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 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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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淑真（记者 吕淑美）09月22日,（原标题：醉酒邻居上门打骂闹事！男子用扁担还击被判刑6个月！村民：以后怎么办？）

谢淑真（记者 李彦男）09月22日,新学期开学，多名高校领导将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而今日他们也将无缘再过教师节。今年暑期至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至少发布了8名高校领导被查信息，多为各地省管干部，涉及两所全国知名的高校和6所地方院校。有4人是任上被查，4人卸任后落马，分别是：7月3日，南京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利根被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原院长宋协伟被查；7月24日，潍坊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刘建成被查；7月25日，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冰被查；8月6日，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董世平被查；8月7日，信阳航空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杨春丽被查；8月15日，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庆国被查；9月3日，红河学院党委副书记邹进被查。中纪委官网近日刊文指出，当前，高校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两知名高校教授、博导去年卸任，同日落马来自知名高校的两人，为7月3日同日落马的南京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利根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原院长宋协伟，两人都是在三尺讲台执教多年的教授、博导， 均是去年才卸任。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7月3日消息：南京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利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和江苏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利根。资料图陈利根，1961年10月生，江苏常熟人，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管理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利根曾在三所农业高校担任过领导职务，2008年9月任新疆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11年7月任南京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15年8月任山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2018年4月，陈利根回到南京农业大学，担任校党委书记，直至2023年4月卸任。南京农业大学是一所以农业和生命科学为优势和特色，农、理、经、管、工、文、法学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和“双一流”建设高校。据河南省纪委监委7月3日发布消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原院长宋协伟（正处级）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和河南省许昌市监委监察调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原院长宋协伟。资料图宋协伟出生于1963年7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2023年12月卸任。宋协伟还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与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美术学院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一所高等美术学校，也是我国最有名的艺术学府之一。4人曾长期在政府部门任职，转岗高校后被查其余被查6人均是地方院校领导。他们中，有4人都是长期在政府部门任职，近年才调任高校，担任党委书记/副书记。潍坊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刘建成。资料图据山东省纪委监委7月24日发布消息：潍坊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刘建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刘建成，1966年2月出生，山东临朐人，曾任潍坊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潍坊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2023年2月，刘建成调任潍坊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而今履新才一年半，就在任上落马。潍坊职业学院是2001年7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组建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职院校。据湖北省纪委监委7月25日消息：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杨冰，1968年10月出生，湖北枝江人，长期在荆州工作，曾任荆州市城乡规划局（荆州市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荆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市名城办主任，荆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等职。2022年调任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履新才两年多就被查了。荆州职业技术学院是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于2001年4月18日成立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据河南省纪委监委8月7日消息：信阳航空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杨春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杨春丽，女，1964年12月出生，河南信阳人。她长期在家乡任职，曾任信阳市新县副县长，信阳市淮滨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信阳市淮滨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河南潢川经济开发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等职。2021年7月，杨春丽任信阳航空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副厅级），今年6月卸任。 信阳航空职业学院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纳入国家统招计划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也是河南省唯一一所航空类高等职业院校。新学期刚开学，红河学院党委副书记邹进任上被查。据云南省纪委监委9月3日消息：红河学院党委副书记邹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云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邹进，1965年8月生，长期在红河州任职，曾任石屏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经贸委企业改革处副处长（挂职），石屏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石屏县委副书记，红河州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红河县委书记，红河州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2016年5月任红河学院党委副书记，在任8年多后被查。红河学院是一所“省州共建共管，以省为主”的全日制公办本科院校，前身是创建于1978年的蒙自师范专科学校，是红河州唯一的本科高等院校。担任校领导近30年，任上被查任上被查的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庆国，已担任该职务长达27年。据郑州市纪委监委8月15日消息：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庆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郑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学院官网消息，王庆国长期在郑州旅游职业学院任教，2006年已任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2007年任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直至此次被查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前身是创办于1985年的郑州旅游学校，于2004年5月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成立的公办高等院校。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董世平被查时，已卸任8年多了。据河南省纪委监委8月6日消息：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董世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董世平早年长期在河南省司法厅工作，曾任监察员、副处长、调研员、处长，2004任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2015年卸任。他先后主编《基层法律服务教程》、《人民警察法教程》等教材6部。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是以高等司法警官职业教育为主，多种专业教育并举，为河南司法行政事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政法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纪委：管党治党，高校没有特殊、不能例外近年来，高校反腐力度越来越大，已经有不少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被查。梳理纪检监察部门通报查处的案件，高校“一把手”腐败主要表现为：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比较突出；腐败行为集中在基建、后勤、采购、人事、招生、评审、财务以及校办产业（医院）等领域；犯罪类型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为主；涉案金额较大。曾担任南京审计学院（南京审计大学）院长、党委书记15年的王家新，其贪腐案日前开审，他利用高校“一把手”职务便利，在权限内的多个事项上大肆敛财。9月5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南京审计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家新贪污、受贿案，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四十万元。法院查实，2002年至2017年，王家新为他人在获取招生指标、合作办学、工程项目承揽、工作调动、职务提拔、岗位调整以及协调审计事项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受贿2280余万元；此外， 2005年至2013年他先后套取公款90余万元。《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深度剖析了成都师范学院党委原书记曹子建严重违纪违法案。曹子建因犯受贿罪去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曹子建先后担任过四川省西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四川教育学院院长，成都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等职，2021年4月退休， 2023年2月被查。作为高校主要领导，曹子建成为不法商人老板的“代言人”。经查，曹子建利用职务便利，在校区项目建设、教师经适房项目、联合创办二级学院等方面，先后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206.85万元。其中，在他担任四川教育学院院长期间，先后14次收受某投资公司负责人孙某所送现金共计人民币410万元，孙某承揽的四川教育学院教师经济适用房项目，房屋售价从原来的每平方米2750元涨到4000元。在好处费的“加持”下，曹子建反复做起了全校教职员工的工作，最终帮助孙某以高价售出房屋。据“廉洁四川”公布的曹子建忏悔书节选，他称：“我将大把的时间用在了三三两两喝茶吃饭、打牌打麻将上。有爱好就有人投其所好。商人们三天两头约我打麻将，请我吃饭喝茶，我自己也乐在其中，好耍好玩，好吃好喝，享受着吹捧奉承的虚幻，总觉得有‘面子’，而这些商人就是要用我的‘面子’去换他们的‘票子’。”曹子建悔恨地说“我这样的人，不倒霉、不栽跟斗，天理难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教育部党组成员王承文9月5日在中纪委官网刊文指出，管党治党，高校没有特殊、不能例外。文章提出，紧盯高校基建工程、科研经费、招生招考、后勤管理、校办企业、附属医院等重点领域和师德师风建设，推动专项治理。当前，高校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采写：南都记者梁建忠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近日，一女子反映自己在河北师范大学读博期间，曾在学院老师的要求下帮留学生改毕业论文，论文答辩后，该留学生成功拿到了学位证，但她自己的学位论文却没通过，一直没拿到博士学位证。9月3日，河北省教育厅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此事之前已经接到投诉，并联系校方进行调查，结果当时已反馈。该女子读博期间所属学院工作人员此前回应称，女子所反映内容不实。女生称被要求帮留学生改论文，留学生通过，自己却未获学位9月3日，当事人念红丽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她是山东济南人，2016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与她在同一专业读博的，还有一名来自国外的留学生。念红丽称，因该留学生的中文水平较差，2019年，她在学院和导师的授意下，开始帮助该留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她接手时，该留学生的论文是用母语所写，再用翻译软件转成中文，达不到毕业论文的要求。“所以，我和另外几个硕士当时耗费了比较大的精力来帮助留学生写。”念红丽表示，当时她也需要忙自己的论文，并不愿意做这份工作。但她担心若拒绝老师，会影响自己的毕业，所以只能答应。念红丽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她和多名同学曾帮助上述留学生修改和撰写论文。论文完成后，群里一名老师还曾鼓励他们再帮论文降低查重率。2022年年底，该留学生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帮留学生改论文时的群聊 图源：受访者供图不过，念红丽自己却一直都没拿到博士学位证书。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发布的文件显示，念红丽与上述留学生均为2022年12月6日下午答辩。不过，留学生的答辩安排为“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而念红丽的答辩安排为“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念红丽表示，两人都是用毕业论文进行答辩的，不明白为何两人的答辩名目不同。念红丽还称，答辩前，她确实曾收到学院一份未盖公章、落款日期为2022年11月18日的书面回复：“根据体育学院博士论文通过标准，念红丽的学位论文评阅结果为不通过，因此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可进行博士毕业答辩。”之后，经过她的争取，学院同意她进行论文答辩。但她没想到，答辩后，学校没给她发学位证书。院方称其反映与事实不符，河北省教育厅介入处理记者注意到，该回复下方还附有体育学院博士论文通过要求：5份评阅意见均为A或B；如评阅意见出现1个C且有A出现，则再送审1份，二次送审结果达到B及以上；如评阅意见出现4个B和1个C，且C项评阅得分大于等于75分，则再送审1份，二次送审结果达到B及以上。念红丽收到的论文未达标的回复 图源：受访者供图对此，念红丽提供的相关平台论文审阅意见文件显示，其论文的5个评阅意见均为C；她提供的上述留学生毕业论文评价意见表显示，该留学生的毕业论文评价为4个C和1个B。“论文评审结果都差不多，但只有我没有学位证书。”念红丽认为这并不公平。9月3日，河北师范大学多部门工作人员对极目新闻记者表示知晓此事，并称此事已经由校宣传部处理中，暂不知晓具体的处理结果。记者多次致电该校宣传部多个电话，均无人接听。河北省教育厅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此前已经接到了念红丽关于此事的投诉，并联系学校进行了调查。据其了解，调查结果已反馈给校方及当事人，具体情况需要向校方进行咨询。此前，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一名院长曾对媒体表示，念红丽所反映的情况不符合事实，已向有关部门举报。延伸阅读大学副教授2次举报女厅官涉论文抄袭 湖南大学时隔五年未公布任何调查结果近日，湖南省委组织部公布的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中，位列第二的候选人董岚，其身份为现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及二级高级法官，拟被提拔至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然而，公示期间，网络上迅速出现了一则引人关注的举报信息，指控董岚的博士论文存在严重抄袭嫌疑。图为湖南省委组织部公布的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这已是董岚第二次被举报涉嫌论文抄袭。早在2019年6月，有人便公开举报董岚博士论文的抄袭问题。当时，被涉及到的湖南大学，迅速作出反应，于同年7月3日发表声明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然而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了五年时间，湖南大学仍未公布任何调查结果。图为早前湖南大学的相关回应“这不禁让人对学术监督的效率与透明度产生疑问。”该举报人7月11日对记者说。据查询，董岚的博士论文提交日期为2007年10月16日，答辩日期为2007年12月13日，导师为刘定华，答辩委员会主席为王全兴。据举报内容透露，中国知网提供的电子版论文检测结果显示，董岚这篇长达13万字的博士论文中，涉嫌抄袭的文字量高达6万余字，总文字复制比达到了44.7%。进一步分析指出，若排除中英文摘要部分，正文的实际复制比更是超过了50%。其中有两个章节的复制比达到了82%和75%。针对举报人的最新公开举报，记者于7月11日向湖南省委组织部求证。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的工作人员于当天给予了回应，表示已收到关于董岚的相关举报情况，并已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了登记和处理，同时已将此事转交给相关部门进行深入查核。该工作人员还强调，如果调查结果能在公示结束前出炉，将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后续处理;反之，若公示期内未能获得明确结论，则此次(任职)公示将予以暂缓。与此同时，记者也联系了发起这两次举报的实名举报人——吴丹红，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术打假是我的业余爱好。”吴丹红曾这样介绍自己。7月11日，吴丹红向记者讲述，他当年作为律师在湖南工作生活期间，第一次因工作关系接触到董岚。当时董岚为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当他于2019年发现董岚博士论文的抄袭问题并举报时，其时任益阳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并于同年升任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五年前的举报，吴丹红没有收到任何部门的回应。于是，在湖南省委于近日最新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后，吴教授不仅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再次举报，还试图主动提供更为详尽的证据材料。但据吴丹红反映，他在提交证据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并未为他提供明确的证据提交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举报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记者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尝试联系董岚的博士毕业院校——湖南大学的相关部门。截至发稿，记者仍未收到来自湖南大学的任何实质性回应。教育部颁布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已经获得学位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依法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应当向社会公布。（造假者）为在职人员的，学位授予单位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应当通报其所在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