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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3 2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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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经记者 张祎    每经编辑 马子卿    

  9月12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信息显示,四川金融监管局已于日前作出关于国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宝人寿”)变更股东的批复,同意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发展”)将其持有的关于国宝人寿29993.4万股股份划转给四川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控”)。

  据悉,四川发展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四川金控则是四川省唯一的省属国有金融资本控股及运营平台。2023年,在四川发展和四川金控的注资支持下,国宝人寿完成增资扩股,注册资本从15亿元增至19.8亿元,国有法人持股比例随之升至58.71%。

  据四川发展此前披露,今年1月,该公司与四川省财政厅、四川金控就本次股权划转事宜完成无偿划转协议签订。随着股权划转获批,意味着四川金控对国宝人寿的持股比例将达到33.33%,从而取代四川发展,成为国宝人寿第一大股东。

  四川金控持股比例将升至33.33%,成为国宝人寿第一大股东

  9月12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信息显示,四川金融监管局于9月11日作出批复,同意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发展”)将其持有的关于国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宝人寿”)29993.4万股股份划转给四川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控”)。

  据悉,股权划转后,四川发展持有国宝人寿30006.6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5.155%;四川金控持有国宝人寿65993.4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33.33%。

  今年6月,国宝人寿已将此次股东变更相关情况进行了公告披露。公告信息显示,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部分省级金融类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川财经〔2023〕83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份划转为无偿划转

  四川发展在2023年年报中披露,今年1月29日,该公司与四川省财政厅、四川金控已就本次股权划转事宜完成无偿划转协议签订。经监管部门批准同意后,相关股权直接变更至四川金控。

  据国宝人寿2024年第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四川发展持有国宝人寿6亿股,以30.303%的持股比例位居国宝人寿第一大股东之位;四川金控作为国宝人寿第二大股东,持有3.6亿股,持股比例为18.182%。

  随着此次约3亿股的股权划转,意味着四川金控将取代四川发展,以“三分之一”的险企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成为国宝人寿第一大股东;四川发展则将退居为国宝人寿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较此前缩减约一半,降至约15.16%。

  据公开资料,国宝人寿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全国性人身保险公司,也是四川省管金融企业,2018年4月获批设立,注册资本19.8亿元,目前下设四川、重庆、北京3家省级分公司,在四川省开设7家中心支公司和1家支公司,在北京市开设1家支公司。

  据国宝人寿年报披露,截至2023年末,该公司共有9家股东,除四川金控外,其余8家均为发起股东。其中,四川发展、四川金控、成都先进制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三家国有法人持股数量居前,作为国宝人寿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58.71%。

  国宝人寿上半年保险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2%

  据悉,此次划转国宝人寿股权的四川发展是四川省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2009年1月挂牌成立,注册资本800亿元,主要从事投融资和资产经营管理,也是发起成立国宝人寿的第一大股东。截至2023年末,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约2万亿元、净资产5294亿元,业务主要集中在生态环保、先进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以及资本运作、科技创新服务等领域,在省内各市(州)、全国33个省(区、市)均有业务布局。

  四川金控则成立于2017年2月,注册资本300亿元,是四川省唯一的省属国有金融资本控股及运营平台,主要经营业务板块涉及银行、资产管理、融资担保、融资租赁等,出资(管理)企业包括四川银行、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天府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四川发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等。

  四川金控入股国宝人寿始于两年前。2022年7月,经原四川银保监局批准,四川金控受让原股东四川川商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国宝人寿1.8亿股股份,成为国宝人寿并列第五大股东。

  2023年上半年,国宝人寿进行了增资扩股,注册资本从15亿元增至19.8亿元。其中,四川发展认购新增注册资本3亿元,四川金控认购新增注册资本1.8亿元。

  国宝人寿增资扩股完成后,其国有法人持股比例由此前的45.50%升至58.71%。同时,通过参与国宝人寿此次增资扩股,四川金控持股数量达到3.6亿股,持股比例升至18.182%,成为国宝人寿第二大股东。

  定期报告显示,国宝人寿自2018年成立以来,除2021年略有盈利外,其他年度均处于亏损状态。具体来看,2018年~2023年,国宝人寿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3.28亿元、10.16亿元、19.25亿元、26.58亿元、14.20亿元、24.04亿元;对应的净利润分别为-0.69亿元、-0.26亿元、-1.13亿元、0.16亿元、-3.51亿元、-1.86亿元。

  2023年增资“补血”后,国宝人寿偿付能力快速提高。截至2023年末,国宝人寿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98.55%、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73.01%,较2022年末 分别提升了89.43个百分点、85.71个百分点。

  偿付能力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国宝人寿保费快速增长,上半年实现保险业务收入29.51亿元、同比增长131.70%,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亏损9733.93万元转为盈利1206.69万元。

  2023年第四季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国宝人寿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均为BB类。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末,该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40.13%、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74.60%。

责任编辑:王馨茹

黄嘉慧(记者 奚立桦)09月13日,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基金经理的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情绪。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经理祁禾近期的操作和言论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照片系易方达基金经理祁禾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也揭示了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上的一些不透明问题。祁禾曾以抗压能力稳定著称祁禾作为资深基金经理,拥有超过14年的投资管理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华泰联合证券,后来加入博时基金,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自2017年起,祁禾开始掌管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并逐步在新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投资眼光。在他管理期间,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曾因其卓越的表现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爆发的2020年至2021年。图1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A单位净值走势祁禾的投资风格一直以来以稳健和前瞻性著称,尤其擅长在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布局。凭借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他在多次市场波动中表现出了稳定的抗压能力。然而,随着2023年开始,新能源板块的高波动性和市场调整,祁禾的操作策略也开始出现变化。一边公开看好基金投资方向一边悄然赎回个人份额尽管祁禾多次公开表态看好新能源行业,并且在2024年中期报告中表示“在市场预期低点加大了对光伏、储能、电力等优质企业的研究和配置”,但根据基金定期报告,祁禾本人在2024年上半年却悄然赎回了一部分个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相对于2023年底,祁禾个人持有的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份额从超过100万份下降至50万至100万份。表1易方达从业人员持有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这一现象无疑让市场备感困惑。祁禾在投资策略报告中依然保持乐观,尤其是对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增长潜力表现出了极高的信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悄然减持。这种言论与操作的不一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许多投资者质疑基金经理是否真的看好未来市场,还是仅仅是借助乐观言论维持市场信心以掩盖减持行为。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中的隐患基金经理自购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向市场传递信心的标志,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然而,一些基金经理在自购之后选择悄然赎回,形成了“高调买入、低调赎回”的操作。这种操作虽然在行业内较为常见,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充满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祁禾的操作模式就与此类似。根据2024年上半年的基金报告,虽然他多次在报告中强调对新能源行业的乐观看法,但他的减持操作让市场对他真实的市场态度产生了疑虑。事实上,这种操作在朱雀基金等其他基金公司也曾发生,基金公司在市场高点进行自购,随后悄然赎回的操作不仅误导了投资者,也损害了市场的透明度。祁禾在2021年期间曾因成功布局新能源板块而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光伏、储能等行业的高成长性带动了基金的强劲表现。然而,随着2023年市场对新能源行业的调整,该基金的表现开始波动。根据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历年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基金的收益率表现并不理想,与市场整体走势同步下滑。2024年上半年,祁禾虽然表达了对新能源行业继续持乐观态度,并加仓光伏和储能板块,但整体仓位管理趋于谨慎。尤其是在市场调整期间,祁禾并未像以往那样大幅加仓,反而通过减持操作来降低风险。从操作的角度来看,这显示了祁禾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保守策略。祁禾的减持行为在市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许多依赖基金经理言论进行决策的投资者来说,基金经理的减持行为无疑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波动较大的背景下,祁禾的减持让许多投资者担心市场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在2024年,新能源板块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光伏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和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对其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谨慎态度。祁禾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持续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好,但其操作策略却表明他对市场的短期波动保持警惕。投资者因此对祁禾的长期策略产生了怀疑。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需要更加透明祁禾的操作不仅揭示了基金经理在市场波动中的应对策略,也反映出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基金经理的持仓变化往往难以及时掌握,尤其是在定期报告之外,投资者难以获得基金经理的最新操作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容易受到误导,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此外,基金公司的自购和赎回操作也需要更加透明。虽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如果基金公司在自购后大幅赎回,却未进行及时披露,这将极大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和投资者的利益。祁禾的减持行为让市场再次呼吁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进,增加对基金经理操作的透明度。编辑 | 吴雪

黄嘉慧(记者 章汉夫)09月13日,2022年6月,朱女士花费近1000万元,购买了浦东新区金鼎首府一套130平米的“样板房”,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软装费,以为交房时可以“拎包入住”。她没想到,金鼎首府交房时和她“开了个玩笑”,软装交付清单一共有14套家具,均未提供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朱女士使用相关电商平台识图功能发现,14套家具加起来就值2万多元。与朱女士一样,另外几位购买“样板房”的业主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业主:为买“样板房”支付117万元软装费2022年6月,朱女士通过摇号选房,购买了一套浦东新区金鼎首府130平米的房子,有些特殊的是,这套房子被定义为“样板房”。所谓“样板房”,是开发商金桥集团特别推出了10套房子,在精装交付的基础上,另外添置一系列软装家具,让业主可以“拎包入住”,这10套房子的面积从90至160平米不等,需要另外缴纳81至144万元的软装费用。“我们摇号靠后,轮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楼层的房源了,咬咬牙才买的这个‘样板房’。”朱女士直言,早在房源公示阶段,所有业主都注意到了这10套特殊的房子,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些“样板房”性价比不高。但是,考虑到金鼎首府是金桥集团在上海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楼盘,应该会为了好口碑而保质保量。图为涉事小区金鼎首府特别推出了10套“样板房”考虑再三,朱女士最终花费近1000万元买下房子,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算作“样板房”的软装费。“签合同的时候,‘样板房’买家都是在另外一个小房间签的,里面的条约很不公平。”朱女士说,合同里对于软装家具的质量没有任何保证,还规定业主不能以家具有损耗、污渍、磨损等理由拒绝收房。尽管如此,朱女士和其他9户“样板房”业主仍然选择了签订合同,相信金桥集团应该会保质保量。傻眼:花117万元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经过不到2年的等待,今年年初,金鼎首府小区交房,当朱女士和其他“样板房”业主走进新房一看,顿时傻了眼。“所有的家具,品牌、质量证书、保修单统统没有。”朱女士说,这些家具一看就很简陋,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等均不见踪影。朱女士家的一张床,连床板都是翘起来的,用手按下去还会发出“哐哐”的声音,还有斗柜抽屉的缝隙,要么宽度不均,要么没有对齐。朱女士提供的一份《软装交付清单》显示,她家总共有14套家具,包含3张床、2个沙发、1个餐桌,以及多个床头柜、电视柜、椅子等。根据相关电商平台的识图功能,朱女士拍下自己家的各个家具,搜寻相同的商品,结果令她大吃一惊:其中,最贵的斗柜价值约4878元,沙发价值约3280元,其余的床和柜子价值一两千块,床头柜和茶几价值几百块,朱女士算了一下,她家所有家具加起来,也就2万多元。“我花117万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这不是冤大头吗?”朱女士说,其余几户“样板房”业主也上网查询比对了自己家的家具,无一例外,不管是多付81万元购买的90平米“样板房”,还是多付144万元购买的160平米“样板房”,家具总价都没有超过3万元。诉求:希望开发商提供发票并退还差价近日,周到帮办记者来到浦东新区轲桥路101弄金鼎首府小区,见到了另外两户“样板房”业主。吴女士家一张床的床板上写着“金桥退”三个字吴女士购买的是160平米的房子,额外支付了144万元“软装费”。吴女士说,她家交房时,其中一张床是坏的,床板上还写着“金桥退”三个字,“这种需要退货的家具也拿给我们,吃相实在太难看。”另一位业主张先生表示,他专门查询过相关资料,由上海市住建委等部门颁布的《关于开展2018年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未按备案价格销售商品住房(含附属地下车库),或者以电商费、装修费、捆绑搭售理财产品或者附带条件等限定方式,变相实行价外加价,侵害购房人合法权利”,属于“商品房销售违法违规行为”之一。“我认为,根据该《通知》的规定,金桥集团明显属于捆绑搭售、变相加价。”张先生说,拿到这些“三无产品”的家具后,想转售处理也很难。图为房子里的家具作为对比,金鼎首府普通的精装房配置了近20多种电器、橱柜等物品,全都提供了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书,唯独这些“样板房”里的家具没有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书。最让“样板房”业主难以接受的是,《软装合同里》第15条写明:凡由本补充协议引起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致同意由该房屋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开发商从不出面,我们怎么友好协商?”朱女士直言,如今她已经打算起诉开发商,希望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几位“样板房”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开发商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律师:提供“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近日,记者致电金鼎首府销售人员,表示希望采访开发商相关人员,对方回复会向公司汇报这个情况,但是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到任何回复。记者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记者致电金桥集团总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对接媒体的部门,除非记者报出具体公司人员的姓名,否则无法转接电话。金鼎首府小区内景那么,金鼎首府提供的“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周到帮办记者采访了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的孙磊律师。针对朱女士几位业主碰到的情况,孙磊律师认为,要判断开发商是否存在欺诈嫌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合同有具体的承诺,或是对于“样板房”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存在,那么开发商可能有欺诈的嫌疑。但是,如果合同里没有比较细致的承诺,像家具品牌、单价等约定,那么就难以构成欺诈。其次,如果消费者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需要先行判定消费者是否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孙磊律师提醒道,消费者在购买大宗商品前,一定要注意保存合同,明晰卖方的服务承诺等证据,一旦走到司法诉讼阶段,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都会很高。来源 | 新闻晨报周到APP记者 陈泉来源:新闻晨报

这是《湾区望海峡》的第247期10日晚上,台空军新竹基地一架“幻影-2000”战机失事坠海。该款战机服役以来已发生9起重大事故,失事不是第一次,但救援过程这次却是前所未有的“迂回”。落海飞行员谢沛勋在新竹外海漂流2小时,才被海巡人员救起,接着又耗费3小时才在台中梧栖渔港上岸送医急救。原本有关方面计划用直升机吊篮将飞行员送往新竹台军医院,这也是最快的方案,但没想到吊篮半途出现设备故障,设备无法升起回收。出于安全考虑,飞行员无奈只能跳入海中,由赶来的台海巡部门35吨小艇再次救起。该艇计划直接将人送回南寮渔港,却因为退潮,无法进港。小艇改由直升机吊挂回基地,又因艇身后甲板太小,直升机无法吊挂成功,只能再将飞行员送到另一艘海巡部门的100吨艇上,直到最后才成功辗转送往台中的一家综合医院进行观察治疗。“幻影-2000”战机 资料图“幻影-2000”服役近30年 失事意料之中“幻影-2000”战机在台湾地区服役已经将近30年,长期缺乏维护,服役后的9起重大事故共导致5名飞行员遇难。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说,这次事件凸显台湾地区在救援和装备维护上的严重不足。她质疑,下次还能如此幸运吗?失事战机飞行员被送往医院救治李彦秀说,台军目前可执行夜间及全天候搜救的直升机只有S70C(美方出售给台湾地区的“黑鹰”直升机)与EC255(欧洲直升机公司出产的“超级美洲豹”运输直升机)共计6架,其中S70C已服役超过25年,EC255的配件补给则令人担忧。她补充道,此次“幻影-2000”战机疑似失去动力,原因有待后续研判,但“幻影-2000”已服役27年,连原产地的法国都已经不再进行升级,甚至在2022年6月宣布最后一个中队装备的“幻影-2000”战机正式退役。台退役中将帅化民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谈到,台军买“幻影-2000”时,该款战机确实是好战机,但到现在,问题首先出在机体老旧。他指出,战机会老旧,所以需要不断有零件补充,但法国开出的零件价格太高,所以在采购上有困难。图为“幻影-2000”的适配导弹他分析说,“幻影-2000”是法国制战机,有自己的数据系统,无法和F-16和岛内自研的F-CK-1(“经国号”)战机一样,使用可与美军兼容的Link 16数字化数据链路系统。再者,与“幻影-2000”一起采购的适配导弹目前也严重老化过期。帅化民提到,自己当年当民代时就曾质疑过,台军怎么能让飞行员驾驶过时的战机、带过期的导弹执行任务?海巡部门比防务部门消息灵通?“幻影”战机失事后,台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彻夜在社交平台上实况转播,甚至越俎代庖,宣布飞行员谢沛勋“获救”,引发岛内舆论嘲讽:“难道管碧玲才是空军发言人?”岛内有评论指,当灾难事件发生,各种讯息满天飞本是常态。任何好消息都会为家属甚至民众带来希望,但若最后实为假消息、空消息,期待的落空反而成了更锥心刺骨的伤害,造成不必要的二次创伤。如今社交网络发达,台湾政治人物抢先公布信息成了抢人气、冲流量的要诀,却也可能早就假新闻的温床。岛内媒体人施孝玮说,这次事件的搜救过程让他感到胆颤心惊,防务部门要“好好检讨”,因为他们不仅对第一手情况的掌握不是很精准,且还发生搜救直升机吊篮故障的状况。他说,失事消息首先在航空迷间流传,媒体发现后转发,最后才由军方进行说明。然而,防务部门所提供的飞行员获救讯息,进度却比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还慢。他认为,管碧玲公布讯息不是不好、不可以,但这也显示,防务部门在此次搜救过程中,至少在第一时间信息对外发布和公众沟通上,无疑是不合格的。施孝玮还补充,台军方必须好好检讨此次搜救全过程,他们应去查哪个环节出错,且吊篮故障不是个小问题,一定要改正,否则未来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心里都会有压力,对自己的必要安全保障底线感到没有信心。改善两岸关系才能保障飞行员安全台湾中广公司前董事长赵少康此前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台防务部门除了确保战机的妥善率之外,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两岸关系。赵少康说,民进党执政以来,两岸紧张关系不断升高,台军的任务量大增,一天要升空好几次,不只让飞行员的精神压力大,飞机更是耗损严重。“两岸和平才是唯一的解方,两岸问题只能靠政治解决。”赵少康直言,赖清德一上台,毫不掩饰自己“台独”工作者的角色,明明可以好好过日子,赖清德就是要抓到机会就挑衅两岸关系,赖清德不断放火,飞行员何辜?作者丨杨颖,深圳卫视直新闻高级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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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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