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石雨昕    每经编辑 陈旭    

　　丁一凡，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是法国波尔多大学法学院政治学博士，曾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过访问学者，并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的副所长。

　　丁一凡对汇率问题、环境保护、国际贸易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曾发表过有关经济全球化、欧元、知识经济、国际金融危机等专著7部，发表过学术论文数十篇。

　　近日，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这一降息决定将对我国进出口企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的外贸企业该如何应对市场的新变化？

　　在9月20日于北京举行的第八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期间，围绕上述问题，丁一凡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

　　NBD：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贸易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请问美联储降息将对我国进出口企业产生什么影响？

　　丁一凡：美联储降息通常会引起美元的贬值，继而带来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过去常说人民币升值一般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一观点放到现在并不完全适用。

　　当前，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无论汇率如何波动，美国对这些商品仍有大量需求，因此美元贬值及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汇率波动，并不会显著削弱其出口竞争力。

　　NBD：为何说中国出口商品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近年来，中国出口产品有哪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丁一凡：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不断扩大，出口优势不断巩固，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其价格优势，而是产品本身具有优越性而不可替代。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我认为，中国电动车行业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并非源自传统汽车制造业的推动，而主要是受到互联网企业和互联网思维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造车新势力如蔚来、小鹏等，背后的投资力量多源自互联网领域，这些企业创始人及投资人具有的互联网基因促使他们将电动车视为一个智能移动终端，而非单纯的交通工具。

　　相比之下，欧盟和美国虽然也涉足了电动车领域，但并没有使用互联网导向的模式造车，因此中国电动车行业凭借制造技术优越性和产品创新性，如智能化、网联化特点，实现了超越传统汽车制造的产业升级，产品也因此受到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先地位。

　　NBD：日前，美国确定对部分中国制造的产品提高关税。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外贸企业应如何应对？

　　丁一凡：一方面，中国企业应积极探索与全球其他地区如欧洲、东盟等企业的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在当前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为其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一转型过程虽极具挑战，涉及广泛的数字技术应用及传统产业改造，而且可能涉及企业间重组等，却是实现产业升级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路径。

　　NBD：目前，全球产业链格局正加速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或将经历剧变。与此同时，今年8月我国出口超预期保持高速增长。您认为这种向好的出口形势在未来能否持续？产业转移是否会对我国外贸企业产生影响？

　　丁一凡：现在我国产业转移只是将部分生产环节从本地转移到全球其他地区，比如一些生产组装环节虽部分转移到越南、墨西哥等成本或者关税更低的国家，但核心产业链仍根植于中国。

　　举例来说，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出口份额有所减少，但中国占全球出口份额却在提升，其中，中国对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国的出口上升。认真观察中国出口贸易这些年的变化，就会发现原材料和半成品通过东南亚国家加工以后，最终依然流转进入美欧市场。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大部分不是最终产品，而是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在东盟国家经过组装，又出口到美国或欧洲。

　　从全球的贸易统计来看，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增加，东盟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出口也在增加。伴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提速，中国和东盟以及拉美的产业链融合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NBD：消费、投资和出口被视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您认为未来这三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会发生什么变化？

　　丁一凡：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但也要看到，当前国内消费依旧较为乏力，疫情之后的消费市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出现强势复苏。

　　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当前我国央行购入长期债券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缓解债务压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去杠杆”过程中，要始终注意温和有序，给予经济一定的缓冲空间，维持好居民的消费能力，防止因失业率上升等因素导致的偿债困难，进而影响整体的消费动力。

　　封面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责任编辑：郭建

吴千光（记者 吴新韵）09月22日,9月20日，外交部网站发布了关于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的重磅消息，其中最重要也最受关注的，是日方接受核污染水长期国际监测和中方等利益攸关国进行独立取样。受访专家告诉长安街知事，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知事：如何看待这四点共识？参与排放监测是否意味着中方默许了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这次共识的达成，是中日两国外交部门经历了长时间密集而且艰苦的磋商取得的，这是中方坚持原则、不懈斗争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务实性和灵活性。共识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排海立场的转变，相反是一个新的开始，将有助于将日方排海作业纳入有效国际监管的轨道。通过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日方的核污水排海作业进行更有效的规范和约束，有利于相关国家更好地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下一步重在落实，日方应当切实遵守共识，让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能参与进去，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让利益攸关方能实施独立取样监测，包括实验室分析比对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确保日方排海行动的安全、透明，避免日方排海进程给人体和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尽管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对于日方一意孤行排污入海存在极大的担忧和质疑，但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政治因素，态度复杂暧昧，只有中方一直立场鲜明地表明反对态度，并且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推动日方达成重要妥协。在这过程中，中方没有私心，完全是为了维护太平洋沿岸国家地区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外交行动，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未来落实共识的进程中，中方也将继续扮演积极角色，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认真有效开展中方独立取样监测，确保国际监测安排能得到有效落实，有力规范和约束日方的核污染水排海进程。8月24日，是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一周年，东京闹市再现抗议人群。独立取样监测，可提升数据可信度知事：中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国争取参与独立取样监测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国发现监测数值不合格，根据共识，日本将会如何履行国际义务？骆志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全研究所所长）：争取独立取样监测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关键突破。自日本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以来，我们一直在争取独立监测和取样的机会。此前，中方参与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监测工作，但主要是通过查阅资料、旁观和数据分析进行的。独立取样监测由第三方（如中方）独立实施，可以有效监督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提升数据的可信度。同时，这也能对日本未来的排放行为形成更直接的监督。如果在监测过程中发现数据不合格，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排放口附近的数据不合格，可以及时纠偏，要求日本调整排放计划并纠正不足；二是周边海域取样测量后发现数值不合格，会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核污染水排放。2023年8月24日，日本电视播报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染水的新闻共识不等于马上解禁知事：去年8月，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做了大量的斗争工作，包括承担起国际道义、替各国发声，以及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在共识中，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当初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初衷是什么？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水产品进口又有哪些考量？项昊宇：中方对于日本水产品采取的有关措施，本来就是根据WTO规则所采取的临时性暂停。这次双方达成共识后，中方还要根据下一步落实的情况，遵循WTO的有关规则，以科学事实为依据，以确保安全为前提来慎重地调整有关措施，这次共识并不意味着中方将马上解除有关禁令。当然，这一问题不仅日方高度关注，事实上也涉及中国自身相关行业的利益。因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想有关措施会逐步得到放宽，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鉴于这一问题也是当前影响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如果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相信对于改善中日关系氛围也能发挥积极作用。知事：中国将如何确保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水产品安全可靠?骆志平：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此外，国内海关及监管部门也会进行全面、系统的监测，以确保水产品从源头到进口全程都有系统、科学的手段进行数据测量。随着监测能力的提升和数据的累积，我们可以预见，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将逐步恢复。日本在国际压力下作出妥协知事：今年8月，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方无法接受中方独立取样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日本的主权问题，并且无法保证客观性。如今日本为什么愿意妥协？项昊宇：日方态度的转变，主要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其中中方的坚决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日本一意孤行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进程以来，中方一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态度，这不是出于中方的私利，而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敦促日方从人类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出发，认真回应国内外的关切诉求。东京电力公司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福岛核泄漏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安全事故之一，影响深远，后续处理进程长达数十年，持续给周边环境和生态安全以及居民生命健康带来威胁，因此这绝不是日本一国的事。通过建立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和利益攸关国的独立取样监测，得出的数据和评估结果将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提升核污水排海进程的安全可控性，这也将开创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重大核安全事故一个先例，当然这也有利于日本缓解国际压力。于日方而言，其实是顺应形势、利大于弊的决定。

吴千光（记者 赖家欣）09月22日,（原标题：硬扛一年后，日本为何妥协了）

（原标题：硬扛一年后，日本为何妥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