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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上致辞直新闻:刘先生,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以避免即将到来的中欧贸易大战。对此,您做何解读?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上个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这件事情不仅意味着由美国主动挑起的所谓意识形态“新冷战”,已经从政治领域蔓延到了安全领域,现在又进一步蔓延到了经贸领域,并逐步形成了政治、安全与经贸领域相互联动的态势,而且意味着由美国主动挑起的阵营式对抗,也已经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进一步蔓延到了经贸领域。或者说,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内也开始搞阵营式对抗了。同时,由于电动车既是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样”之首,也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这也就意味着,面对由美国主动挑起、其余西方国家纷纷跟随的这场关税大战,中国既不能自暴自弃、知难而退、主动放弃同时又不能不讲策略,迎战所有的西方国家。这也就注定了,面对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内摆起的阵营式对抗架势,中方只能策略性地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做法。那么很显然,在西方结成的电动车关税同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仍然是欧盟。因为跟中美之间相对不平衡的经贸不同,中欧则是互为对方的主要出口市场,无论是欧洲产的普通食品、高档消费品还是传统能源汽车,都非常依赖中国市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工具箱中报复欧盟的工具多得是,而且意味着,中欧一旦打起经贸战来,一定会是一场“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两败俱伤的游戏。同时更为关键性的是,欧盟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欧盟内部远非铁板一块,比如在传统能源汽车市场上极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德国,就坚决反对欧盟的做法。另外,捷克、希腊、爱尔兰和波兰等国家,也处于模棱两可、举棋不定的状态。这就为中方利用欧盟来反制美国组建的关税同盟,以及从欧盟内部着手来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机会。这一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并作出了反对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表态,中方的时机点把握得非常好,正好是在欧盟各成员国即将就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举行投票前夕。图为停靠在港口的货轮直新闻:那在您看来,在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上,中方为什么会选择西班牙这个国家作为突破口?另外这一举措能够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行为吗?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这一段时间以来,中方选择西班牙作为突破口,来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作为欧盟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一直是欧盟几乎所有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包括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也是如此,尤其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保持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西班牙带头反对欧盟的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政策,将会在欧盟内部产生极大的反响。而在事实上,在桑切斯作出相关表态之后,欧盟的另外两大经济体德国与瑞典也立马进行了跟进,并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当然,中方之所以能够成功说服欧盟的坚定支持者西班牙,也是因为我们对西班牙采取了软硬两手策略。硬的一手是,中方已经宣布,一旦中欧因为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而爆发贸易战,将会对欧盟输华的猪肉、白兰地和乳制品采取对等的关税报复措施,而西班牙每年出口中国的猪肉产品高达15亿美元,将会首当其冲;软的一手是,中方承诺,将会在西班牙投资建立电动车生产线。不过我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就能够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因为根据相关规定,这一提案要遭到否决,必须要有代表65%的欧盟人口以及15个国家投票反对,目前看来中方还没有这个把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方与西班牙的沟通没有意义,因为中方的最终目的,仍然不是要通过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的投票行为,来解决这一贸易分歧,而是要在投票表决前通过谈判和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一旦进入了投票程序,就意味着事态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中欧经贸战以及由此带来的两败俱伤的结果,将会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德国、瑞典以及早前的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家纷纷表达反对意见,就可以给欧盟委员会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并最终促使欧盟在谈判中不得不放软姿态,至少进一步降低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税率。而一旦中欧就此达成了和解协议,那其意义就不仅仅限于电动车领域,甚至也不仅仅限于中欧经贸领域,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由美国打造的西方对华贸易战同盟。图为中国商务部 资料图直新闻:商务部宣布,针对此前加拿大宣布的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和钢铝产品采取加征关税等限制措施采取必要措施。对此,您又怎么看?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很显然,跟中方仍然致力于跟欧盟友好协商尤其是从欧盟内部相关成员国中做工作,准备以软硬兼施的方式来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不同,商务部的这一宣布,意味着中方对加拿大直接采取了硬碰硬的正面迎战措施。而且中方对加拿大打出的是组合拳,并且招招都打在要害上,包括一是对产自加拿大的进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这一措施将对加国油菜籽产业造成至少10亿美元的冲击;二是宣布对加拿大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这一做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都创下了一个先例。那么中方为什么单单选择对加拿大坚决反击?我认为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相比较起来,加拿大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最为恶劣的。因为这些年来,除了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之外,中国并没有多少其它品牌的电动车销往加拿大,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在所谓的对华“新冷战”上附和美国,选边站队与递交投名状。第二,假如加拿大的行为不受到惩罚,这股歪风无法得到遏止,将会诱发更多国家有样学样,纷纷选择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如此一来,由美国挑起的对华电动车关税同盟,将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第三,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并不强大的经济体,加拿大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完全是自不量力,中国完全可以将他单独拎出来教训一顿,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除此之外,由于即将迎来国内的大选,总理特鲁多所在的执政自由党支持率每况愈下,不排除特鲁多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是为了通过对华强硬的方式来讨好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重拳迎战加拿大,就是为了让特鲁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中方祭出的严厉关税反制措施,对加拿大的农民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并让执政自由党因此而丢失大量选票。作者丨刘和平,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编辑丨李怡,深圳卫视直新闻高级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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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来源:环球网【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索炎琦 徐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北京时间12日上午“高端访谈·地区安全:中美关系”环节出现一幕:美方嘉宾试图引用中国俗语来描述中美关系,但受到主持人的调侃。环视频/制作 李林芝访谈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主持人刘欣向欧亚集团中国部门常务董事、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华自强提问,“我明白,我认为这里有很大的文化甚至文明差异,沃特斯先生,你的中文说得很好。我相信你明白,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氛围就像水一样,可以承载一切,当氛围良好时每一方都在发展,但是当氛围不对时,一个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也无法)让关系保持长期和可持续。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意思。但美国似乎不同意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你们想解决具体问题,对吗?”对于这一提问,华自强进行了回应,并也用中文说了句中国俗语。“可能两方面都要做一点,但我想(引用)我那生疏的中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句话叫‘听其言,观其行’。”在听到华自强引用上述俗语后,主持人刘欣随即笑着说,“你知道吗,对不起,中国人是这么说美国的。”听到刘欣调侃,华自强也笑了起来。紧接着,同样接受采访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心伯也引用了一句英文俗语加入对话。“我也知道一句英文俗语‘talk the talk,walk the walk’(意为说到做到、言行一致——编者注)。”吴心伯说,并列举了美方对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承诺,“(但)如果你看看美国的政策,这又不一样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据介绍,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6场学术研讨会,以及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上海合作组织+”青年智库沙龙等特色学术活动。本届论坛共有10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500余名代表,以及200余名中外专家学者出席。其中,包括30多名国防部长、军队总长在内的官方代表团,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亚信秘书长、上合组织副秘书长,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将出席会议。此外,参会嘉宾中还有30多名前政要和数十位知名学者。来自全球的军队及防务部门领导人、国际组织和智库负责人、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将围绕安全、防务领域热点议题进行交流研讨。延伸阅读美国制裁下 中国大陆购买芯片制造设备增长62%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大陆仍是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因为在美国制裁之下,我们正努力实现技术自给自足。图为2024年5月,中国淮安一家光电科技公司加工芯片的车间中国大陆正在坚定地加大对芯片制造设备的支出。全球芯片行业协会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9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芯片制造设备(包括晶圆加工、组装、封装和测试工具)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同比增长62%,达到120多亿美元。数据还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在采购芯片制造设备上花费了247.3亿美元,超过了同期中国台湾、韩国、北美和日本的总支出236.8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北美支出的大部分。2022年10月美国出台更严格芯片出口管制的结果之一,是推动了中国企业对芯片制造设备的购买。美国著名财经网站CNBC说,这笔巨额投入体现了中国政府为实现芯片自给自足而做出的努力,以对冲西方阵营可能进一步阻碍其获取关键技术的限制。SEMI 的数据显示,在这一项上,中国大陆年度支出从2022年的280亿美元飙升至2023年的366亿美元,并预计今年的支出将超过350亿美元。尽管其他市场的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出现萎缩,但中国大陆需求的飙升推动全球半导体设备收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早在2018年,美国政府就开始阻止荷兰芯片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向中国发货,今年1月,荷兰又撤销了阿斯麦向中国发售NXT:2000i机器和其他高端设备的出口许可证,这些设备支持先进的7纳米和5纳米工艺芯片的生产。但中国大陆仍然是 ASML 最大的市场。第二季度,该公司净系统销售额48亿欧元(53亿美元)中,近一半来自中国大陆。美国的限制让荷兰怨声载道。图为外媒报道截图阿斯麦的首席执行官富凯本周在纽约出席活动时说出了实话,他说,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限制该公司向中国大陆客户出口的行动,其实是“出于经济动机”。富凯说:“我认为,要证明此事关系到国家安全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他预计,美国主导的对华出口限制必将遭到盟友更强烈的抵制:“我们不得不希望达到某种平衡,因为作为一门生意,我们想要的是一些明确性和稳定性。”上周五,荷兰首相表示,他将认真权衡阿斯麦的经济利益:“对荷兰来说,阿斯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创新产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影响,因为这将损害阿斯麦的全球地位。”如今美国挥舞的“国家安全”大棒,不但砸到中国,还已经砸到日本。眼下,美国政府正在阻挠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认为这起收购案可能损害美国“关键项目”所需的钢铁供应。图为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9月6日公开表示抗议,他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收购案“非常令人不安”,“发表这样的言论或采取这类行动可能会削弱盟友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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