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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 追责问责88名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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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多地寻呼机爆炸致多人死亡

“吹牛老爹”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说唱歌手之一肖恩·“吹牛老爹”·库布斯 (Sean “Diddy” Combs),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说唱歌手之一,在很多人眼中他就是“艺术家”级别的人物。除了在嘻哈领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之外,“吹牛老爹”还涉足了时尚、电视等产业,据称净资产达到了10亿美元。不过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吹牛老爹”也有着相当黑暗的一面,而且还是长期的,尽管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女性是受害者,但一份长达14页的起诉书足以说明这位歌手不是一般的可怕……“吹牛老爹”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现场简笔画据当地时间9月17日的消息称,“吹牛老爹”在此前一天于纽约被逮捕后,出现在了曼哈顿联邦法院,他表示对检察官提出的包括长期虐待、侮辱女性在内的三项刑事指控,均不认罪。而检察官则是坚持称他为“连环虐待者和连环妨碍者”。另一方面,尽管“吹牛老爹”的律师提出了5000万美元的保释金请求,但被法官罗宾·塔诺夫斯基 (Robyn Tarnofsky)拒绝了,现年54岁的歌手将不得不继续留在拘留所,等待进一步的审判。法官塔诺夫斯基赞同检察官的说法,认为这位嘻哈大亨应该入狱,因为他“对社区构成了极大的危险”。据称,如果目前被提出的三项指控全部成立,“吹牛老爹”将面临至少15年的强制监禁,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吹牛老爹”在被捕前被拍到这是“吹牛老爹”在被捕前最后一次被拍到的样子,当时他坐在中央公园的草坪上。据悉,“吹牛老爹”的律师马克·阿格尼菲洛准备为他做无罪辩护,坚称自己的当事人虽然不完美,却是一个“无辜的斗士”,同时还声称要对法官下达的“不予保释”的命令提出上诉。虽说这是律师的工作,但从公开的起诉书看,阿格尼菲洛实在是在“睁眼说瞎话”。网友P图“吹牛老爹”捧起婴儿油看过起诉书的人,将其中所描述的细节称为“令人作呕”。而最能引发关注的一个细节是,联邦特工在今年早些时候从“吹牛老爹”家中除了搜出三支“AR-15步枪”之外,还搜出了1000多瓶婴儿油以及润滑剂,而这些东西被指用于“怪异行为”以及“精心制作的表演”。据称,所有的“表演”都是“吹牛老爹”安排的,他也会参与其中。克里斯蒂娜·霍拉姆笑得很开心据报道称,“吹牛老爹”和臭名昭著的杰弗里·爱泼斯坦颇为相似,他也有一个“高级主管”克里斯蒂娜·霍拉姆 (Kristina Khorram) ,一位类似于吉斯兰·麦克斯韦尔那样的女性,帮助他实施并掩盖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吹牛老爹”前女友卡西“吹牛老爹”此次被捕,源于去年11月的一起诉讼,他的前女友卡西(原名:卡桑德拉·文图拉 )公开表示自己遭受了10多年的虐待。之后相继有至少4名女性对“吹牛老爹”提起了诉讼,包括一名17岁的女孩,声称自己在被下药后遭到了侵犯。

广东省惠州市纪委监委9月16日消息,日前,惠州市纪委监委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陈育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陈育霞落马 资料图经查,陈育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背组织原则,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公权私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程验收、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陈育霞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行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惠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陈育霞开除党籍处分;由惠州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6月28日消息,陈育霞在任上被查。公开信息显示,陈育霞曾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法定代表人,后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根据惠州仲恺高新区党工委统一部署,2023年3月9日至5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进行了巡察。2023年7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仲恺高新区管委会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的统一规范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两天前的9月14日消息,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处级干部文绍良被查。他长期任职仲恺高新区,历任仲恺高新区区委常委、区管委会副主任、区宣教文卫办公室主任,仲恺高新区委副书记、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党委书记、园区管委会主任,仲恺高新区政法委书记等职。延伸阅读据贵州省纪委监委9月1日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女,布依族,1972年1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长期在贵州工作,曾任息烽县县长、县委书记,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花溪区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钟阳履新贵州省黔南州政府副州长,2019年12月跻身州委常委,2021年3月,钟阳成为黔南州州长。2023年4月18日,钟阳落马。2024年1月20日晚,在《决不姑息——贵州正风肃纪反腐》第三集《坚守人民立场》节目中,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面对镜头,钟阳说:“手中有一定权力时,爸爸妈妈每年都要给我准备一道年夜菜就是青菜煮白豆腐,开饭前都要送我一段话,都说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工作和生活都要像这道菜一样,清清白白的。我每年也都应下了,菜也吃到肚子里去了,但是没走心,没记在心里,也没刻在脑海里。”钟阳手写忏悔书在纪委通报她被双开之前,钟阳已经获刑。7月29日,钟阳因受贿罪被判13年。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1年,被告人钟阳利用担任息烽县委副书记、县长,息烽县委书记,贵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贵阳市花溪区委书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州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协议签订、工程承揽、项目推进、资金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896万余元,其中2900万元未实际取得。9月1日的通报中提到:经查,钟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券);违反生活纪律;丧失纪法底线,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他人在土地出让、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通报提到,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阳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黔南州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贵州省纪委监委同日消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皮贵怀被双开。通报提到,皮贵怀搞政治投机,妄图干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违规用公款购买茅台酒供个人使用;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亲属认购债券、吸收存款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皮贵怀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钟阳、皮贵怀都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经过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由这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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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多名中国游客在莫斯科一家中餐馆用餐后出现腹泻症状,这些游客来自同一旅行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警方提供给游客的文件显示,这起事件导致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莫斯科当地医院。日前,涉事地接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家餐厅已开业多年,长期与中国旅行社合作,不清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旅行社已经协调旅客就医,也会与游客商谈赔偿事宜。多位游客表示,事情发生后旅行社一直没有给个明确说法,仅仅补偿两个景点不足以弥补带来的影响,应该对他们进行赔偿。在莫斯科就餐后多人腹泻有人身体虚弱磕伤头部9月15日,多名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在俄罗斯旅游时,在导游安排下在莫斯科一家餐厅就餐后,多人出现腹泻症状。游客表示,他们是9月11日从成都出发去俄罗斯的旅行团,大家签合同的旅行社各不相同。行程首站为莫斯科,团队有25人,其中有多位老年人。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在导游带领下他们来到莫斯科一家中餐馆就餐,当晚就有人出现腹泻、发烧的症状,第二天集合时得知团队共有9人晚上出现腹泻症状、4人出现发烧症状。游客被送医 受访者供图据游客回忆,就餐的中餐馆人很多,几乎都是中国游客,当天食物中有鱼、猪蹄、红烧肉、西葫芦、番茄汤等食物。他们起初怀疑是肉有问题,但后来沟通时发现团内部分只吃了素菜的人也存在症状。游客发来的照片显示,有老人因为晚上腹泻头晕,走动中撞到墙,头部红肿,还有人无法自控腹泻弄脏床单。一位病情较重的老年游客告诉记者,9月13日中午救护车将几个病情较重的人送到医院,由于医院效率问题,直到晚上才就诊完离开。期间只是验血、验便,给的结果是不明原因的细菌感染,开药让其自行购买。该游客还表示,13日晚,俄罗斯警察找他们做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问询,并让她签署了几份文件,期间只有几名留学生做翻译,沟通并不顺畅,她也不清楚签署文件的具体内容。一名游客告诉记者,警察录口供时曾向部分旅客展示了后厨录像,显示后厨很凌乱,鱼是死的,鱼池里面的水也是污黄的。之后,团内病情较轻及没有症状的14名旅客继续出发去往圣彼得堡,几位病情较重的旅客留在莫斯科接受治疗,期间陆续有游客好转后离开莫斯科继续行程。旅行社称与饭店合作多年未出事正联系各方救治生病游客9月15日晚,记者通过该旅行团领队联系到旅行社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自己是俄罗斯的地接旅行社员工,旅客与国内多家旅行社签订合同,这些国内旅行社属于组团社,自己所在旅行社则属于地接社,这一模式在旅游行业很常见,符合法律规定。该负责人称,客人出现健康问题后,旅行社一直在积极联系就医,现在部分游客还在医院住院,症状较轻和没有症状的游客已经按照行程去往圣彼得堡,还有部分游客在接受治疗后继续行程。就医过程中,由于俄罗斯医院和中国医院存在差异,医院效率不高,并且部分生病旅客要求打针、输液被当地医生拒绝,导致部分游客存在不满情绪,但旅行社后续持续沟通,安排部分旅客接受了住院、输液等治疗。对于事件的原因,该负责人称调查组仍在调查中,具体结果还不清楚。该负责人表示,这家餐厅在俄罗斯开了很多年,来自中国的旅行社都会来这家餐厅就餐,此前没有出现过食品安全问题。她还提到,团餐都是一次性出很多餐,出现症状的游客也不在同一桌。当天餐厅接待了15个旅行团,只有他们团和另一个团有人出现症状,但另一旅行团症状都很轻。对于相关费用,该负责人表示,游客治疗的费用有保险承担,但产生的其他额外费用如酒店、火车票、用车费用等都由旅行社垫付,旅行社还给可以继续行程的游客赠送了两个原本自费的景点。有些旅客对旅行社的处理表示理解,不会进行索赔,还有游客要求旅行社承担责任,他们会在完成治疗和行程后与游客协商赔偿事宜。当地报道称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游客表示旅行社应赔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梅什琴斯基地区法院宣布,莫斯科一家中国餐馆的负责人因致4名中国人食物中毒,被判拘留至11月13日。报道中提到,一对年轻夫妇和一对年长夫妇在莫斯科一家名为VanDi的中餐厅用餐,并点了蒸鲤鱼和米饭。不久,他们就因出现发烧、腹泻、呕吐等中毒症状而被送医并住院。旅行团游客告诉记者,报道里提到的食物中毒的4人就是该旅行团中最早出现症状的成员,后来团队中还有其他人出现了症状。旅客提供的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中提到,2024年9月12日,“VanDi”餐厅的雇员以及产品供应商的员工,提供了不符合消费者生命安全或健康要求的服务,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医院。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 受访者供图旅客提供的出团通知书显示,这次旅游产品为“乐游俄罗斯8日游”,行程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在“当地用餐情况”中提到,“境外团餐大多在中餐馆,十人一桌。团餐以吃饱为主,对于口味讲究的客人请多多包涵。在俄罗斯大部分中餐馆都是以东北菜为主,南方的客人如觉得不习惯,可以在出发前准备些下饭的咸菜类带过去,敬请多理解。”双方签订的旅行合同中还提到,“出境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出境社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30%的违约金;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出境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 ”但合同中也有一条免责条款,“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出境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责任。”有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安排的餐厅出现问题,造成大家出现腹泻等症状,影响了这次行程,应该承担责任。还有游客表示,旅行社想通过赠送旅游项目的方式解决并不合理。9月16日下午,一名已经在圣彼得堡的游客告诉记者,领队称旅行社领导会在17日与他们商谈相关事宜。律师说法:旅行社未尽到保障义务应担责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图为莫斯科景色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在此事中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作为旅游服务的组织者,他们有义务确保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旅行社能够证明腹泻是由于饭店的过失导致的,并且他们与饭店的合作关系中明确规定了饭店应承担的责任,那么可以认为这是第三方责任。但旅行社仍需承担因选择不当给游客带来的损失。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如果旅行社与饭店之间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和赔偿协议,那么旅行社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根据这些协议向饭店追偿。对于合同中约定的1-3倍赔偿,付建认为,按照常理来讲,该项赔偿目的保护的是旅行社直接对旅游者造成的损失,旅行社对饭店有选择和一定的支配力,但不能等同于旅行社本身,因此可能会不支持一到三倍赔偿。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航远律师认为,这类事件中,要求旅客向海外餐厅追责并不现实。旅行社在这个过程中未能尽到保障义务,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既符合公益原则,也有利于督促旅行社完善自己的行程安排和服务。但在实际裁量中,法院可能不会支持旅行社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 实习记者 刘亚洲 实习生 叶颖编辑 张寻 责编 邓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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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1 19: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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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

    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帮想生的人生好,帮不想生的人流产,成了计划生育科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新京报《剥洋葱》出品编导/剪辑/文字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摄影丨兰丹青 吴瑜编辑|陈晓舒校对|付春愔‍‍►本视频16分钟在陈素文的诊室里,问诊常从讨论胎心胎芽开始。如果胎儿健康,她会用两个指尖给孕妈妈划出胎芽大小。然而,有时候没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没戏了”。陈素文是北京某三甲医院计划生育科的主任医师。一桌两椅,帘后一张做检查用的床。从计划生育科室1978年成立起,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现在。只是,床上躺着的问诊者在悄然发生改变。早些年,上面躺着的几乎全是要求终止妊娠的女性,而如今,就诊的病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生育困难的和预约人流的。于是,帮想生的人生好,以及帮不想生的人流产,变成了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这些变化,陈素文感触很深。生育困难的群体,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占比更大了。预约流产的人群,她们做决定的原因更复杂了,医患沟通也变得密集了。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张昕的手术在准备中,陈素文安抚她的情绪。视频截图求而不得已有六次不良孕史的张昕又胎停了。手术台上,负压吸引仪的工作停止后,医生们的镊子在金属盘来回游走,“找到了”“囊皮在这”“啥也没了,内膜就这么薄”。不知道在哪段响动中,张昕睁开了眼。没等医生提醒和帮助,她下意识抬腿、侧身,挪动到旁边带轮的床上,等待被推出手术室。还没从麻醉中完全清醒,她已熟练推动着术后流程。在相同的手术台上,这是她的第二次清宫手术。在生育路上,这是她的第七次尝试。张昕今年34岁,2014年开始备孕,除了2017年生下双耳重度耳聋的女儿,经历过2次胎停育、3次自然流产以及一次因没过唐氏综合征筛查而在孕22周进行的引产。在医学上,胎停育是指胚胎生长到一个阶段停止发育了。胎停育后,被母体自我保护性排出体外的,算作自然流产。如果残留在宫腔内,则需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张昕并不是个例。陈素文回忆,这些年,科室问诊人群里,胎停和反复流产的患者越来越多。每日快三十例的流产手术中,最多的时候,因胎停而流产的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手术结束,张昕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视频截图其中,晚婚晚育和追求二胎三胎的人群占了相当的比例。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居住,也有少量从外地赶来就医。叶霞是从外地来的,带个大包,语速很快,落座就开始介绍情况:老大已经15岁了,想要二胎,不过这次是二婚的,已经胎停三回了,做过宫腔粘连的手术,想查原因。预约完检查,她告诉记者,为了要二胎,包括在老家私立医院做手术看病,已经花了十多万元。“这老大一笔钱了,我一个打工的。” 这次,夫妻两人来北京,打算最后一搏。“做手术要全麻,咋不受影响,都好几回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呗,不还得有个孩子嘛?”她低着头,说完又笑了笑。叶霞在接受采访。视频截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不孕不育群体的比例将逐步上升。生殖健康保护问题需要被关注。”上午9点40分左右,张昕已从麻醉中恢复,准备下床离开。休息室内,还有7位女性在等待手术。她们穿着统一的紫色背心裙,粉色胶质拖鞋,并排静坐着。每隔十分钟左右,上一位刚被推出,下一位就支着输液瓶起身,进入、脱鞋、躺下、抬腿。若不是在这里,很难看到这样的群体。在生活中,胎停和流产的经历,并不常被公开讨论。张昕也不例外,几次怀孕直至流产,除了老公,其他家人都不知情。关于“沉默”,究其原因,陈素文说,一方面可能和文化有关系,性和生育力等话题很少被放到桌面上说;另一方面,民间有一个说法,怀孕三个月后才公开,而那些三个月内胎停流产的故事便也无从说起。不常被公开,自然也难被广泛关注。问诊时,陈素文常常察觉到这个“沉默群体”的情绪问题:“小生命曾经和母体产生过连接,突然的失去,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种情绪难以消化,无处倾诉,即便是家人也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在某社交平台,她们记录着自己的经历:有的写信给失去的孩子,有的反复在梦里与孩子重逢。一些无法解开心结的,会去寺庙为宝宝超度。陈素文说,为避免产后抑郁,一些医院的产科为新手妈妈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反复胎停和流产的群体,最好也能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备孕。视频截图找到原因10年生育路,张昕至今很难把7次不良孕史,归结到一个具体且明确的原因上。医学上,造成胎停的原因很多,相当一部分是胚胎染色体异常所致,还有一部分,和母体、父体以及生活环境有关系,受感染、免疫、内分泌、遗传、精子质量,以及一些不明因素等影响。有些问诊者能找到症结所在,针对性调理和治疗,接着顺利怀孕和生产。也有部分人和张昕一样,原因不明。手术室内,医生在保存胚胎样本,供后续检查胎停原因。视频截图这一点,在病历单的厚度上,有所体现。反复胎停或流产的女性问诊时,会从挎包中抽出一本塞满检查单的文件夹,特别厚的以小贴纸作目录,标记年份和类别。每一次怀孕,检查单更新一沓。每一次流产,检查结果清零一次。接着,从一天一次跑医院监测排卵开始,备孕工作从头再来。文件夹大多是暖色调的,有的封面上写着“龙宝宝出生日记”的字样,有的则印着一只小兔子。前者有一本教科书那么厚,后者和半本字典差不多——她们在龙年和兔年怀的宝宝都没能顺利降生,转眼,又到年尾。她们对检查单上,各类医学数值的功能及安全范围早已了然于心:AMH值可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精子DNA碎片率与男性生育能力有关、HCG值可判断胎儿是否发育异常。往往落座没多久,诊室就被这样一系列医学名词淹没。它们中每一项的达标,都是顺利怀孕生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位女性的病历本,用便签贴纸做目录。视频截图相对确凿的是,年龄通常被看作是影响生育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陈素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逐渐下降。在医学上,一般将预产期年龄达到及超过35岁孕妇,定义为高龄孕妇。根据乔杰团队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我国孕产妇中,高龄妊娠比例已升至17%左右。“把自己挤到角落里了”,陈素文这样形容问诊室里高龄备孕女性的状态。对她们来说,备孕像一场与生理时钟的赛跑。一位胎停后在家自然流产的39岁女性落座,从装奶茶的保温袋中抽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陈素文。里面用生理盐水泡着的,是流产时从体内排出的物质。没有多余的情绪,问诊伊始,她冷静地连续发问,“里面泡着的东西,能支持胚胎检测查原因吗?”“我隔多久能再次备孕?”得知自然流产要求的备孕间隔短于人工流产,她为节省下时间感到庆幸。诊室内,患者的采样管。视频截图陈素文建议,夫妻双方如果有生育需求,可以提前做好生育力评估,根据双方的身体状况,安排生育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针对生育力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乔杰也曾提交一份关于“着力强化我国生育力保存保障体系”的提案,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力评估以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科学认知。接近12点,上午所有的工作结束。做完手术的人们走出休息室,回归各自的生活。六个月的安全间隔后,她们中的一部分,将带着检查结果,开始新一轮的备孕。摇摆中的决定诊室里,陈素文与一位孕周较大的女性相对坐着。“34岁,如果这个孩子不要,再次怀孕就属于高龄。”“加上你有子宫肌瘤,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下次怀孕可能会出现问题。”陈素文言辞恳切。桌子另一端,声音开始哽咽:“公司最近在裁员,家里老人刚生病了,要不了,我们决定不要了。”陈素文起身准备术前检查。“宝贝,这是社会因素,我们医生解决不了,我就不多说了。”在她看来,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作为医生,我们有告知她身体状况的义务,但我们要做的,是满足她的医疗需求,而不是决定她的医疗诉求。我不把问诊者称作病人,他们是有社会属性的个体。”中午时分,郑晓茵就到了,一个人在诊室静坐了很久。前一天,公司厕所间,外卖叫来的验孕棒上,两条红色显现,“特别特别红,比一胎时深很多。”“我真正开始哭,是医生说有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这已经是一个小生命了,之前只觉得那是细胞。”她的手指像烟花一样反复散开,模拟在B超监视仪上看到的胎动模样。郑晓茵在诊室内。视频截图今年是郑晓茵来北京的第10年,3年前结婚买房,去年有了大宝。夫妻两人上班忙,平日母亲帮着带孩子。一胎得来不易,生产时她顺转剖进了重症监护室,而大宝因肺炎,没等她看一眼,就被推出去送到儿科。“我太想看到他了,每天看着监护室的钟,从晚到早,一点点数着时间,天亮了就问医生,今天能不能出去。”等终于转到普通病房,她又得知大宝已被送到儿研所,辗转14天,她才看到孩子。“那14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怀大宝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了却不想要。等轮到自己,才发现,要考虑的很多。”她说,生不生养孩子,要考虑的因素是经济能力和工作现实。“目前我们没办法给他好的生活。”大宝因体质特殊,前一晚又发烧了。“现在我的孕反已经很严重,浑身没劲,照顾起大宝有些力不从心。有了二胎后,加上上班,可能更无法平衡,爸爸和姥姥的压力也会很大。”下午2点多,郑晓茵预约好手术,离开诊室。流产假已和公司请好,有15天。下个月,她计划回趟青岛老家,给大宝准备抓周仪式。“很期待看他能抓到什么。”她说。郑晓茵进入手术室。视频截图其实,终止妊娠,原本就是计划生育科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只是,和过去相比,科室氛围有些不同。陈素文回忆道,当年,手术室里基本都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大部分都是终止妊娠和上环的,大家意图比较明确,医患沟通也比较简洁。如今,无论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大家考虑得更多了,医患沟通也密集起来。关于生育意愿,官方也曾做过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对应的,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关于鼓励生育的内容里提到,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在休息区的床上自言自语。视频截图诊室人来人往,也有很多人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并接着保胎。33岁的黄瑾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几年前结婚并生下宝宝。得知意外怀上的二胎,胎儿很健康,她和母亲都很高兴,连声感谢陈素文。“经济和工作压力都有,但如果真的想要,想办法还是可以克服的。小孩长到一两岁就可以上托育所了,也就辛苦那几个月。钱要赚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小孩是用钱买不到的。”“走一步算一步,都会好的,我自己生了三个,她还有两个弟弟。”一旁的母亲补充道。玻璃门外,走廊等待区,40岁的王海搓着脑门,坐了许久。妻子进去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查出怀孕已有两周,两人还没做好决定。他们对未来本有着清楚的规划:前些年在东城区买了房,明年14岁的女儿就要过去上学,全家也要跟着搬到市里……突然的怀孕,让按部就班的生活多了些不确定性。王海出生在80年代,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一个人长大,所以很想给女儿添个伴,她将来碰上事能有个商量的人。但是,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两个孩子,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六个。”下午4点的走廊,人已稀稀落落。妻子做完检查走出来,王海接过她手里的包,二人离开。今晚要做最后的决定,他们说。医生推出手术结束的女性。视频截图保护生育力清洁人员做完打扫后,手术室熄了灯。对面办公室里,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还在进行。依着登记表,咨询员拨去电话:“请问您术后恢复情况如何?”“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怀孕打算,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好吗?”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视频截图PAC服务内容包括通过向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宣传避孕知识、帮助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降低重复流产率,从而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陈素文观察到,人工流产手术呈现低龄化和高重复率的特点。“我们科室里,接受人流手术的人群中,49%是未婚未育女性,其中大部分年龄都在25岁以下。”“流产次数越多,对生育力的影响越大。反复流产的人群,等到真正想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她说,目前我国性教育还不够普及,很多人对各种避孕方式的认知不够清晰。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也有相关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医院官网上,一则关于计划生育科室转型的新闻,开头这么写道: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具体内涵的延伸,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计划生育的具体化体现。首页里,科室介绍一栏,“计划生育”前已添上了“生殖调节”四个字。去年是陈素文在这里工作的第17年。今年四月,本应退休的她,被医院返聘,一周五天,人来人往,问诊工作依旧繁忙。对面科室走廊上,一位家属抱着宝宝,一位新手爸爸在冲奶粉。视频截图今年7月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陈素文作为嘉宾,动身去昆明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第四届生育调控大会”,会议主题与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相关,在场的医学同仁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陈素文说,大家对生殖健康的关注度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计划生育的定义是,在你想生的时候,可以生一个好的,在你不想生的时候,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陈素文说。手术后的一个月,郑晓茵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大宝抓周仪式的照片。九宫格中央,是大宝的独照,照片里他攥着刚抓到的小算盘。配文里,郑晓茵写道:有孩子还是挺开心的,笑比哭多吧。七次尝试后,张昕准备“再试试”。这个时候,似乎不要的决定比要的决定,更难做出。“主要是想给我闺女找个伴,不过,这次会更顺其自然啦。”(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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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驻黎巴嫩大使在寻呼机爆炸中受轻伤,目前状况良好。有匿名的黎巴嫩真主党官员称,这一系列爆炸事件是该组织在与以色列近一年的冲突中遭遇的“最大安全漏洞”。截至目前,以色列军方暂未对事件发表评论。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9月15日,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其所拥有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时,一名持枪男子出现在球场附近位置,距离特朗普大约300码到500码(275米到455米)。美国特勤局特工出于保护目的向持武器的嫌疑人开枪,嫌疑人开车逃跑并随后被捕。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自己安全。▲当地时间16日,美警方公布前一日疑似意图暗杀特朗普的嫌疑人劳斯被捕时的画面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关于这名嫌疑人瑞安·劳斯的更多细节也浮出了水面。在被特工发现之前,劳斯已经在草丛里潜伏近12小时。警方在其潜伏地点发现了事先准备的背包、GoPro运动摄像机以及一支AK-47步枪。其实早在2019年,劳斯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盯上,但FBI并未对其违法持枪的行为有所动作;2022年,一名美国护士向边境管理局举报劳斯有“反社会人格”,但这次举报也石沉大海。此外,尽管劳斯狂热地支持乌克兰军方,但他从未被允许上战场,还被乌克兰外籍军团认为“危险且缺少平衡性,会影响我们的事业”。此前多次被举报美国相关部门未及时采取行动当地时间9月16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治安官里克·布拉德肖表示,涉嫌暗杀特朗普未遂的嫌疑人劳斯当时未能直接看到特朗普,也没有机会开枪。据介绍,当时一名特勤人员发现围栏外伸出一支带有瞄准镜的枪支,立刻与嫌疑人对峙,嫌疑人即刻驾车逃跑,最终在75号州际公路上被捕。这是特朗普在两个月内第二次遇到未遂暗杀袭击。由于劳斯曾是一名重罪犯,按规定不允许持有枪支,而美警方发现他不仅拥有一支威力巨大的AK-47步枪,还抹去了枪支的序列号。此外,特朗普的高尔夫球之行是一场临时安排的私人行程,劳斯为何能得到消息并在球场潜伏近12个小时也成为一个疑问,警方正在调查劳斯是否还有合谋同伙。FBI一名匿名官员16日表示,2019年一名线人曾告诉该机构,劳斯是一名重罪犯,但他却拥有枪支。在进一步询问时,这名线人拒绝提供核实这些信息的线索。FBI将这一线索转交给了当时劳斯居住地夏威夷檀香山的警方,并结束了调查。檀香山警方也未引起足够重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劳斯狂热地支持乌克兰一方,曾自费去乌克兰表达支持。在此期间,他的疯狂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和警惕。▲劳斯在乌克兰参加集会切尔西·沃尔什是一名曾在乌克兰短暂工作的美国护士,2022年她在基辅与劳斯有过多次接触,她说劳斯的暴力威胁让她非常担心,2022年6月她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向海关和边境管理局官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沃尔什接受美国警方问询时曾表示,劳斯是她在乌克兰一个半月里遇到的“最危险的美国人”之一。她向警官展示了一本笔记本,上面列出了十多个她希望官方引起重视的名字。在“总体反社会行为特征”一栏下有四个名字,劳斯的名字排在第一。据沃尔什回忆,劳斯曾在谈话中声称想刺杀俄罗斯等国领导人,并对拜登和特朗普也非常不满。2023年,当沃尔什听说劳斯试图招募叙利亚难民去乌克兰作战时,她又向FBI和国际刑警组织进行举报,但FBI对此无动于衷。劳斯意图行刺特朗普事件败露后,沃尔什又向FBI举报热线打了22分钟的电话,对方才耐心听完她的报告。曾自费出书声援乌克兰却被乌外籍军团批“会影响事业”俄乌冲突爆发后,劳斯曾将自己的头发染成黄蓝两色(乌克兰国旗颜色),并多次飞到乌克兰基辅参加示威活动表达声援。他还在2023年自费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乌克兰在打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在其行刺未遂之后,亚马逊已经删除了这本书的资料页面。据一名曾在乌克兰工作的美国志愿者回忆,劳斯曾在一起喝啤酒时对特朗普破口大骂,原因是劳斯非常不满特朗普试图与俄罗斯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想法。不过,在乌克兰的“外国志愿者”圈子里,劳斯可谓“臭名昭著”,不仅曾被沃尔什等人多次举报,也不被乌克兰军方认可。在与乌克兰军方矛盾爆发后,劳斯甚至打着乌官方的旗号“招摇撞骗”,从叙利亚、阿富汗等国招募志愿兵前往乌克兰参战。今年9月16日,在一段劳斯参加马里乌波尔守军的集会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后,乌克兰亚速营否认与劳斯有任何关联,并称“他参加的和平示威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亚速营还表示:“我们认为有关亚速营和劳斯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的说法,会损害亚速营以及整个乌克兰军队的声誉。”▲劳斯(中)与乌军外籍志愿兵合影乌克兰外籍军团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该军团与劳斯没有任何正式联系,并且曾经拒绝了劳斯上战场的要求,因为他年纪太大并且缺乏战场经验。外籍军团对劳斯的评价是“危险且缺少平衡性,会影响我们的事业”,有的内部人员甚至称劳斯是“一个绝对的白痴”。一名外籍军团的士兵表示,“劳斯的所作所为对乌克兰绝对有害,至于好处在哪里我还看不到。”另一名参加该军团的美国士兵称,劳斯这样渴望成名的人在这个圈子里并不少见,“很多外国人是为了追逐网络上的影响力而来到乌克兰,不过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取得成功。”美国中情局前官员萨拉·亚当斯曾在乌克兰运营志愿者网络,她表示,在乌克兰志愿团体中,劳斯以“骗子”和“疯子”而闻名。萨拉介绍说,劳斯曾经自称“乌克兰国际志愿者中心”负责人,在阿富汗招募志愿者,而现实中乌克兰并没有设立国际志愿者中心这个机构。此外,萨拉表示,有很多人曾反映收到过劳斯发来的短信,包括护士沃尔什也一度把劳斯当成了乌克兰的官方代表,直至发现受骗。有志愿者称,他们曾经以为劳斯会将他们安排进合适的服务单位,没想到劳斯只是带他们参加了基辅的公开游行集会,并且给他们拍摄照片,作为劳斯个人社交媒体的宣传素材。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 综合央视新闻编辑 郭宇 责编 李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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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当长安福特的销量从2016年的月均8万辆下滑到今年8月的16623辆时,折射出电动时代下,其背后的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乏力。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近日在央视4套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今日亚洲》栏目中表示:“来了中国,才知道我们落后了”。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接受央视采访事实上,吉姆·法利在2023年访问中国后,就产生了浓厚的焦虑感。据报道,当时法利与福特CFO试驾了合资伙伴长安汽车的电动车之后表示:“他们领先我们了。”这款电动车在驾驶质量和科技功能方面遥遥领先福特,在吉姆·法利看来,这种领先已经是一种 “生存威胁”。而在看到了比亚迪海狮07后,他们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福特引以为豪的“电马”Mach-e仅能在中国月销两位数。不论是福特蓝底logo上那只象征着活泼的“小白兔”,还是Mach-e上的那匹电马,都在中国“狼群”的生存威胁前变得了无生气。比亚迪海狮07与福特电马的对比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都在造电车,中国车企的成本可以比自己低这么多。当时,吉姆·法利就将小米和理想等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运往总部供当地同事和工程师进行体验和研究。多个品牌电车电池成本占比对比在多次访问中国市场后,福特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电动汽车正在以“光速”前进,中国的电动汽车采用AI和其他大量新技术,而美国却找不到类似的产品。中国车企通过高效的产业链,正在以低价提供更好的产品,并且在海外迅速占领市场。根据公开数据,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份额已经达到10%,而两年前,这个数字几乎为零。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动车在巴西市场份额为88%,在泰国市场份额为70%。事实上,吉姆·法利到访中国分别是在2023年和今年4月。回去之后,福特是否做出了改变?的确有改变,但并不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奋发图强、迎头追赶中国电动车”的剧本,而是调转方向——一方面避开主流电动市场,转而开辟小型电动车,避免在主流市场与中国对手正面碰撞;另一方面,保留内燃机,专注于“非电动化方向”的技术升级。今年6月,据外媒报道,福特正在准备推出最新的价格更低的纯电动汽车,福特汽车已经开始招募前特斯拉、苹果以及RIVIAN的工程师,这些员工将组成一个全新的团队并开发低价纯电动车型。但与此同时,糟糕的二季度财报让吉姆·法利有了对电动化战略更清醒的认知,我们不会过快推出小型电动汽车,“我们刚刚面对现实”,他说:“如果我不能在前12个月内赚钱,我就不会推出任何车辆。”福特财报显示,二季度福特电动车业务销量为2.6万辆,平均每辆电动汽车亏损4.23万美元。上半年共销售3.6万辆电动汽车,每卖一辆电动车亏损6.94万美元。在行业价格下行的压力和批发量下滑的双重打击下,福特预计2024年电动车业务的亏损将在50亿至55亿美元之间。福特在中国的窘境,本质上是在电动化水平上的落后。而作为福特的高端子品牌,林肯也伴随着福特缓慢的电动化脚步,从而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今年1-8月,林肯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约为3.6万辆,平均月销量在4500辆,按此推算,林肯中国今年累计销量约在5.5万辆。作为对比,2023年林肯中国销量约为7.3万辆,2022年林肯中国销量为7.9万辆。纵然从上汽大众来到林肯的知名职业经理人贾鸣镝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首秀上,以“传世豪华”为主题展现了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语言感染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22年3月推出国产车型林肯Z之后,林肯这两年并未推出全新车型,只是对旗下冒险家、航海家、飞行家等产品进行了年款迭代。在电动化方面,虽然冒险家、飞行家和林肯Z皆有混动车型,但声量都不大。福特此前对林肯品牌做出转型规划,林肯汽车将于2026年前推出5款纯电SUV,但受制于上文提到的原因,这一计划被放缓。众所周知,林肯在华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技术研发部门,产品依靠全球车型体系导入。因此,林肯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肯美国总部的产品力能不能吸引中国人。显然,这越来越难了。的确,能够将座椅做成两条腿单独调节支撑角度这种细节彰显了林肯的豪华功底,但在中国智能电动车绝对的大空间和各种女王座椅等大量“本地化细节”和新车发布会上满屏的8295P、Orin X和端到端智驾方案面前,林肯式豪华的感知度并不明显。虽然暂时落后了,但是林肯品牌很坚持自我。在对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战略规划进行重新评估后,林肯决定在其车型阵容中继续保留传统动力总成,不走激进的电动化路线,而是专注于整合其他高科技功能,以提高其车辆的整体吸引力。林肯总裁黛安·克雷格认为:“我们要倾听客户需要什么,比如林肯领航员的客户往往会装载很多货物和乘坐者,所以电池没那么有意义。在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优质客户想要什么之前,我们不会就品牌电气化的去向做出任何具体的重大声明”。在包括福特/林肯在内的北美汽车制造商看来,混动车和内燃机车的优先级要远高于纯电动车。在“客户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的理念中,林肯在美国优先开发内燃机为主的新车并没有错。但正如上文所说,林肯中国的产品线很大程度上基于其全球产品线的平移,这就意味着,它目前无法跟上中国客户对电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对于林肯中国总裁贾鸣镝来说,他的面前其实是一道无解题。毕竟,“林肯的豪华”与“中国市场期待的豪华”之间,差的不只是一套营销方案,而是以“代际”为单位的产品力差距。而林肯总部的“用户思维”和中国用户的需求之间,毕竟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贾鸣镝曾表示,“林肯是个小而美、美而精的品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放弃了林肯销量大幅增长的愿望。从林肯到福特,这家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旗下的两大主流品牌,越来越失去其在中国市场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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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 追责问责88名公职人员)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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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视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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