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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小长假前一周多时间里（9月9日—17日），两名中央委员、省委原书记同日履新，国务院任免工作人员，外交部班子、重庆市都迎来新任领导成员。陈国庆卸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两名中央委员、省委原书记同日履新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任命景俊海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俊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景俊海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两人均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韩俊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曾任安徽省委书记 资料图据新华社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免去唐仁健的农业农村部部长职务，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此前，韩俊已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履新农业农村部之前，韩俊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出生于1963年12月，山东高青人，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2020年11月，韩俊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21年1月当选为吉林省省长。2023年3月，他出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景俊海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据新华社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任命景俊海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景俊海此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此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据新华社6月28日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黄强同志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景俊海同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景俊海出生于1960年12月，陕西白水人。他曾担任陕西省西安市委常委、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2008年1月后任陕西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2018年1月，景俊海任吉林省省长，2020年11月任吉林省委书记，至此番调整。景俊海是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据人社部网站9月12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舒惠好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任命刘金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任命何宏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免去李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余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免去王春英（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财政部官网近日更新，舒惠好出任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舒惠好，1968年9月生，博士，中共党员。舒惠好长期在财政部工作，曾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巡视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司长等职。9月6日，中科院人事局网站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通知，何宏平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何宏平，1967年10月生，浙江东阳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金峰，长期任职于国家卫健委，担任过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等职。此次被免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李斌生于1963年3月，山东龙口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李斌2010年任原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卫生部与原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李斌改任原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司长。2016年12月，李斌调任甘肃省政府，任党组成员，2017年1月任副省长。2018年12月，李斌重返国家卫健委工作，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余斌生于1964年7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2022年6月，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的王春英，已于今年8月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刘彬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近期，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9月6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彬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栏目显示，刘彬现任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公开简历显示，刘彬，男，汉族，1971年11月生，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长期在外交部任职的刘彬，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等职。2021年起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9月9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官网“现任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公开资料显示，杨涛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2019年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21年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已由蔡伟接任。9月9日，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司长的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原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的白天已经调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蔡伟，男，1971年3月生，浙江诸暨人。他曾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天，男，1971年4月生，陕西西安人。他曾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此外，日前，新任驻德国大使邓洪波抵德履新。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离任回国。马震任重庆市领导据重庆日报消息，9月10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分别前往部分学校，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市领导刘尚进、但彦铮、马震参加。上述消息显示，马震已任重庆市领导。公开资料显示，马震长期在中央编办工作，历任中央编办一司副司长、中央编办一局局长等职，2023年出任中央编办副主任。今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多次调整。据《重庆日报》8月26日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商奎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随后公开报道显示，商奎已任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此前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的卢红，已任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7月19日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刘尚进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常委。重庆机关党建“工委领导”一栏最新信息显示，刘尚进现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此前任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陈新武，已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国庆卸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据新华社消息，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其中，免去陈国庆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最高检网站显示，此次调整前，陈国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检察官。十四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公开信息显示，陈国庆，男，汉族，1963年10月生，山西和顺人，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二处副处长、处长，法律专题研究处处长，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正厅级），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公诉厅厅长，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等职务。2018年6月22日，陈国庆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作者｜上官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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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引爆电池 黎巴嫩多地寻呼机爆炸致多人死亡

本报记者 郭媛丹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其他部门摄制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近日在全网各大平台推出，片中公布了中外航母编队首次大规模高强度对抗等多个“首次”，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纪录片《淬火》中出现的歼-20隐形战斗机画面罕见展示福建舰电磁弹射器中国国防部官网的消息显示，《淬火》共6集，分别为《军旗下的誓言》《向战为战练精兵》《荣光照耀新征程》《步调一致向前进》《中流击水勇担当》《同心奋进创一流》。这部纪录片公布了包括航母在内的大批重量级装备的新进展和新成就。13日，《淬火》第三集首次公开中国首艘配备电磁弹射系统的航母福建舰的舱内画面。影片中，身穿“弹射”字样制服的舰勤人员正在进行模拟弹射试验前的准备工作，随着“最后准备”口令的下达，画面罕见地展现了福建舰电磁弹射器的特写镜头。福建舰今年5月1日刚开始海试，如今就在纪录片中公开了弹射试验的进展。“通过活动的细节，特别是一些内部的细节来观察电磁弹射，那说明已经技术成熟。”军事专家杜文龙在社交媒体表示，“通过这种公开展示，说明福建舰进展顺利，各种基础设施、关键武器测试都是满分。我们期待着福建舰穿上军装，早日加入海军作战序列”。此外，这部纪录片还披露了新型舰载机已在辽宁舰放飞。辽宁舰张乃刚曾操作歼-15在航母上第一次起飞，如今在军旅生涯的最后阶段，又放飞了新型战机。“新型战机上舰，非常漂亮！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跟当年歼-15首飞天气基本上差不多…”西方媒体猜测，上舰的“新型战机”可能就是指外界传闻的歼-35隐形舰载战斗机。军事专家张军社17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纪录片的相关报道重点体现了中国在航母使用方面更为成熟，航母战斗力不断提升。“新型战机上辽宁舰显示，辽宁舰不仅担负了训练和试验任务，为山东舰、福建舰积累经验，其自身战斗力也在逐步提升。”张军社表示，“新型战机的加入使得辽宁舰航母编队的作战半径有极大提高，其防空和对地、对海突击能力不断增强，而且有效扩大了航母编队作战范围，而且随着新型战机的加盟，辽宁舰体系作战能力进一步增强。”张军社评价说，在辽宁舰、山东舰的基础上，中国拥有了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纪录片的内容表明凭借丰富的经验积累，福建舰的海试周期大为缩减，进展很顺利。“作为福建舰上最关键的电磁弹射系统，按照惯例，前期在陆地上已经进行了多次演练，但鉴于电磁弹射器的复杂性，在现阶段，福建舰正在开展的是模拟电磁弹射，模拟测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瞬间电量的增大，因此要检测航母供电系统稳定性；其次，要对电磁弹射系统与指挥、操作人员等各方面进行磨合试验，我们没有可借鉴的经验，需要自己试验探索，这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这是一个值得等待的过程。”张军社表示，随着电磁弹射系统投入使用，舰载预警机上舰，航母编队侦察预警范围会扩大，空战能力会增强，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得到质的飞跃。无人机模拟攻击目标画面中外航母对峙画面首次公开15日，专题片第五集《中流击水勇担当》披露了一段辽宁舰航母编队的“往事”，事件发生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航母编队响起战斗警报，“外方战斗机一批4架，持续向编队抵近！”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侯海鹏表示，“我们升空是带实弹的，对方升空肯定也是带实弹的。”“当我们到达指定空域后，外机不断向我们逼近。”“我们也会做出相应动作，让他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对方没想到我们能做出如此动作，外机看到阵仗不太对的时候，采取了脱离。”“几十年来只有他们在这片海域（西太平洋）上空活动，今天我们也能和他们同场较量。”纪录片同时还罕见公布了另一次中外舰艇对峙。海军长沙舰郭周杰回忆，一次长沙舰返航途中，接到处置突发敌情的命令，立即赶往西沙海域。外军三艘舰艇从三个方向逼近，企图硬闯中国12海里领海线。经过47个小时的紧张对峙，对方始终找不到中方破绽，只能选择离开。郭周杰说，“在海上，与外舰面对面较量早已是‘家常便饭’，规则之内，有时拼技术，更多拼意志”。张军社认为，纪录片中的中外舰艇编队对峙对目前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而言已经是常态化，这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海军装备的日益发展，航迹越来越远，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的外军越来越多，尤其是常态化抵达此前只有世界海军强国才可以驻留的海域。“中国海军的这种变化导致西方国家的一些不适应，尤其是这些国家打着所谓‘自由航行’的旗号来对我实施抵近侦察时会遭到中国军队舰机应对，这让他们感到越来越不‘自由’，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他们会故意实施挑衅行动。”张军社说，在公海无论是航母编队还是水面舰艇都曾遇到个别国家的舰机骚扰，但随着解放军指挥员及战斗员近些年远海行动能力的增强，斗争能力不断提升，在遇到外方带有敌意挑衅行动时，我们依据国际法进行斗争，采取专业、有效的应对措施进行毫不留情的回击，有效保护了舰艇编队的安全。歼-20驾驶员“看到宝岛”爆火预警机+歼击机+无人机+轰炸机+加油机……2024年空军成体系远海远洋训练罕见画面也在这部纪录片中首次公开。片中提到：“凭借无人机的能力，突进敌人的火力圈，从生存率、战损比、效费比上讲，我们干的是有人机干不了的事！”在空军成体系远海远洋训练中，无侦-7无人机前推搜索，轰-6K收到坐标信息后发射反舰导弹。纪录片《淬火》中出现的无侦-7无人机画面纪录片中还描述了歼-20首批飞行员董珺的故事，他表示：“我始终忘不了驾驶歼-20，看到宝岛的情景。”这句话一下子爆红了，因为外界由此推测，歼-20参与了台海巡航。截至目前台湾地区相关方面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表示，曾经发现歼-20抵近台湾。一名军事专家1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一般来说，当解放军军机在抵近台湾地区巡航时，台湾方面一定不会错过大肆炒作的机会，“我们通常会看到台湾相关部门对解放军战机型号、抵达空域等内容的通报，以此吸引国际舆论，但在此前的台军通报中从未发现对歼-20战机的相关描述。因此外界更倾向于认为台湾方面根本没有发现歼-20的航迹。”此外，纪录片在描述歼-20的时候还提到，“长航时后再实施夜间空中加油，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也是对飞行技能、心理承受能力、编队协作极限的考验”。董珺带队完成歼-20夜间空中加油验证，试验数据为歼-20全时全域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撑。上述军事专家也表示，这里提及的“全时全域作战”可以表明歼-20目前作战空域覆盖台湾是完全没问题的。▲

新华社长沙9月14日电 记者从湖南省有关部门获悉，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湖南省委高度重视，要求深挖彻查，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湖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涉嫌违纪违法的88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其中对14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公安机关依法对9名涉嫌违法犯罪的私营企业主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高沙镇中和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经查，2012年至2017年，洞口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为谋求短期政绩违规决策，多部门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共同谋划，长期有组织弄虚作假，通过虚构安置补偿户、用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虚报棚改项目、以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等方式，虚报骗取套取挪用国家棚改补助资金。洞口县委原书记艾方毅，洞口县委原副书记、县长周乐彬，洞口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立志，洞口县原副县长张建云等14名公职人员，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对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负有重要或直接责任的邵阳市委、市政府和洞口县委、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其他74名公职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同时，责令邵阳市委、市政府，洞口县委、县政府，湖南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及相关部门等29个责任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并切实整改。涉案的洞口县立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立新、洞口县楴燃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东等9名私营企业主涉嫌串通投标罪、诈骗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已被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了解到，湖南省在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的同时，由省住建厅牵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同类问题排查整改。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城镇棚户区改造专项整治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加强线索处置，深挖彻查背后贪腐问题和失职渎职问题，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截至8月底，全省起底问题线索2630件，立案1275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9人，移送司法机关191人，追缴退缴违纪违法资金3.7亿余元。此前报道央广网北京3月19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棚户区改造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近日，有群众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实名举报称，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向上级申报的多个棚改项目涉嫌造假。连日来，中国之声记者实地走访了洞口县多个早在2015年、2016年就应该已完成的棚改项目，却发现有的棚改项目并未实施，现场无任何改造迹象；有的项目所在区域在申报棚改之前，刚进行过商业地产开发……这些棚改项目为何名不副实？棚户区一般是指城镇建成区范围内，居住密度高、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市政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居住环境脏、乱、差的房屋。棚户区改造主要有三种模式：新建安置房、货币安置和环境综合整治。2015年湖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信息备案表（来自湖南省住建厅官网）对照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的年度棚改项目信息备案表，中国之声记者近日实地走访了洞口县2015年、2016年大部分的棚改项目以及2017年、2018年部分棚改项目。根据项目备案信息，当地曾于2015年实施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地点位于高沙镇中和街，总投资9000万元，棚改共涉及1500户，其中安置房建设1200户，货币安置300户。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于2014年12月开工，2015年12月建成。3月14日，记者来到洞口县高沙镇中和街。街道沿河而建，记者沿中和街从头至尾走了一遍，看到两侧房屋是多层居民自建房，不少建筑为老旧房屋，有的房屋已年久失修，上面贴有危房标识。记者：这条街沿线有进行过棚改吗？居民：没有，就这样！记者：有建安置房吗？居民：没有。记者：有给你们修路吗？居民：没有！记者：2015年的时候上面有拨付资金说给你们进行棚改。居民：没有听说过。这都是老房子没有改造过。高沙镇中和街两侧部分房屋已被鉴定为危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改项目所在地中和街的老旧房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中和街多位居民告诉记者，这里没有进行过棚户区改造，既没有拆迁旧房子，也从未建过安置房。有居民反映，一些房屋有倒塌的风险。此外，这里的雨污水管网没有分流，多位居民指着排污口告诉记者——居民：一到夏天这里就好臭。这个地方的污水，你去看一下。记者：你是说它这个管网与污水没有分流是吧？居民：马路上的污水全部是往我们这里一直冲到河里的，到夏天的时候好臭的，不是说要修下水道吗？都10年了！我们现在都在反映这个事儿，也没看见他们有动作。中和街屋后的河流，此处为中和街110号，当地居民反映这里一到夏天便臭气熏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相关文件显示，棚改项目的资金由中央、省补助资金和地方筹集资金组成。记者掌握的一份洞口县政府会议纪要显示，2015年，洞口县棚户区改造安排补助资金2855万元，其中洞口县高沙中和社区项目1241万，共1500套51000平方米。记者又来到洞口县竹市镇，找到洞口县已于2016年实施的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这里还是废弃多年的厂房，没有进行过棚改。记者：这个地方是植物油厂是吧？村民：是植物油厂，这都是（占的）我们村里的地。记者：这个区域有住户吗？村民：这个厂全部荒废了，没有住户。洞口县竹市镇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所在地植物油厂的废弃办公楼（总台中国之声管昕摄）记者走进原植物油厂地块，里面杂草丛生，部分厂区出租给了一家医院。植物油厂地块紧邻竹市镇向阳村，多位附近村民对记者表示，植物油厂地块根本没有住户，更谈不上棚户区。记者：周边有没有棚改安置房，你们有听说吗？村民1：没有啊，没有什么改造过的安置房。记者：有200户是货币安置的，拿钱走人的。村民2：没有，根本就没有。记者：周边有没有修路？这个项目是2016年的项目。村民2：2016年这里没有修路。我们这个路都是前年修的，还都是我们到处到村里去吵，才把这个路修好。植物油厂废弃办公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2016年湖南省棚改项目信息备案表显示，位于植物油厂的洞口县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4600万，总面积35200平方米，实施主体为竹市镇政府，涉及总户数400户，200户货币安置，安置房建设90套，综合整治110户，安置房早于2016年就已建成。早在2013年，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就明确要求，合理界定城市棚户区具体改造范围。此后住房城乡建设部和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也陆续印发文件要求，严格把握棚改范围和标准。洞口县的这些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如何通过审批的？位于洞口县高沙镇的高沙酒厂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3800万，实施主体为高沙镇政府，涉及总户数223户，其中货币安置123户，建设安置房60套，综合整治40户。安置房建设的开工年份和建成年份均为2016年。3月14日，记者找到该项目所在地--原高沙酒厂，现场已是新天地商业街。据反映人曾先生提供的相关文件显示，新天地商业街备案登记的名称为高沙商贸大市场。2011年开工，2014年竣工验收。曾先生介绍：“整个商业步行街2014年就已经修建完成，但在2016年又被申请了223户的棚户区改造。”高沙镇高沙酒厂棚户区改造项目所在地，早在2016年申报棚改之前此处已建成商业地产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个商住综合体项目。多位在此居住的居民表示，他们购买的是商品房，早已拿到了不动产登记证。记者：这个地方是棚户区吗？棚户区安置房。居民1：不是，没有。记者：上面的都是商品房，没有棚改的房子吗？居民2：没有，这里不是棚改房，一楼和二楼是商铺，上面的全部都是住房，是商品房。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所在区域为何还能拿去申报棚改项目？在洞口县，并不只是这一处。当地2015年实施的洞口县楴燃大厦、救控中心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也是类似情况，该项目早在2013年就已开工建设，是商业地产项目，上报称建设了445套棚改安置房，货币安置135户。2015年洞口县棚改项目楴燃大厦在申报棚改之前也已是商业地产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摄）和记者在现场所见不同，2021年2月，洞口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回复曾先生的信访反映中称，已将植物油厂和高沙酒厂的闲置厂房改造成棚改安置房。今年3月15日，洞口县纪委监委针对曾先生的举报反馈称，他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洞口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部分属实的，洞口县纪委已对相关人员共21人都进行了追责。”洞口县纪委监委出具的调查处理情况回复反馈单中提到，洞口县在2015年、2016年实施棚改项目过程中，高沙镇、竹市镇、江口镇、毓兰镇、花园镇、县住房保障中心和县城投公司均存在未经县政府报批，也没有向省、市报备，擅自调整项目实施方式为综合整治，竹市镇在第二期棚改项目中虚报了90户，高沙镇在高沙酒厂棚改项目中虚报了60户，虚报安置户数争取的项目资金均由原县房产局统一用于其他棚改项目。据记者掌握的多份判决书显示，因在2015年、2016年洞口县多个棚改项目的资料收集审核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问题，洞口县原房产局住房保障办副主任袁红被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此外，2015年洞口县易旺食品有限公司棚改项目，因虚构500户安置补偿户数，骗取棚户区改造中央补助资金1154万，相关人员被以诈骗罪判刑。几天前，洞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建平找到曾先生表示，当年的棚改项目确实存在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你讲的植物油厂也好，酒厂也好，以这个（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了。上报的申报棚改户信息里面有不实事求是的，肯定有假的，我们后来查核了，这个是事实，有多少不实我没有准确数字。如果你再去讲其他所有的项目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伤害就很大了，不要再讲别人了。”棚改项目的申报有着严格的审核程序，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洞口县的棚改项目到底还有哪些违规之处？时隔多年，个别棚改项目根本不存在，难道就无人知晓吗？中央和省级拨付的补助资金用在了哪里？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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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帮想生的人生好，帮不想生的人流产，成了计划生育科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新京报《剥洋葱》出品编导/剪辑/文字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摄影丨兰丹青 吴瑜编辑｜陈晓舒校对｜付春愔‍‍►本视频16分钟在陈素文的诊室里，问诊常从讨论胎心胎芽开始。如果胎儿健康，她会用两个指尖给孕妈妈划出胎芽大小。然而，有时候没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没戏了”。陈素文是北京某三甲医院计划生育科的主任医师。一桌两椅，帘后一张做检查用的床。从计划生育科室1978年成立起，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现在。只是，床上躺着的问诊者在悄然发生改变。早些年，上面躺着的几乎全是要求终止妊娠的女性，而如今，就诊的病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生育困难的和预约人流的。于是，帮想生的人生好，以及帮不想生的人流产，变成了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这些变化，陈素文感触很深。生育困难的群体，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占比更大了。预约流产的人群，她们做决定的原因更复杂了，医患沟通也变得密集了。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张昕的手术在准备中，陈素文安抚她的情绪。视频截图求而不得已有六次不良孕史的张昕又胎停了。手术台上，负压吸引仪的工作停止后，医生们的镊子在金属盘来回游走，“找到了”“囊皮在这”“啥也没了，内膜就这么薄”。不知道在哪段响动中，张昕睁开了眼。没等医生提醒和帮助，她下意识抬腿、侧身，挪动到旁边带轮的床上，等待被推出手术室。还没从麻醉中完全清醒，她已熟练推动着术后流程。在相同的手术台上，这是她的第二次清宫手术。在生育路上，这是她的第七次尝试。张昕今年34岁，2014年开始备孕，除了2017年生下双耳重度耳聋的女儿，经历过2次胎停育、3次自然流产以及一次因没过唐氏综合征筛查而在孕22周进行的引产。在医学上，胎停育是指胚胎生长到一个阶段停止发育了。胎停育后，被母体自我保护性排出体外的，算作自然流产。如果残留在宫腔内，则需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张昕并不是个例。陈素文回忆，这些年，科室问诊人群里，胎停和反复流产的患者越来越多。每日快三十例的流产手术中，最多的时候，因胎停而流产的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手术结束，张昕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视频截图其中，晚婚晚育和追求二胎三胎的人群占了相当的比例。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居住，也有少量从外地赶来就医。叶霞是从外地来的，带个大包，语速很快，落座就开始介绍情况：老大已经15岁了，想要二胎，不过这次是二婚的，已经胎停三回了，做过宫腔粘连的手术，想查原因。预约完检查，她告诉记者，为了要二胎，包括在老家私立医院做手术看病，已经花了十多万元。“这老大一笔钱了，我一个打工的。” 这次，夫妻两人来北京，打算最后一搏。“做手术要全麻，咋不受影响，都好几回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呗，不还得有个孩子嘛？”她低着头，说完又笑了笑。叶霞在接受采访。视频截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不孕不育群体的比例将逐步上升。生殖健康保护问题需要被关注。”上午9点40分左右，张昕已从麻醉中恢复，准备下床离开。休息室内，还有7位女性在等待手术。她们穿着统一的紫色背心裙，粉色胶质拖鞋，并排静坐着。每隔十分钟左右，上一位刚被推出，下一位就支着输液瓶起身，进入、脱鞋、躺下、抬腿。若不是在这里，很难看到这样的群体。在生活中，胎停和流产的经历，并不常被公开讨论。张昕也不例外，几次怀孕直至流产，除了老公，其他家人都不知情。关于“沉默”，究其原因，陈素文说，一方面可能和文化有关系，性和生育力等话题很少被放到桌面上说；另一方面，民间有一个说法，怀孕三个月后才公开，而那些三个月内胎停流产的故事便也无从说起。不常被公开，自然也难被广泛关注。问诊时，陈素文常常察觉到这个“沉默群体”的情绪问题：“小生命曾经和母体产生过连接，突然的失去，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种情绪难以消化，无处倾诉，即便是家人也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在某社交平台，她们记录着自己的经历：有的写信给失去的孩子，有的反复在梦里与孩子重逢。一些无法解开心结的，会去寺庙为宝宝超度。陈素文说，为避免产后抑郁，一些医院的产科为新手妈妈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反复胎停和流产的群体，最好也能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备孕。视频截图找到原因10年生育路，张昕至今很难把7次不良孕史，归结到一个具体且明确的原因上。医学上，造成胎停的原因很多，相当一部分是胚胎染色体异常所致，还有一部分，和母体、父体以及生活环境有关系，受感染、免疫、内分泌、遗传、精子质量，以及一些不明因素等影响。有些问诊者能找到症结所在，针对性调理和治疗，接着顺利怀孕和生产。也有部分人和张昕一样，原因不明。手术室内，医生在保存胚胎样本，供后续检查胎停原因。视频截图这一点，在病历单的厚度上，有所体现。反复胎停或流产的女性问诊时，会从挎包中抽出一本塞满检查单的文件夹，特别厚的以小贴纸作目录，标记年份和类别。每一次怀孕，检查单更新一沓。每一次流产，检查结果清零一次。接着，从一天一次跑医院监测排卵开始，备孕工作从头再来。文件夹大多是暖色调的，有的封面上写着“龙宝宝出生日记”的字样，有的则印着一只小兔子。前者有一本教科书那么厚，后者和半本字典差不多——她们在龙年和兔年怀的宝宝都没能顺利降生，转眼，又到年尾。她们对检查单上，各类医学数值的功能及安全范围早已了然于心：AMH值可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精子DNA碎片率与男性生育能力有关、HCG值可判断胎儿是否发育异常。往往落座没多久，诊室就被这样一系列医学名词淹没。它们中每一项的达标，都是顺利怀孕生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位女性的病历本，用便签贴纸做目录。视频截图相对确凿的是，年龄通常被看作是影响生育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陈素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逐渐下降。在医学上，一般将预产期年龄达到及超过35岁孕妇，定义为高龄孕妇。根据乔杰团队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我国孕产妇中，高龄妊娠比例已升至17%左右。“把自己挤到角落里了”，陈素文这样形容问诊室里高龄备孕女性的状态。对她们来说，备孕像一场与生理时钟的赛跑。一位胎停后在家自然流产的39岁女性落座，从装奶茶的保温袋中抽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陈素文。里面用生理盐水泡着的，是流产时从体内排出的物质。没有多余的情绪，问诊伊始，她冷静地连续发问，“里面泡着的东西，能支持胚胎检测查原因吗？”“我隔多久能再次备孕？”得知自然流产要求的备孕间隔短于人工流产，她为节省下时间感到庆幸。诊室内，患者的采样管。视频截图陈素文建议，夫妻双方如果有生育需求，可以提前做好生育力评估，根据双方的身体状况，安排生育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针对生育力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乔杰也曾提交一份关于“着力强化我国生育力保存保障体系”的提案，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力评估以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科学认知。接近12点，上午所有的工作结束。做完手术的人们走出休息室，回归各自的生活。六个月的安全间隔后，她们中的一部分，将带着检查结果，开始新一轮的备孕。摇摆中的决定诊室里，陈素文与一位孕周较大的女性相对坐着。“34岁，如果这个孩子不要，再次怀孕就属于高龄。”“加上你有子宫肌瘤，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下次怀孕可能会出现问题。”陈素文言辞恳切。桌子另一端，声音开始哽咽：“公司最近在裁员，家里老人刚生病了，要不了，我们决定不要了。”陈素文起身准备术前检查。“宝贝，这是社会因素，我们医生解决不了，我就不多说了。”在她看来，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作为医生，我们有告知她身体状况的义务，但我们要做的，是满足她的医疗需求，而不是决定她的医疗诉求。我不把问诊者称作病人，他们是有社会属性的个体。”中午时分，郑晓茵就到了，一个人在诊室静坐了很久。前一天，公司厕所间，外卖叫来的验孕棒上，两条红色显现，“特别特别红，比一胎时深很多。”“我真正开始哭，是医生说有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这已经是一个小生命了，之前只觉得那是细胞。”她的手指像烟花一样反复散开，模拟在B超监视仪上看到的胎动模样。郑晓茵在诊室内。视频截图今年是郑晓茵来北京的第10年，3年前结婚买房，去年有了大宝。夫妻两人上班忙，平日母亲帮着带孩子。一胎得来不易，生产时她顺转剖进了重症监护室，而大宝因肺炎，没等她看一眼，就被推出去送到儿科。“我太想看到他了，每天看着监护室的钟，从晚到早，一点点数着时间，天亮了就问医生，今天能不能出去。”等终于转到普通病房，她又得知大宝已被送到儿研所，辗转14天，她才看到孩子。“那14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怀大宝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了却不想要。等轮到自己，才发现，要考虑的很多。”她说，生不生养孩子，要考虑的因素是经济能力和工作现实。“目前我们没办法给他好的生活。”大宝因体质特殊，前一晚又发烧了。“现在我的孕反已经很严重，浑身没劲，照顾起大宝有些力不从心。有了二胎后，加上上班，可能更无法平衡，爸爸和姥姥的压力也会很大。”下午2点多，郑晓茵预约好手术，离开诊室。流产假已和公司请好，有15天。下个月，她计划回趟青岛老家，给大宝准备抓周仪式。“很期待看他能抓到什么。”她说。郑晓茵进入手术室。视频截图其实，终止妊娠，原本就是计划生育科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只是，和过去相比，科室氛围有些不同。陈素文回忆道，当年，手术室里基本都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大部分都是终止妊娠和上环的，大家意图比较明确，医患沟通也比较简洁。如今，无论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大家考虑得更多了，医患沟通也密集起来。关于生育意愿，官方也曾做过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对应的，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关于鼓励生育的内容里提到，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在休息区的床上自言自语。视频截图诊室人来人往，也有很多人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并接着保胎。33岁的黄瑾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几年前结婚并生下宝宝。得知意外怀上的二胎，胎儿很健康，她和母亲都很高兴，连声感谢陈素文。“经济和工作压力都有，但如果真的想要，想办法还是可以克服的。小孩长到一两岁就可以上托育所了，也就辛苦那几个月。钱要赚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小孩是用钱买不到的。”“走一步算一步，都会好的，我自己生了三个，她还有两个弟弟。”一旁的母亲补充道。玻璃门外，走廊等待区，40岁的王海搓着脑门，坐了许久。妻子进去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查出怀孕已有两周，两人还没做好决定。他们对未来本有着清楚的规划：前些年在东城区买了房，明年14岁的女儿就要过去上学，全家也要跟着搬到市里……突然的怀孕，让按部就班的生活多了些不确定性。王海出生在80年代，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一个人长大，所以很想给女儿添个伴，她将来碰上事能有个商量的人。但是，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两个孩子，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六个。”下午4点的走廊，人已稀稀落落。妻子做完检查走出来，王海接过她手里的包，二人离开。今晚要做最后的决定，他们说。医生推出手术结束的女性。视频截图保护生育力清洁人员做完打扫后，手术室熄了灯。对面办公室里，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还在进行。依着登记表，咨询员拨去电话：“请问您术后恢复情况如何？”“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怀孕打算，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好吗？”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视频截图PAC服务内容包括通过向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宣传避孕知识、帮助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降低重复流产率，从而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陈素文观察到，人工流产手术呈现低龄化和高重复率的特点。“我们科室里，接受人流手术的人群中，49%是未婚未育女性，其中大部分年龄都在25岁以下。”“流产次数越多，对生育力的影响越大。反复流产的人群，等到真正想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她说，目前我国性教育还不够普及，很多人对各种避孕方式的认知不够清晰。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也有相关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医院官网上，一则关于计划生育科室转型的新闻，开头这么写道：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具体内涵的延伸，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计划生育的具体化体现。首页里，科室介绍一栏，“计划生育”前已添上了“生殖调节”四个字。去年是陈素文在这里工作的第17年。今年四月，本应退休的她，被医院返聘，一周五天，人来人往，问诊工作依旧繁忙。对面科室走廊上，一位家属抱着宝宝，一位新手爸爸在冲奶粉。视频截图今年7月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陈素文作为嘉宾，动身去昆明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第四届生育调控大会”，会议主题与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相关，在场的医学同仁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陈素文说，大家对生殖健康的关注度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计划生育的定义是，在你想生的时候，可以生一个好的，在你不想生的时候，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陈素文说。手术后的一个月，郑晓茵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大宝抓周仪式的照片。九宫格中央，是大宝的独照，照片里他攥着刚抓到的小算盘。配文里，郑晓茵写道：有孩子还是挺开心的，笑比哭多吧。七次尝试后，张昕准备“再试试”。这个时候，似乎不要的决定比要的决定，更难做出。“主要是想给我闺女找个伴，不过，这次会更顺其自然啦。”（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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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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