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机构之家）

如果你在厨房里偶然间发现了一只蟑螂，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发现一定会遇到它的亲戚们。我们常常选择性地忽视、心存侥幸，希望这只是个例，但现实往往迅速打破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幻想，让我们不得不面对真相。

上周，一则“千亿公募货基狂割基民韭菜”小作文迅速在网络上流传，该文矛头直指兴银基金及副总经理兼固定收益部总经理洪木妹，指控其涉嫌违规操作，逆回购买入监管严禁投资的低评级AA债，此举迅速在网络上激起轩然大波，将兴银基金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紧接着9月6日，机构之家发表一篇《兴银基金货基被指割韭菜，吴若曼千亿之路固收占比高达98%》，全面剖析了这一事件，文章中对兴银基金的内部管理控制机制表达了深切的忧虑。

然而，事态并未因此平息，反而再起波澜。9月14日，“兴银基金内部爆料？”迅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此次文章详细列出了兴银基金收到监管警示函的真实原因，内含12条详实信息，每一条都引人深思，仿佛揭开了兴银基金近期风波的又一层面纱。

通过追踪被曝出重仓持有同一家问题公司——普利制药，机构之家发现，兴银基金旗下共有四只基金——兴银鼎新、兴银丰盈、兴银研究精选和兴银先锋成长基金，均持有普利制药，合计持股量达到43.49万股。这一持股量占各基金股票投资市值比例约为4%-5%，显示出较高的集中度，且平均持仓成本约为17.83元/股。

表1 重仓普利制药基金（2024年一季度末）

然而，如图2所示，自2023年11月以来普利制药呈现单边下跌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兴银基金四只基金买入的时间却是在2024年一季度末。紧接着，在4月16日，海南证监局在现场检查中发现普利制药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中营业收入、利润等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要求公司对相关年度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自查；4月26日普利制药宣布因自查原因，年报披露时间被推迟至4月30日；到了这一天，普利制药再次未能如期公布年报，同时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也一并“难产”，导致公司股票在当日收盘时暴跌18.75%，并自5月6日起停牌。

在停牌两个月的“大限”之际，在7月5日深夜，普利制药2023年年报、2024年一季度报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报告中，公司对2021年、2022年的年报进行了追溯调整，连续两年调减净利润金额均超过1亿元。

这一连串的负面消息对普利制药的股价造成了沉重打击，7月8日普利制药复牌后直接一字跌停，股价跌至9.88元/股，封单量超过28万手，与兴银基金平均持仓成本17.83元相比，股价几乎腰斩。

机构之家统计了兴银基金近三年来的调研记录，遗憾的是，并未发现任何关于普利制药的调研痕迹，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兴银基金“踩雷”问题公司且缺乏充分调研、仅凭市场消息或图表走势进行买卖操作的质疑。

值得一提的是，在基金业绩全面亏损的背景下，孔晓语和公司并没有积极寻求改善业绩的有效途径。兴银基金却在8月5日选择为孔晓语增设兴银鼎新灵活配置基金C份额，这一举措不禁让人猜测，是否真如小作文所言—公司在业绩不佳时仍试图“通过录制系列视频将基金经理吹上天，强迫销售卖产品”，这一系列事件和表现，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表2 孔晓语基金经理指数

领导和顺从者优先发行新基金？

“小作文”揭示兴银基金发行新产品的潜规则，“迷你基金成片，净值干到腰斩继续发新产品，只要听话，只要跪舔，永不下岗”。从孔晓语的案例中，我们似乎窥见了这一逻辑的冰山一角。

无独有偶，2024年9月5日，张世略管理兴银数字经济智选混合基金也增设了C份额，而张世略此前管理的兴银科技增长1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兴银大健康、兴银策略智选混合、兴银科技增长1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基金，任职期间总回报分别为-11.82%、-25.66%、-32.17%和-17.85%。在如此不理想的“成绩单”面前，公司依然选择增设新份额，这一决策背后的原因，除了用“基金经理比较听话”来解读外，似乎难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文中同时揭示新发产品存在的另一个现象“业绩最差规模最大。产品只给领导发，其他基金经理业绩好的都被排挤走了，权益总yzd几乎所有产品都垫底”。

在过去的一年里，兴银基金共推出了8只新产品，除了决策委员会成员孔晓语增设了兴银鼎新灵活配置C份额外，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兼研究发展部指定负责人袁作栋也颇为活跃，发行了兴银智选消费混合A/C、兴银价值平衡混合A/C两只基金。

表3 兴银基金近一年发行新基金

然而，尽管袁作栋目前管理着8只基金（A、C份额合并计算），总规模达到15.28亿元，但其管理绩效却难言出色。除了兴银丰运稳益回报混合、兴银收益增强基金略有盈利外，其余产品均告亏损，其中兴银竞争优势混合、兴银碳中和主题混合两只基金任职总回报亏损幅度逼近25%，这对于肩负权益投资部总经理、研究发展部指定负责人的袁作栋而言，实数不该。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袁作栋作为兴银基金权益投资部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经理，但其管理的每只基金规模普遍偏小，半数以上基金规模甚至不足5000万元，80%的基金规模也未能突破2亿元大关。

在基金业绩普遍不佳的背景下，为了募集成功，兴银基金近年来热衷于发行发起式基金，然而，兴银创盈一年定开债发起、兴银先进制造智选混合发起A、兴银聚优智选混合发起A、兴银数字经济智选混合发起A基金发行份额极低，仅有0.10亿元，不禁让人质疑其是否仅为完成发行任务而仓促推出新产品？

表4 袁作栋旗下基金收益和排名情况

违规分红？公募给专户抬轿？多项爆料指向内控机制形同虚设

4月30日兴银基金被上海监管局出具警示函，此前市场传言此次处罚与“因逆回购买入监管禁投的低评级AA债”有关。然而，兴银基金迅速对此回应，小作文中提及的产品运行正常，不存在买入低于法规规定评级债券等，网传信息与事实严重不符。

然而，对于收到监管局警示函的具体原因，兴银基金并未直接解释或说明，这也引发了市场的猜测与讨论。

如今再次被爆出，“洪木妹不是基金唯一收到监管函的副总，还有浙商基金副总经理沈阳，在浙商基金已经被处罚过一次，再来搞违规分红，大概率此次公司处罚的高管也有她”。

疑似涉及兴银基金另一位副总经理沈阳，此前在浙商基金任职期间因违规行为受到过处罚。在浙商聚潮新思维混合基金的管理中，存在信息管理及保密内控制度执行不力、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处理不审慎等问题。对此，浙江证监局对负有重要管理责任，时任公司总经理李志惠及分管市场销售业务的副总经理沈阳采取了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

如今，沈阳从浙商基金转任至兴银基金担任副总经理，却又涉嫌卷入违规分红风波，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行业内对其职业操守的关注。

而文中涉及的违规分红疑云，疑似与孔晓语管理的兴银丰盈灵活配置基金有关。该基金在2023年初面临严峻挑战，一季度末时基金份额规模仅勉强维持在0.12亿元，已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清盘风险迫在眉睫。然而，进入二季度后，基金份额却奇迹般地暴增至1.08亿元，并在三季度进一步攀升至1.32亿元。

这一异常增长背后，疑似与基金分红策略紧密相关。具体而言，兴银丰盈灵活配置基金在2023年内实施了四次分红，分别在6月1日、6月26日、7月31日及12月25日，累计分红金额高达1885.27万元，而在之前该基金并未进行过任何分红。

表5 兴银丰盈灵活配置基金分红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次分红前后，基金份额出现了明显的波动。特别是在每次权益登记日前几日，有大量资金涌入参与基金，而在分红后迅速赎回，这种快进快出的操作模式是 否存在协助机构客户分红套利？是否存在信息泄露、利润输送等不当行为？我们不得而知。

表6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公募基金发展私募及专户业务，是行业进行多资产配置、完善多元化理财的重要“抓手”，但在发挥资产配置协同优势的同时，也因信息披露透明度不足等挑战，可能引发一系列合规风险与利益冲突问题。小作文中爆出的“公募和专户混同管理，公募给专户抬轿，专户提成背地里给，企图名利双收，权益总监和基金经理张某都有自己的专户，固收专户通道一片”，如若属实，将严重违反市场公平原则，面临重大法律后果。

文中爆出兴银基金当前所面临的风险事件并非孤例。基金经理工作纪律松散，甚至利用工作时间打理个人私募业务，以及夫妻档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与内幕交易嫌疑，这些不仅损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也破坏了行业的健康生态。

此前，市场中就流传着关于洪木妹若出事就有人强力庇护的传言。而今，随着基金投资失误、踩雷事件的曝光，公众的目光转向了孔晓语，而力保孔晓语的人则指向了兴银基金董事长吴若曼。在当前证监会严打“拜金主义、奢靡享乐、急功近利、过度投机、‘炫富’等行业不正之风”的背景下，而爆出吴若曼家里“上亿资产”的传闻，其真实性及来源合法性值得深入调查和核实。

若此类问题仅限于基层员工层面，或许尚可通过内部管理与整改加以解决，如果身为高位，在合规意识、风险管理及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问题，那兴银基金所遭遇的风险事件或许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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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鲁冠宇（记者 刘华法）09月15日,（原标题：吵归吵，别拿中国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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