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 权利不平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周文婷（记者 蒋维茜）09月22日,2024年9月19日14:45，黄晓明微博发文，官宣与叶珂恋情：抱歉占用公共资源，大家别猜啦，我们在一起了❤️。黄晓明官宣新恋情2014年2月28日，黄晓明与杨颖正式公布恋情；2015年10月8日，二人在上海举办婚礼；2017年1月17日，官宣产子；2022年1月28日，黄晓明杨颖发文官宣离婚。传闻中的女主到底是谁呢？图为黄晓明女友叶珂公开资料显示，叶珂，1985年出生于深圳，毕业于深圳大学，深圳市可心嘉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广电集团电台原主持人。企查查APP显示，目前叶珂共控制6家公司，存续5家，包括深圳市铂丽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可心嘉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斐亚睿尔（深圳）品牌有限公司等，并在其中担任监事，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与黄晓明暂无直接商业关联。企查查显示，黄晓明直接对外投资有上海聪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明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间接投资有288家企业，涉及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等多个行业。黄晓明发文半小时前，叶珂也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一张黄晓明和团队的聊天记录截图，称“有点莫名其妙了吧”，并带上了#黄晓明 没结婚#的词条。叶珂社交账号截图聊天截图中，黄晓明否认再婚传闻。极目新闻综合自红星新闻、公开资料、当事人账号、中国经济报（来源：极目新闻综合）

周文婷（记者 李俊廷）09月22日,大象新闻记者 陈郑伊 申子仲 李俊峰2018年，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清集镇二郎庙小学因为只有27个学生要被撤点并校，村里孩子就需要去更远的地方上学。当时在外地工作的张鹏程主动申请回乡执教，自掏腰包甚至借钱修缮学校。现在，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7名增加到350多名，教职工变成原来的3倍多，教学楼、宿舍楼、餐厅、篮球场等校内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孩子们的笑脸也越来越多了。9月12日，记者在大象新闻客户端五周年庆的活动现场见到了张鹏程，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对学校有了新的目标。张鹏程称对学校有了新的目标归乡之路：从城市到乡村的抉择2018年，张鹏程回到二郎庙小学担任校长，已经过去6个年头了。当听说家乡招聘教师的消息时，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城里的工作，选择回到家乡，重新站上了讲台。这一决定，意味着将要放弃高薪和稳定的生活，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这人比较随性，但总有一些事情是放不下的。”张鹏程这样形容自己。回到二郎庙小学，张鹏程面对的是破旧的校舍和寥寥无几的学生。二郎庙小学的牌子总算保住了破烂的墙体上，满是孩子们的泥手印。很多教室的电源是坏的。厕所常年无人清理，卫生情况无比糟糕。操场的草无人修理，早已有半人高。整个学校显得越发破败不堪，荒凉无比。更别提下雨天一到，外面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雨水从二楼楼顶一直漏到一楼。“尽力而为，做到最好。”这是他给自己的承诺。为了留住学校，张鹏程倾尽所有，甚至动用了自家的装修款来修缮校舍、改善教学条件。历经艰辛，张鹏程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开学那天，学校一下子招到了一百多名学生，二郎庙小学的牌子总算保住了。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接踵而至的催款电话。这时，他的妻子田丽歌挺身而出，辞掉原本的工作，来到学校与丈夫并肩作战。生源问题解决了，师资力量又告急。张鹏程只好一人分饰多角，既当语文老师，又教英语，还要兼任大厨和勤杂工。回忆起最开始的那段日子，张鹏程虽然觉得累，但在孩子们的脸上看到了笑容，他已经很知足了。爱的耕耘：用心陪伴孩子成长为照顾好孩子们，张鹏程还身兼数职，教书、种菜、采购、做饭、维修……从三尺讲台到一方灶台，他是孩子们口中的“校长爷爷”“共享爸爸”。张鹏程对孩子们的爱无时不在5点50起床打扫卫生，6点半叫孩子们起床，并带他们跑两圈，陪他们早读。这是张鹏程的日常。因为在张鹏程的心中，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教育的意义在于陪伴。”张鹏程对孩子们的爱无时不在：住校的孩子会加餐，一块小蛋糕、一块饼子或一个水果；孩子若是生病了，吃完药，他要陪伴一个小时；天气干燥，孩子上火流鼻血，他迅速处置……张鹏程给孩子辅导作业他像老父亲一样，操心着孩子们的一切。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时候自己的儿子还会吃孩子们的醋，“我儿子觉得我对孩子们的关注太多了，他就会瞬间‘上头’。我就会开导他，和他共情、安慰他。因为有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我想让学校里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如今，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二郎庙小学焕发了生机，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7名增加到350多名，教职工变成原来的3倍多，教学楼、宿舍楼、餐厅、篮球场等校内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梦想与期待：乡村教育的未来展望作为80后，今年42岁的张鹏程已经出现了白发，孩子们有时候会亲切地喊他“校长爷爷”，“白发校长”的称呼也是由此而来。“记不清啥时候开始变白的。回看以前的视频、照片发现，大概是从2021年开始，逐渐白得多了。”说起白发，张鹏程笑道，“可能就是自然规律。”虽然现在的学校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张鹏程并没有满足。他知道，乡村教育的发展仍面临很多挑战。“我们的体育场地还偏小，老师的专业成长也需要更多支持。”为了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硬件设施，张鹏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同时也注重对老师整体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张鹏程注重对老师整体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在他的带领下，二郎庙小学不仅在教学成绩上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在校园文化建设、特色课程开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学校能走出一个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张鹏程对二郎庙小学有了的新目标。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梦想，更是他对乡村教育未来的美好憧憬。

（原标题：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9月19日意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