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海9月21日电(翟李强)9月20日，广西北海海域发生一起渔船翻扣险情，2名渔民遇险，其中1人受困于翻扣船中。事发后，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北海救助基地迅速出动，顺利将被困在翻扣船中的渔民救出。

　　据了解，20日10时许，南海救助局北海救助基地接到北海海上搜救中心信息称，一艘木质渔船在北海侨港东南12海里处发生险情，船上2人暂时失联。接到险情报告后，南海救助局北海救助基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指派“南海救508”艇和“南海救302”艇前往现场救援。

　　南海救助局北海救助基地介绍，救援人员到达事发海域后经进一步了解，得知其中1名遇险渔民已被附近渔船救起，但尚有1人可能被困在遇险船内。救生员洪明金、刘易当即着装下水，抵近翻扣船勘察救援。

　　“当潜到水下时，发现舱内情况复杂，周围布满了渔网、缆绳等杂物，被困人员处在十分狭窄的舱室，不会游泳，呼吸比较急促，有明显的缺氧症状。”救生员洪明金介绍。

　　13时许，救生员成 功从遇险船舱中救出被困水下5个多小时的遇险人员，并将其安全转移至“南海救508”艇上，返航北海救助基地码头。(完)

钱燕良（记者 郑哲玮）09月22日,来源：枢密院十号关于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更多线索浮出水面。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截图一名美国情报人员爆料，以色列参与了本周在黎巴嫩爆炸的寻呼机的制造，这一被称作“封锁供应链”的行动已经预谋了“至少15年”。美国广播公司（ABC）19日报道称，消息人士指以色列参与制造了在黎巴嫩爆炸的寻呼机。至今，以色列方面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参与了在黎巴嫩的爆炸行动，白宫对此也守口如瓶。但一位匿名的美国情报人员对美国广播公司说，策划这次袭击的涉及空壳公司、多个层级的以色列情报官员以及一家作了身份掩护的生产寻呼机的合法公司，其中至少有一些参与者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谁工作。消息人士将这一行动称作“封锁供应链”，说这一行动已经预谋了至少15年。他声称，美国中情局之所以一直不愿采用这种策略，是因为“对无辜者来说风险太高”。此前，《纽约时报》也指证以色列是幕后制造者，称这次行动是“以色列制造的现代特洛伊木马”。黎巴嫩卫生部长19日说，黎巴嫩在过去两天（17日和18日）发生的爆炸事件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2931人受伤。这些爆炸是用呼机或对讲机内的炸药远程引爆的。爆炸专家告诉欧洲新闻网Next，虽然以前也出现过使用电子设备和笔记本电脑作为武器，但此次袭击非常复杂，因为将有效的起爆器放入寻呼机大小的简易爆炸装置中“非常困难”，而爆炸装置隐藏得很好，类似的“高度精密的远程袭击”，“世界上只有少数机构能达到”，“属于爆炸武器技术的前沿水平”。据黎巴嫩安全官员向路透社透露，这批寻呼机不是旧的，而是最近新到的一批。五个月前，大约有5000个寻呼机被运进该国，分发给真主党成员。为什么真主党要使用寻呼机？外媒报道截图真主党依赖寻呼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通信手段，是试图逃避以色列的位置跟踪，因为任何连接到互联网的手机都很容易受到先进的电子设备的监控。早在1996年，以色列在暗杀哈马斯炸弹制造者叶海亚·阿亚什时，就用了遥控手机爆炸的手法，当时他的手机在自己手中爆炸。今年2月，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指示真主党战士“丢掉手机”。他说，手机已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渗透。他告诉他的部队把手机打碎、埋起来或锁在一个铁盒子里。然而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这一指令是在电视直播讲话中发布的，可能预先警告了以色列情报人员。当地时间17日15时30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该国其他几个地区发生了第一轮爆炸。目击者称，看到烟雾从人们的口袋里冒出来，然后听到类似烟花和枪声的小爆炸声。《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寻呼机在爆炸前收到了来自真主党领导层的信息。据该媒体报道，这些信息似乎触发了这些设备。在爆炸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后，黎巴嫩各地医院的急诊部门出现了大规模混乱。当地时间18日17时左右，类似的寻呼机爆炸场景在全国各地再次发生。据美媒Axios报道，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告诉他们，他们确实早有引爆寻呼机的计划，作为对真主党发动“全面”进攻的第一步。本来没有那么早，但是最近几天，以色列方面担心真主党即将知道这一计划，因此决定提前启动。据法新社报道，纳斯鲁拉19日在袭击发生后的首次电视讲话中说：“这次行动，敌人越过了所有红线”，他说这是“大屠杀”，是“以色列的战争行为和宣战”。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发表讲话在纳斯鲁拉发表讲话前，以色列宣布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19日，以色列军方继续袭击真主党的据点，称击中了大约100座火箭弹发射器，摧毁约1000个火箭筒。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之间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了至少52次袭击。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他们对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发动了至少17次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称，以色列已开启与真主党作战“新阶段”。不知道寻呼机爆炸事件，会不会成为中东一场更大混乱的“开场白”？

钱燕良（记者 陈明宜）09月22日,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图为三只羊总部近日，抖音平台头部主播“疯狂小杨哥”（实名张庆杨）及其旗下直播间“三只羊”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因产地问题引发大量争议，“三只羊”旗下多个账号也一度停播。《证券时报》报道，9月18日，三只羊官方授权账号“疯狂小羊弟（三只羊）”在9月17日停播一天后已恢复直播。9月19日，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三只羊网络美丽生活”在内的多个三只羊公司旗下账号在停播两天后复播。此外，多个三只羊官方授权账号也都在正常直播中。9月19日下午，澎湃新闻记者前往合肥市蜀山区三只羊（合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在地。与既往一样，天堂寨路两旁停满汽车，甚至有汽车占据主道停车。三只羊总部停车场停满一名收费员说：“全是三只羊集团的员工车辆，里面位置不够，只能占道，北面200米远的那个停车场里也停满他们的车子。”澎湃新闻记者探访时看到，楼内有直播间的灯亮着，不清楚是否正在进行直播。汹汹舆情没有减少这里的拥堵。从2022年11月，张庆杨兄弟出资1.03亿元购买这处厂房后，它一直是三只羊集团总部所在地，也是合肥电商行业的标杆。三只羊总部大门纵观长三角经济圈，合肥是除杭州之外尤为重视电商行业的城市，电商也给这座自带科技光环的城市带来更多活力和知名度。合肥市商务局在其官网披露，今年以来，合肥市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在提升商务领域数字化水平、促进消费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2024年1-5月，合肥市实现网上零售额631.27亿元，同比增长15.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39.11亿元，同比增长15.5%。但伴随着网络直播的常见争议之一，便是虚假宣传。三只羊集团陷入的漩涡，同样是涉嫌虚假宣传。公开报道显示，2024年初，“三只羊”曾凭“广告发布者”身份，在劣质梅菜扣肉事件和原切牛肉卷注水事件中免于处罚，仅做退款处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今年上半年，有关部门曾组织工作组进驻三只羊集团，试图帮助指导企业合规经营，“结果还是出事了。”9月19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期网络反映的涉及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关问题，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延伸阅读：合肥高新区市监局针对"三只羊"发通报 被质疑"护犊子"三只羊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引争议“疯狂小杨哥”（张庆杨）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中秋节期间引爆舆论场。9月17日，“三只羊”所在地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称，已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18日，涉事月饼厂家所在地市监局通报称，“香港美诚月饼”商标确在香港登记注册，但实际由内地公司加工生产。一前一后两则通报并未消除网络质疑声，合肥高新区市监局的通报是否仅针对美诚月饼事件？是否“护犊子”？美诚月饼算不算香港品牌？“三只羊”误导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官方通报后，疑问仍有待进一步澄清。待解之问一：合肥高新区市监局的通报是否仅针对美诚月饼事件？9月17日，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对外发布的通报称，已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该通报立即引发网络极大关注。有网友注意到，“疯狂小杨哥”及“三只羊”被曝光的梅菜扣肉“槽头肉事件”、假牛肉卷等并未出现在监管部门对外发布的通报中。此前，9月4日，“三只羊”联合创始人卢文庆在其抖音账号发布短视频称，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梅菜扣肉“槽头肉事件”，“三只羊”没有受到任何相关部门处罚。5日，合肥高新区市监局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截至目前“三只羊”确实未受到处罚，主要原因为，消费者在“三只羊”直播间购买梅菜扣肉，收款方是湖北小橙优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此湖北小橙优选才是销售者；央视3·15晚会曝光的生产厂家安徽东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生产者；“三只羊”只是广告发布者。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资金流向“三只羊”。至于假牛肉卷事件，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疯狂小杨哥”曾为“鲜多裕澳洲谷饲牛肉卷4斤”带货。此后“鲜多裕”因将合成牛羊肉卷虚假宣传为“原切肉”，被罚款50万。9月11日，武汉青山区市监局回应澎湃新闻表示，确实有该处罚。合肥市监局表示，已关注到该情况。但国家企业信用系统中依然没有“三只羊”的行政处罚信息。此外，“疯狂小杨哥”及“三只羊”还被卷入茅台酒、吹风机等纠纷中。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本次立案调查是仅针对美诚月饼，还是包括前述其他事项？9月18日，澎湃新闻多次致电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始终无人接听。“美诚月饼”网传广告图待解之问二：“误导消费者”意味着什么？本次事件中，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中所称的涉嫌“误导消费者”的定义是什么，带货直播间是否涉及虚假宣传？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告诉澎湃新闻，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对“误导消费者”做出定义性规定，但其多次出现在法律条文中，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真实、全面地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相关信息，不得通过虚构经营者资质、资格或者所获荣誉，虚构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信息、经营数据，篡改、编造、隐匿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邢鑫指出，所谓“误导消费者”，简而言之，就是指在虚假宣传等行为的认定中，生产者、销售者等主体的行为会误导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基于该错误认识而作出错误的购买决定。其一般具有如下特征：虚假性。提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或者部分真实但整体上具有欺骗性；误导性。信息的表述方式或者呈现方式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故意性。经营者明知信息不真实或者可能误导消费者，仍然进行宣传；因果关系。误导行为与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邢鑫认为，本次事件中，商家和带货主播可能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涉嫌违反《消保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具体而言，鉴于美诚月饼实际未在香港生产销售，如果主播在直播带货的过程中，存在“美诚月饼产自香港、在香港销量高”等明示或暗示的宣传话术，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而影响购买决策，则构成虚假宣传。如果情节严重，则涉嫌构成虚假广告罪。如果商家或主播通过虚假宣传等手段误导消费者，从而获得不正当的市场优势，就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美诚月饼的配料表待解之问三：仅商标注册在香港，是否能叫香港品牌？直播回放视频显示，“疯狂小杨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在直播间强调美诚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香港大牌”，月饼里是黑松露，还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广州花都区市监局在9月18日发布的通报提到，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MEISUN”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其把商标授权给广州美诚食品公司使用，广州美诚食品公司委托广州美诚科技公司加工“香港美诚月饼”产品。“我国大陆及香港法律均不存在对此类情况的禁止性规范或强制性规范，从法律角度出发，能否宣传为‘香港品牌’系公司自由。但如果在宣传过程中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虚假内容，则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邢鑫告诉澎湃新闻，从法律原则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不禁止即自由”，前者是对于执法主体的约束，后者指只要公民没有违反公法领域的禁止性规范和私法领域的强制性规范，公民就享有广泛的自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也指出，根据最新通报，涉事月饼厂商的行为并不违反现有的法律法规，“核心问题在于这种销售行为，是否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误导。”“比如产品在宣传中自称是香港的高端品牌、大牌子等，实际上只是在香港注册，并未在香港生产销售，也并未获得消费者认可，这离消费者理解的‘香港高端品牌’‘香港大牌’是不符的。”陈音江说，经营者在直播或销售过程中一再强调“香港品牌”“香港月饼”，而没有全面、真实地披露月饼的生产和品牌信息，会让消费者误以为该产品是香港的成熟月饼品牌，或者在香港获得市场认可的知名品牌，从而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购买行为，因此这种行为涉嫌误导消费者，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对于美诚月饼品牌方或出品方，陈音江也认为，如果其在产品包装上的标注信息故意突出“香港品牌”，而没有真实全面地披露商品信息，同样涉嫌误导消费者，同样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待解之问四：消费者该如何维权？“美诚月饼事件”引发关注后，罗永浩在直播间称，（旗下）小的垂类直播间也曾售卖涉事产品，如果消费者在“交个朋友”的某一个直播间买过美诚月饼，可以退一赔三。而据媒体报道，有消费者称在“三只羊”旗下直播间买到美诚月饼，联系网店客服未退货成功，联系官方商家也明确表示不给退货。“他们回复称，月饼属于特殊时令产品，不符合7天无理由退货要求。”消费者如何维权？退一赔三是否合理？陈音江认为，消费者在直播间消费权益受到损害的，如果直播间在显著位置标明了真实销售商家名称等信息，消费者可以找销售商维权。如果直播间没有在显著位置标明真实销售商家信息，消费者可以找直播间运营者进行维权。平台和直播间有义务协助消费者维权。如果平台明知或应知平台内商家存在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而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则要承担连带责任。邢鑫认为，根据《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要求增加赔偿，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如果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这里的“欺诈行为”不同于前文提及的虚假宣传，虚假宣传也不必然构成欺诈行为。欺诈行为的认定是基于经营者是否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购买决定的行为，在实践中需结合情况具体分析。在美诚月饼事件中，带货主播的宣传存在虚假宣传之嫌，甚至可能构成欺诈。涉事企业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邢鑫表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可能会包括责令涉事企业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商品、处以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企业还可能涉及民事赔偿，需要对消费者的损失进行赔偿，包括退货退款以及可能的三倍赔偿等。此外，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六条，如若经营者违反规定从事不正当竞争，受到行政处罚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记入信用记录，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