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网曝黑料反差女友|「二時間ばかり一人でそのへん散歩してきなよ」と僕は言った。「僕がしばらくお父さんのこと見ててやるから」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路透社9月12日独家报道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Thomas Greenfield）将于当地时间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报道指出，此举出台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的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格林菲尔德将有关计划描述为美国总统拜登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她对路透社表示，希望这一宣布推动有关议程“向前发展”，“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安理会改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发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美、英、法）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权实施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授权使用武力。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表决时各自拥有否决权，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按照地区进行分配，其中非洲和亚洲国家5个，东欧国家1个，拉美国家2个，西欧和其他国家2个。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菲尔德对路透社表示，华盛顿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 目前有3个非洲国家拥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别是加蓬、加纳和莫桑比克。“问题在于，这些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无法让非洲国家充分发挥它们的知识和声音，为安理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无法让非洲国家持续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非洲人民的挑战。”格林菲尔德称。 她还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为这些国家 “在一系列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支持这一安理会改革。他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话，联合国网站 但是，任何安理会成员的变动都要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来实现，报道称，这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批准和认可，而安理会目前的五个否决权也发挥着作用。 路透社指出，十多年来，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 格林菲尔德表示，她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扩容的决议进行投票。 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印度、日本、德国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也希望获得这一席位。但多年来的改革谈判收效甚微，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支持是否能推动相关行动。 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均提到“安理会扩容”问题。拜登当时表示：“美国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包括我们长期支持的国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在联大发表讲话时称，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请求支持德国的候选资格，“德国准备好了”。除了德国之外，拜登当年5月访问日本时，也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在2020年表示，巴西和印度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拉夫罗夫2023年8月谈及联合国改革问题时，曾表示德国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这会加剧不公正，且德日两国是“美国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对于安理会改革问题，在2022年11月的第77届联大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曾表示，安理会要有效履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期盼。 张军称，中方对改革有三点期待：首先，安理会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安理会改革要体现公平正义，应优先考虑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关切；第三，安理会改革应与其他治理机制改革协调推进。 “安理会的决策事关战争与和平，关乎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安理会改革应有助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加强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率，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改革不能只满足个别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入常’的私利。”张军强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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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新闻记者 张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9日，职业打假人王海发布视频称，“疯狂小杨哥”带货的假原切牛肉卷公司已被罚款50万元，有4.2万名消费者被骗，退一赔十需要赔偿4200万元给消费者。“疯狂小杨哥”带货的假原切牛肉卷公司已被罚款50万元 视频截图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鲜多裕在去年11月24日和三只羊签订网络推广服务合同，让三只羊旗下主播“疯狂小杨哥”（张庆杨）在11月25日到2024年2月20日为“鲜多裕澳洲谷饲牛肉卷4斤”带货，销售单价89.9元。天眼查App风险信息显示，今年7月，“疯狂小杨哥”带货的“鲜多裕”公司因虚假宣传被市场监督部门罚款50万元。9日下午，《正在新闻》就此事询问涉事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对“鲜多裕”处罚50万元属实。对于三只羊是否受到处罚，工作人员表示，三只羊不在辖区内，没有权力处罚，不清楚处罚情况。三只羊是安徽合肥的企业，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则表示，暂时不清楚三只羊是否因“鲜多裕”假原切牛肉卷受到处罚。有网友称刚得到梅菜扣肉退款此前央视3·15曝光安徽的梅菜扣肉“槽头肉事件”，涉事三家公司被吊销生产许可证，罚款1287万元，“疯狂小杨哥”曾为其中一家公司带货。为此，9月5日，头部带货主播辛巴晒出转账1亿元的网银电子回单截图，表示已经打给辛选小助理，决定给三只羊一周时间，一周后如三只羊仍然没有对消费者有态度，将开始进行对三只羊消费者的部分产品的赔付以及售后，直到赔付1亿结束为止。他希望通过此次事件，警醒直播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对待流量粉丝，不管什么销售渠道，都应该把消费者当人看！辛巴晒出转账1亿元的网银电子回单截图对此，三只羊联合创始人卢文庆回应，辛巴为了博取流量没有底线。对于梅菜扣肉等产品质量和售后问题，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收到任何相关部门就该事件的处罚，“事件发生后，调查结果出来前，公司积极应对做出了退款处理，包括但不仅限于退一赔三。”日前，有多名网友反映称，自己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的梅菜扣肉得到了退款。不过，根据网友晒出的与客服沟通记录，此次并非“退一赔三”，只是将网友购买梅菜扣肉的原价退还。网友称去年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的梅菜扣肉得到了退款律师称带货应为广告真实性负责此前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曾解释，三只羊没有受到处罚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既不是问题梅菜扣肉的生产者，也不是销售者，三只羊只是广告发布者，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资金流向三只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槽头肉事件”问题梅菜扣肉的消费者，只能向销售者、生产者要求赔偿。所以只能追究三只羊公司广告宣传层面的责任，但也没有掌握到三只羊虚假宣传的事实，“目前还在收集证据，如果能证明收款方是三只羊，会对三只羊进行追责。”上述工作人员表示。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带货主播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广告责任，如果三只羊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未对产品进行充分核实，那么三只羊公司需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付建还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可能在应对直播带货等新型电商模式时存在滞后性，导致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面临一些法律空白或模糊地带。在监管难题尚未完全破解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在购买直播带货商品时保持理性思考，警惕虚假宣传和夸大其词的营销手段。一旦发现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虚假宣传等情况，首先可以要求直播带货平台方给予涉事主播进行处罚，下架相关视频、控制视频流量、限制带货等；其次，及时向市场监管、消费者保护协会、市长热线等相关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来源：极目新闻）

多国国防部军官陆续抵达北京

（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近日，河南许昌一女子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我的母亲一生都在被家暴”引发关注。发帖女子表示，其母亲闫某长期被父亲曹某家暴，去年下半年母亲被鉴定为轻伤二级，后父亲获刑八个月。出狱后，父亲继续对母亲及其近亲属实施恐吓，称要“砸了”母亲目前的住所。该女子还提到，今年1月，其母亲已提起离婚诉讼，后由于诉讼到期而撤诉。目前，母亲已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并于9月2日开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我妈妈可以尽快离婚。”9月9日，许昌市妇联权益部工作人员对红星新闻表示，曹某此前确实存在家暴行为，已被依法处理。针对闫某目前的处境，许昌市妇联代闫某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9月10日，发帖者、闫某的女儿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院已向母亲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9月10日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显示，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闫某与被申请人曹某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5年登记结婚。2023年9月4日晚，曹某与闫某因家庭矛盾发生争吵后，曹某将闫某殴打致轻伤二级，曹某已于2023年12月28日被该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同时，该院于2024年8月8日受理了两人离婚纠纷一案，现正在审理中。经查，闫某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相关规定，建安区人民法院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曹某对申请人闫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曹某骚扰、跟踪、接触闫某及其近亲属；禁止曹某进出闫某住所。9月10日晚，闫某的女儿再次发文称，当地妇联已联系法院协调，对于闫某的离婚诉求，法院将“尽快判决”。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原标题：河南女子称“母亲一生都在被家暴”最新进展：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签发，正等待离婚判决）

近日，一批落马中管干部受处分的结果密集公布。继昨日宣布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公职，刘跃进、李勇被开除党籍后，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被“双开”，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李海涛：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图为李海涛资料图，他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公开资料显示，李海涛出生于1963年9月，黑龙江巴彦人，一直在本省工作，曾任黑龙江省经贸委、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12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2014年初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他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一职（至2017年6月卸任）。2022年1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年5月，他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职务。2023年9月，李海涛官宣被查。经查，李海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出入私人会所；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安排下属单位报销、支付个人费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海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海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张祖林：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来源：潮新闻“亲爱的八两，我的女儿，妈妈来看你了，虽然是隔着玻璃。明天你又要接受手术了，签字的时候心都在颤抖，太心疼你了，我的宝贝。希望你能理解妈妈的决定，我们一起闯过难关，加油！”陈女士给女儿“八两”的手写信看哭网友 受访者供图前段时间，一个名叫“陈八两我爱你”的账号，在社交平台引发网友们的关注。账号的主人是一位极低体重早产儿的母亲。她的宝宝“八两”出生时仅410克，出生后患有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多项早产并发症，一度性命垂危。在宝宝抢救、治疗的这段时间，这位坚强又温柔的妈妈一直在社交平台上记录并分享孩子病情进展，给女儿手写的几封信一度看哭网友。陈女士和女儿“八两”的第三次见面 受访者供图9月11日，记者联系上了“八两”的母亲陈女士。“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女儿可以好起来。”陈女士哽咽地告诉记者，无论如何她都会坚持下去。出生只有410克仅有成人的手掌大小2月11日，“八两”出生。作为37岁的高龄产妇，在经历备孕4年、胎停1次、扎了150针肝素保胎后，陈女士终于有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儿。“‘八两’的降生结束了我肚子上扎针龇牙咧嘴的生活，但比起孩子小小年纪要承受的这些，我宁可自己受苦。”陈女士红着眼，孩子是不到27周的情况下被紧急剖出来的，与预产期相比，提早了3个半月。正如名字的由来，“八两”出生时体重只有410克，仅有成人的手掌大小，属于超早早产儿、超低出生体重儿，“胳膊都没她爸的手指头粗”。宝宝从出生后就一直待在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已经待了200多天。“出生后一周我才再看到她，小小的身体插着管子还要打好多针。”说起这些，陈女士几次泪崩，“在NICU期间，还做了两次手术。”新生儿病房有一个本子，里面是给宝宝的话，陈女士写了几次给女儿的手写信，希望她有一天能看到。今年4月，她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八两”的故事和手写信，很快引起了关注。网友们的留言鼓励 受访者供图“起初是为了排解低落的心情。”陈女士说，没想到能给同样在焦虑中的早产儿父母带去温暖和希望，“很多素不相识的网友非常关心我们，他们为宝宝揪心落泪，一直鼓励安慰我，我真的发自内心感谢。”如今长到了八斤可能需要在医院待一到两年记者了解到，“八两”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出生并治疗50多天后进行了转院，目前在浙大儿院的NICU进一步治疗。好消息是，曾经的“八两”如今长到了八斤。但未来小“八两”的治疗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孩子前期进行了坏死小肠的切除手术并做了造瘘，第二次手术进行了肠造瘘回纳。”浙大儿院NICU副主任马晓路告诉记者，从医院以前救治跟小“八两”类似病情的案例来看，可能需要在医院待一到两年。“通过治疗好起来的几率还是很大的，费用可能需要百万元以上。”马主任说，目前小“八两”在他们医院的治疗费用已经累计4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确实有一定压力。”病房内陈女士的母亲轻拍着“八两” 受访者供图陈女士和丈夫是东北来杭的新杭州人，普通工薪阶层，此前家中的积蓄并不多。“不光是浙大儿院NICU的医护工作者们在尽力地救治‘八两’，儿保的早产儿妈妈群里还自发筹了一万多块给我。”陈女士说，这些天她被感动了好多次，“有位经历相似的网友找到我说，当时她选择了放弃，现在想给‘八两’出一份力，希望‘八两’赢。”“虽然‘八两’的治疗还很漫长，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放弃。”陈女士说。潮新闻 记者 滕一韬 通讯员 祝姚玲延伸阅读万米高空25周婴儿早产，新生儿科护士出手相救“飞机上有没有医护人员？紧急请求支援！”“我是新生儿科护士，可以帮忙！”近日，在海南海口飞往北京的CZ3119航班上，一名孕25周的产妇意外分娩。危急时刻，搭乘该航班的新生儿科护士陈珊珊在万米高空进行了紧急救援。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产妇和新生儿情况如何？一起来看。8月3日，张女士带着4岁的大女儿乘坐CZ3119航班从海口飞往北京，准备与丈夫汇合。飞机飞行大约一小时，她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前往卫生间，不料却意外分娩。海南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陈珊珊也在这个航班上。陈珊珊回忆，当时广播突然传来紧急呼救：“飞机上有没有医护人员？紧急请求支援！”听闻需要医护人员支援，作为护士的陈珊珊赶了过去。“快救救我的孩子，拜托了！”陈珊珊说，当她赶到机舱卫生间时，看到一位孕妇已经分娩，正捧着一个手掌大小的胎膜，胎膜里包裹着胎盘和新生儿。经过紧急询问，陈珊珊得知，这位孕妈妈怀孕仅“25周+5天”，陈珊珊顿时精神紧绷。在确认产妇状态稳定后，陈珊珊决定立即对新生儿进行抢救。此时，机舱内另外两名医生也闻讯赶来。由于他们不是新生儿科医生，三人商量后，决定由陈珊珊主要操作，另外两人打配合。陈珊珊日常工作照由于新生儿被胎膜包裹着，不破膜会导致新生儿无法呼吸。万米高空医疗条件不足，陈珊珊和另外两名医生只能戴着手套撕开胎膜。破膜后，他们发现新生儿全身苍白，没有哭声，无呼吸和脉搏，四肢软，给予刺激也无反应。“这个柔弱的小生命危在旦夕，每分每秒对她来说都至关重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陈珊珊对其进行胸外按压、经鼻氧供应等紧急措施。“早产儿要充分保暖，体温每降低1℃，败血症风险增加，死亡率也会增加。”陈珊珊请求机舱工作人员取来暖水袋，并用机舱包包裹着给新生儿进行保暖。经过一系列救援措施，宝宝的心率逐渐恢复了。此时，所有人松了一口气，没来得及留下一张现场照片。由于早产儿各项功能发育不成熟，且在飞机上生产感染风险倍增，为了保障新生儿和孕妇的生命安全，在机长的协调下，飞机准备紧急备降湖南长沙黄花机场。在此期间，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陈珊珊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一直给新生儿做胸外按压。飞机备降长沙后，陈珊珊提议，自己也跟随救护车送新生儿一同前往医院。早产儿情况目前稳定从万米高空到医院，陈珊珊持续按压约一个半小时。“看到孩子被送到了抢救室，我才发觉自己的手已经麻木了。”幸运的是，经过抢救，宝宝脱离了生命危险，产妇身体也已稳定。看到母女平安，陈珊珊才放心离开，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得知妻子在飞机上分娩，张女士的丈夫孙先生第一时间赶往了湖南省儿童医院。孙先生介绍，二女儿出生时体重仅为820克。经过半个月，如今体重增加了50克，目前情况稳定，但还需要继续留院观察，直到符合出院条件。“我们给她取名叫孙奕安，寓意着‘一生平安’。”张女士和丈夫、大女儿合照近日，孙先生也与陈珊珊取得联系，他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表达感谢，“危急时刻，感谢您挺身而出，我们会让孩子永远记得您”。此外，孙先生表示，等到孩子平安出院后，要登门致谢。南方航空也向陈珊珊致以感谢信，感谢她及时、高效、专业的抢救。得知孩子情况稳定，陈珊珊十分欣慰。她说当时情况太危险，自己来不及多想，只能凭借着经验全力救助。她还要特别感谢机组人员和另外两位医务人员，是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这次救援。此外，陈珊珊也特别提醒，孕妇外出时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有人陪同。她也为小奕安送上祝福：“希望奕安健康成长，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陈珊珊日常工作照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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