，一方表态不能谈，对普京来说，这就是一种成功的谋略。所以，乌军进攻库尔斯克地区，普京短暂大怒之后，很快又回到了老路线：来来来，我们可以谈。但得按我们的条件谈。第二，普京更有谋算。毕竟，打仗打了两年多，双方都蒙受重大损失，乌克兰反攻有心无力，俄罗斯也没实力一举灭掉乌克兰。谈判，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普京更认为，中国、巴西和印度作为调解人更可靠，也是在对冲西方对乌克兰一边倒的支持。从目前状况看，普京对和谈有所松口；泽连斯基也暗示，下次乌克兰和会，俄罗斯也可以参加。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双方在战场上厮杀得你死我活，但离和谈确实也越来越近。图为在前线作战的士兵（资料图）第三，和谈更不会平坦。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谈得顺利，前线稍微缓解；谈得不顺利，前线只能拼命打。事实上，乌军突然攻入俄罗斯境内，现在更试图守住库尔斯克的前线阵地，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围魏救赵，缓解俄军对乌东地区的攻势；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在为和谈寻找筹码，俄占领乌克兰土地，乌军手里也有俄罗斯地盘……现在，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当然，即便看到了黎明，也不排除乌云又压顶。和谈需要智慧，需要谋略，更需要勇敢的妥协。当然，谈判更离不开一点：战场上得不到的，你就别指望在谈判桌上能得到。

今年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了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陈思茂率团参加，参会规格高于去年。每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中美双方代表的互动交流总是备受瞩目。9月14日，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向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讲述了他与陈思茂的一番互动。去年的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何雷曾与美方代表团团长、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互动交流，并向她赠送自己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臂章，帮助她了解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和平理念。本届论坛，何雷在9月12日论坛首日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时曾透露，今年他也为美方代表团准备了礼物，跟去年的不一样。第二天，9月13日，何雷在会场咖啡厅偶遇美方代表团团长陈思茂。他主动上前与陈思茂握手，说道：“希望你在论坛过程中，能够多听听、多看看，也多谈一谈，能够对我们中国军队、中国的国防政策有所了解。”陈思茂回应：“对中国的国防政策，我是有所了解的。”紧接着，何雷拿出了他准备好的纪念品，这是军事科学院的一枚徽章。何雷指着徽章上的长城问陈思茂，长城代表什么？想到陈思茂可能不十分了解，何雷向他介绍，长城是代表着防御，我们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去主动侵略任何一个国家。介绍完了长城的含义，何雷又问陈思茂，你看标志上面周围的橄榄枝代表什么？这时，何雷没有再加以解释，而是停下来，让陈思茂自己说。陈思茂很清楚，他说：“代表和平。”“对，是代表和平。”何雷对陈思茂说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的胜利之师、英勇之师，也是能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之师、和平之师。”何雷对陈思茂一行人说，预祝你们在论坛期间，能够在中国过得愉快，能够有所收获，也为增进中美两国、两军的友好关系多做贡献。也希望美国为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多做应有的贡献。交流的最后，何雷拿出两张照片，是去年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他和卡莱斯的合影。何雷把照片交给陈思茂一行，请他们回国之后转交给卡莱斯。看到照片，陈思茂和同事很是惊喜。“遗憾今年卡莱斯没有来。但是不管是谁来，我们都欢迎。希望你能够在这几天论坛中真正有所收获。”何雷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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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周五表示，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在“消失近一年”后，给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写了一封信，信中他重申了打击以色列和支持“抵抗轴心”联盟的决心。辛瓦尔本周持续发声（资料图）真主党在其社交账号上分享了这封信。据报道，被相信仍然在加沙地下坐镇指挥的辛瓦尔告诉纳斯鲁拉，哈马斯将沿着其遇害前任伊斯梅尔·哈尼亚所采取的抵抗道路前进。在致纳斯鲁拉的信中，辛瓦尔发誓将继续保卫耶路撒冷，“直到占领者从我们的土地上被驱逐和消灭，建立我们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国家，并将其首都定为耶路撒冷”。辛瓦尔是以色列的头号通缉犯之一，自去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就一直下落不明。近一年来，他从未公开露面——直到本周。据哈马斯的社交账号显示，本周二，辛瓦尔发表了去年10月7日以来的第一份声明，祝贺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在选举中获胜。第二天，他的办公室表示，他写信感谢那些对哈尼亚之死表示哀悼的人。随后，本周五他给纳斯鲁拉写的信被公布。加沙作家兼时事分析家穆罕默德·谢哈达说，在给纳斯鲁拉的信中，辛瓦尔传达的信息是：“我还活着，我完全掌控着局势。我一直更新信息，了解加沙以外发生的一切。”谢哈达称，（辛瓦尔）想表明他有能力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谢哈达分析称，辛瓦尔的信件，其目标受众主要是以色列，他试图向以色列方面表明，尽管他们试图找到他，但他仍然能够不受干扰地工作。谢哈达补充道，另一个目标受众是哈马斯，包括“该组织内部的怀疑论者，甚至卡塔尔、美国和埃及等调解人，因为他们一直怀疑，他是否能够在加沙隧道中履行领导角色。”哈尼亚7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刺后，辛瓦尔被任命为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与前任相比，辛瓦尔在与以色列打交道时态度更为强硬，他倾向于和真主党等盟友合作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红星新闻记者 范旭此前报道外媒：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身着女装混入人群 躲过追杀中新网8月28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过去数月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投入了大量资源，试图找出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而就在大约10天前，以军被曝错过了在加沙一条地道里抓获辛瓦尔的机会。报道称，辛瓦尔“身着女装，混入人群”，以此躲避以色列的追查。图为《镜报》报道截图“身着女装”，躲避追杀塔斯社8月26日援引以色列《青年报》称，大约10天前，以色列军队错过了在加沙一条地道里抓获辛瓦尔的机会。消息人士称，辛瓦尔曾躲在那里，“他的咖啡都还是热的”。该报道还称，自那以后，辛瓦尔“一直试图身着女装，混入人群”，所以没有被以色列无人机发现。《纽约时报》8月25日也报道称，辛瓦尔可能已经离开了他曾经长期躲藏的地道。早在2024年1月底，以军曾突袭了加沙地带南部一处精心设计的地道群，因为有情报显示辛瓦尔躲藏在那里。报道称，事实证明，辛瓦尔的确曾在那里躲藏。不过，就在几天前，他离开了位于汗尤尼斯市的地道，只留下了许多文件和成堆的以色列谢克尔。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未对此消息进行回应。仿若“鬼魂”，行踪成谜据路透社报道，辛瓦尔现年61岁，出生于加沙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一个难民营，被以色列视为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主谋之一。当地时间2024年8月6日，辛瓦尔接替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袭身亡的哈尼亚，成为哈马斯政治局新任领导人。《纽约时报》报道称，对以色列和美国二十多名官员的采访显示，过去数月以来，美以两国投入了大量资源，试图找到辛瓦尔。辛瓦尔被指已成功“隐身”超10个月（资料图）早在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总部内部就建立了一个小组，其唯一任务是找到辛瓦尔。报道称，在巴以冲突的最初几周，以色列情报和军事官员认为，辛瓦尔居住在加沙城地下的地道里。加沙城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也是以军最早瞄准的城市之一。以色列情报官员还认为，至少在冲突的前六个月，辛瓦尔身边一直有家人陪伴。此外，在地下生活期间，辛瓦尔“坚持在电视上观看晚上8点的新闻”。后来，辛瓦尔搬到了他的出生地汗尤尼斯，可能偶尔会从那里穿过隧道前往拉法市。与此同时，美国也与以色列共同建立了一些渠道，分享有关辛瓦尔和其他哈马斯高级指挥官的信息。特别是，《纽约时报》指出，美方帮助部署了探地雷达，以此绘制加沙地下长达数百英里的隧道地图，并将这些图像与从被俘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和从大量文件中收集的情报相结合，从而构建出更完整的隧道网络图景。以色列军方公布了一段去年十月拍摄的视频，据称视频显示辛瓦尔穿过加沙的一条地下隧道还有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认为，辛瓦尔很久以前就放弃了电子通信。据信，辛瓦尔可能通过信使网络与他领导的组织保持联系，该系统如何运作仍然是一个谜。《纽约时报》形容称，辛瓦尔“像是一个鬼魂”，很少公开露面或者对追随者发布信息。这一次，他再次逃离了美以两国的追捕，行踪依旧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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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基金经理的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情绪。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经理祁禾近期的操作和言论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照片系易方达基金经理祁禾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也揭示了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上的一些不透明问题。祁禾曾以抗压能力稳定著称祁禾作为资深基金经理，拥有超过14年的投资管理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华泰联合证券，后来加入博时基金，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自2017年起，祁禾开始掌管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并逐步在新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投资眼光。在他管理期间，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曾因其卓越的表现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爆发的2020年至2021年。图1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A单位净值走势祁禾的投资风格一直以来以稳健和前瞻性著称，尤其擅长在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布局。凭借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他在多次市场波动中表现出了稳定的抗压能力。然而，随着2023年开始，新能源板块的高波动性和市场调整，祁禾的操作策略也开始出现变化。一边公开看好基金投资方向一边悄然赎回个人份额尽管祁禾多次公开表态看好新能源行业，并且在2024年中期报告中表示“在市场预期低点加大了对光伏、储能、电力等优质企业的研究和配置”，但根据基金定期报告，祁禾本人在2024年上半年却悄然赎回了一部分个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相对于2023年底，祁禾个人持有的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份额从超过100万份下降至50万至100万份。表1易方达从业人员持有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这一现象无疑让市场备感困惑。祁禾在投资策略报告中依然保持乐观，尤其是对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增长潜力表现出了极高的信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悄然减持。这种言论与操作的不一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许多投资者质疑基金经理是否真的看好未来市场，还是仅仅是借助乐观言论维持市场信心以掩盖减持行为。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中的隐患基金经理自购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向市场传递信心的标志，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然而，一些基金经理在自购之后选择悄然赎回，形成了“高调买入、低调赎回”的操作。这种操作虽然在行业内较为常见，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充满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祁禾的操作模式就与此类似。根据2024年上半年的基金报告，虽然他多次在报告中强调对新能源行业的乐观看法，但他的减持操作让市场对他真实的市场态度产生了疑虑。事实上，这种操作在朱雀基金等其他基金公司也曾发生，基金公司在市场高点进行自购，随后悄然赎回的操作不仅误导了投资者，也损害了市场的透明度。祁禾在2021年期间曾因成功布局新能源板块而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光伏、储能等行业的高成长性带动了基金的强劲表现。然而，随着2023年市场对新能源行业的调整，该基金的表现开始波动。根据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历年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基金的收益率表现并不理想，与市场整体走势同步下滑。2024年上半年，祁禾虽然表达了对新能源行业继续持乐观态度，并加仓光伏和储能板块，但整体仓位管理趋于谨慎。尤其是在市场调整期间，祁禾并未像以往那样大幅加仓，反而通过减持操作来降低风险。从操作的角度来看，这显示了祁禾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保守策略。祁禾的减持行为在市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许多依赖基金经理言论进行决策的投资者来说，基金经理的减持行为无疑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波动较大的背景下，祁禾的减持让许多投资者担心市场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在2024年，新能源板块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光伏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和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对其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谨慎态度。祁禾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持续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好，但其操作策略却表明他对市场的短期波动保持警惕。投资者因此对祁禾的长期策略产生了怀疑。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需要更加透明祁禾的操作不仅揭示了基金经理在市场波动中的应对策略，也反映出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基金经理的持仓变化往往难以及时掌握，尤其是在定期报告之外，投资者难以获得基金经理的最新操作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容易受到误导，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此外，基金公司的自购和赎回操作也需要更加透明。虽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如果基金公司在自购后大幅赎回，却未进行及时披露，这将极大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和投资者的利益。祁禾的减持行为让市场再次呼吁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进，增加对基金经理操作的透明度。编辑 | 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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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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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晚，女演员李纯在微博发文怒斥小区物业，称电梯长时间停电无人管理，自己的母亲被困电梯，打电话求助才有维修人员将其母亲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