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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一审判决之后,蔡东(化名)从光鲜体面的退休干部,变成了非法持枪的罪犯。他曾因驻村扶贫工作、见义勇为救人事迹,多次被表彰和报道。退休前,他是孝感市大悟县某机关党委副书记。2023年2月19日,蔡东退休的前一周,大悟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立案侦查。前不久,蔡东被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判决书显示,2011年,蔡东以父亲承包的农场遭受野猪侵害为由,更改户籍、按照当时政策申领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500发子弹;次年,孝感市公安局清查不符合持枪条件人员,蔡东指使堂弟申请持枪证,并将这支猎枪过户给堂弟,但蔡东实际掌控这支猎枪;2014年,蔡东两次将猎枪借给朋友李某打猎;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后,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对该起案件进行了走访。事件经过:税务干部改户籍申领持枪证,为躲清查将枪过户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12月,蔡东明知公职人员不符合持枪条件,编造自己大悟县阳平镇村民身份,以农作物受野猪影响严重的谎言,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持枪证,并配购双管猎枪一支、子弹500发。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对大悟县民用枪支专项检查,发现蔡东不符合持枪条件。为继续持有枪支,蔡东指使堂弟蔡西(化名)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办理持枪证,并将枪支转让过户给蔡西。2013年1月,办理上述手续后,蔡西将枪支、子弹交予蔡东实际持有、使用。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10月,蔡东指使他人,分别到自己车库及其父亲(2021年去世)所承包的农庄取走子弹和猎枪,送交给李刚(已判刑)等人狩猎使用。涉案猎枪(受访者供图)蔡东对此辩解称,申请持枪是为了帮年迈的父亲驱逐野猪,他对户籍被转到阳平镇的事项不知情,是大悟县公安机关办理的相关手续,自己并未虚构申领材料办理持枪证;猎枪过户后他未实际持有和使用,李某向他的父亲借枪被拒后,他只是作为中间人帮忙借枪。但在近日的采访中,蔡东却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年他户籍所在的乡镇不属于批准的狩猎区,县治安大队得人告知他阳平镇有持枪指标,经他同意后,公安机关给他办理的户口迁移,之后让他填写了持枪申请表,他由此通过审批程序获得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和500发子弹。对于上述说法,封面新闻记者未得到相关方证实。蔡东父亲存放猎枪的房间(受访者供图)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针对大悟县民用枪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办清查,并列出一份不符合持枪条件的名单,蔡东名列其中。蔡东承认,他知道公职人员不能持枪。考虑到父亲的农场确实需要驱赶野猪,“为了保住这支枪,我让堂弟以护农名义申请持枪证,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把枪过户到他名下了。”法庭控辩:猎枪实控人成争议,两次外借枪支时间又是何时?2013年底,蔡东经人介绍与商人李某成为朋友,对方多次到蔡东父亲的农场游玩、聚餐。2014年底,李某电话中向蔡东借猎枪打猎,蔡东称猎枪按要求上缴年审尚未领回,拒绝了李某。随后,蔡东忘记挂断电话,与妻子评价李某人品,被电话中的李某听到,两人发生口角后闹翻。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判决书显示,李某称在2014年下半年之后,曾多次找蔡东借枪打猎,并有其他人参与。但在其他人的证人证言中,大部分人对借枪事宜给予否认。蔡东接受警方调查时供述,他在2014年8月和10月曾两次将涉案猎枪借给李某。前一次是在父亲的农场里,三人乘车在农场转悠,从车里对着鸟类射击,之后将枪放回父亲的房间;后一次是李某向蔡父借枪被拒,之后蔡东安排堂弟分别从父亲和他的家中取走枪支、子弹,送交给李某打猎使用。然而在法庭辩论环节和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蔡东又对上述两次借枪的时间表示否认。蔡东称,按照枪支管理规定,民间枪支每年的五一之前要上缴公安机关,十一之后再发放,入库、出库均由县治安大队人员登记入册。“时间太久了,具体借枪的时间记不清。但根据管理规定,5月1日和和10月1日之间,枪支不可能在外边。”蔡西在证人证言中表示,2013年初枪支过户到他名下后,过了二十多天就被蔡东取走,之后几年,他曾按治安大队要求送枪支年审,其他时间枪支都不在他手中。蔡东向法官表示,枪支过户后一直放在他父亲的农场,每年上缴、年审和领取,是他父亲和堂弟蔡西经办,自己并未实际持有这支猎枪;2014年猎枪入库后,他和堂弟蔡西都未去领取过,当年5月份之后使用枪支的事实不能成立。在案资料显示,大悟县公安局调查认定,2013年至2014年期间涉案猎枪的实际持有人为蔡东,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则由蔡东的父亲领取和使用,直到2017年1月被收回未再发放;枪支管理相关档案中,只发现有2016年、2017年蔡西名下的猎枪入库登记,未发现其它时间领取发放、上交回收枪支、弹药的登记资料。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反驳了蔡东的辩解,图为法槌 资料图法庭判决:申领持枪证程序合法不影响非法持枪实质,一审获刑8个月蔡东称,2013年之前他是凭借持枪证使用猎枪,孝感市公安局督办清查时,39名被列入不符合持枪条件的持证人员,都未被认定为非法持枪,也未受处罚,只要求立即回收枪支并取消持枪资格。蔡东的辩护人、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祝表示,蔡东坚称在2014年清明前上缴枪支,后未再接触枪支;公安机关调查认定,2015年至2017年枪支领取、使用人是蔡东的父亲;而枪支管理档案中,只有2016年、2017年登记为蔡西的枪支入库登记,其他记录缺失。“这导致很多情况无法通过证据证明,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在2014年五一之后持有、使用过这支猎枪。”对于2011年通过更改户籍途径申请持枪,以及2014年五一之前使用、外借枪支的行为,蔡东表示认罚。“李某是2019年7月举报我非法持枪,距离2014年已经超过5年,过了追诉期。当年,大悟县公安局曾作出调查结论,也是非法持枪证据不足。”对于蔡东的辩解,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给予反驳。法庭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及证人证言,蔡东明知是在虚构申领枪支材料情况下办理的持枪证并配购枪支弹药,虚构的材料是否由本人自主办理,并不影响非法持有枪支事实的认定,程序的合法不能对抗非法的实质;孝感市公安局开展枪支管理的督查工作,不涉及对持枪行为的性质认定,不能将当时处理情况作为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枪支系被告人蔡东父亲持有和使用;蔡东的犯罪行为,从检举揭发提交线索开始一直处于侦查办理中,追诉时效的期限应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蔡东在案件审理中,称枪支转让后未实际持有、使用过,出借枪支其仅为中间人,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亦无认罪悔罪表现;蔡东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并擅自出借给不具备持枪资格人员使用,会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其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影响等因素,法庭认为不宜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由此,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蔡东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近日,浙江省金华兰溪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任命陆正韵为兰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陆正韵被任命为兰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官网介绍,陆正韵,女,汉族,1992年4月出生,上海人,201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7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她曾任绍兴文理学院党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挂职),绍兴黄酒小镇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挂职),共青团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委员会书记(副科长级、2020年2月确定正科长级),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马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党委书记等职。据介绍,陆正韵负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美食、新闻、文化、体育、旅游、文物保护、社科研究等方面工作。“北大选调生”微信公众号曾介绍,陆正韵为北京大学中文系2017届硕士毕业生,毕业后作为浙江省选调生,到浙江省工作。陆正韵为北京大学中文系2017届硕士毕业生陆正韵曾说,大家毕业的时候一定会有许多选择,一定会有迷茫与忐忑。但是对我来说,选择基层是很顺理成章的。对于个人而言,基层是很能够体现个人价值,提升个人能力的地方。对于刚出校园的我们而言,基层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带给基层的要多得多。触到基层,每件事都是新的,时常处于迷茫,甚至惊慌失措的状态。我那时时常给自己打气,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会的就一样样问,一件件学。我记得刚去基层的时候,有一位领导跟我说接下来可不能这么阳春白雪了。老百姓讲的是大白话,群众语言也是很重要的一课。在乡镇的工作很辛苦,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工作时间往往是“5+2,白+黑”,工作内容是“”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条针,但同时,这是与群众面对面的最好的地方。所获得的满足感与收获感也是无价的。"破除空想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式。去基层之前,内心有许多抱负和想法,但现实与想象有着很大的差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正韵说。陆正韵此次任职的兰溪市,为金华市所辖的县级市,溪以兰名,邑以溪名,区域面积131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66万,辖16个乡镇(街道)、2个省级产业发展平台和1个省级旅游度假区。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 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近日,张蔷(化名)向澎湃公众互动平台反映,她在多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多个招“卵妹”的广告,“太明目张胆了”。张蔷在深圳做主播工作,之前加入了一些“主播通告群”,看到群里经常有人发这类“招聘广告”后,她决定曝光。在张蔷与“招聘中介”的对话中,对方称在正规医院取卵,价格和身高、体重、颜值、学历等因素挂钩,如果应聘者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的价格。还有的“中介”称,年满18岁即可报名。目前,我国有精子库,但没有卵子库,任何形式的商业化捐卵和供卵行为被明令禁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也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行为。记者和一名“招聘中介”的对话,该“招聘中介”会以这些信息综合给出价格。有律师称,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多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此外,生殖科专家表示,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后续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而促排卵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等,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长得漂亮”可出价5万9月8日,张蔷(化名)告诉澎湃新闻,她所在的多个“模特通告”“主播通告”的微信群里,有人发布多条招聘“卵妹”的广告。她提供给澎湃新闻的截图显示,有人在微信群里发布“大量招全国志愿者(长期有效)仙女们来”的广告。招聘要求为:“要求女生成年就可,身高150CM以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不限专业,根据身高学历综合给价,时间:8-10天2-10w/结束立结,仙女18-28岁无不良嗜好,不用交任何费用绝对靠谱,中介和男士勿扰!”该招聘广告附有微信号。“我很好奇很气愤,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张蔷称,她加过招聘广告上的微信号,以想做“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手术在广州一家医院进行,安全可靠,很多人都在做,会根据“卵妹”的外貌、身高及学历综合评估给出价格。张蔷提供的和对方的聊天内容显示,对方称她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左右的价格。澎湃新闻记者以咨询“卖卵兼职”为由,添加了上述招聘广告留下的微信号。其中一个微信账号的昵称是“爱心”,头像是一名卡通护士。对方表示,要提供身高、体重、学历、年龄及5张自拍照,1张全身照,甚至还要统计供卵者的眼睛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通过张蔷提供的另外一则招聘“卵妹”的广告,澎湃新闻记者加上了一名“中介”的微信。记者以应聘“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除了需要提供身高体重颜值,学历还要告知是“几本/统考/艺考/函授”。对方称满18岁即可报名,同时要告知目前的职业状态,是学生还是工作或待业。这名“中介”的朋友圈也多次发布带女孩在门诊抽血检查的画面。在今年7月13日的一则朋友圈推送中,该“中介”发布的“沉浸式取卵”视频中,有3名疑似医务人员在操作手术台。“取卵”完成后,有“助手”把“卵泡液”放在一台机器前,并称“要把卵泡液里的卵子尽快找出来”。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显示,其带“卵妹”去门诊。 截屏图“中介”称在别墅里取卵因为自知游走在“灰色地带”,对于在哪里取卵,“中介”们讳莫如深:“我们跟医院一样,高端诊所”“正规医院,我们不存在小诊所”“都是正规医院,正规有资质的私立医院”。其中一名“中介”给澎湃新闻记者发来了私立医院的环境视频。“我们做的(得)很大,不是在租的公寓里,我们是在别墅里,但是我们里面的设施跟三甲医院没有区别......”尽管话术模棱两可,但为打消“卵妹”的顾虑,“中介”们信誓旦旦。据张蔷介绍,其中一名“招聘中介”所指的医院是“香港静雅医疗”,位于广州市。张蔷曾把和“招聘中介”的对话发到社交平台上。但有自称是该医院工作人员的社交账号私信她,否认该医院有“取卵”行为,称系被冒充。前述“中介”微信号的朋友圈今年5月28日发布了一则“招聘专业护士”的内容,要求“全国出差,人要老实,年龄35岁以内.......”在今年5月21日,其发布朋友圈称:“小姐姐来我们成都的分公司安排启动,快来顺利赚米。”“最近外面各种风声雨声~好乱?都与我们无关!安全靠谱,选择我们就对了......谢谢所有第一次报名和第二次第三次报名的姐妹~必须暴富。”这则朋友圈附有多张从全国各地飞往广州的机票信息。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 截屏图在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担心后,“招聘中介”安慰称,这些卵子会捐给不孕不育的家庭。9月12日,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称,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邢鑫介绍,《民法典》第1009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邢鑫认为,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相关技术的医疗价值、立法及社会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存在如何具体实施刑事治理的问题,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进行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就微信群里有人发布此类招聘广告一事,9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联系腾讯方面相关工作人员,未获有效回复。专家称可能影响健康生育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科中医主任医师刘颖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正规医院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执行,坚决禁止买卖卵子、代孕这类违法活动。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到自己以后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还有促排卵的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刘颖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工作了将近20年,遇到很多卵巢功能下降和试管取不到卵的患者,也接触到很多因不孕不育症而痛苦的家庭。有些家庭实在没有生育能力,又不符合福利院收养孩子的条件。“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做父母的权利。”因此,她认为,国家一方面严抓非法代孕卖卵,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实际情况,允许更人性化的举措,例如合法的卵子捐赠。为合法的卵子捐赠,相关部门也在努力。2019年9月份,国家卫健委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288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为《答复》)中,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及时建立公益性捐卵制度暨人类卵子库的建议》予以答复。《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委托相关单位围绕卵子捐赠的必要性、科学性、安全性和可行性,组织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专家从技术、管理、风险评估等方面开展研究论证。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秉承有利于赠卵者和受卵者、知情同意、保护后代、社会公益、严防商业化等原则,会同有关部门广泛深入研究论证,密切关注卵子冷冻技术发展,做好非商业化赠卵可行性分析,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审慎推进临床应用,以适应技术发展和群众需要。推动非法采供卵入刑澎湃新闻注意到,对于非法取卵行为,相关部门多次发文明令禁止,多部门联合严厉整治。2003年颁布的《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明确规定:“供精、供卵只能是以捐赠助人为目的,禁止买卖”,并对赠卵的适应证和基本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卫健委官网显示,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有委员提出《关于禁止地下“商业买卖卵子”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教育部、公安部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属于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除医学问题外,还涉及社会、伦理、法律等诸多问题。答复称,在完善法律法规,依法打击卖卵和代孕等不法行为方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开展多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维护社会伦理秩序。2021年6月,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21〕323号),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形成监管合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有委员提出《关于建议完善立法治理非法违规取卵乱象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有限,目前刑法中没有“组织出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罪”相关行为入刑表述。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积极推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立法,启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起草工作,对立法中的焦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广泛听取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同时,积极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努力推动从刑事法律层面将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入刑。答复还称,2013年以来,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12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建立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推动多部门联合执法,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2023年,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政法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开展严厉打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部署强化与技术应用相关的全链条管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国家卫健委表示,下一步,该委将与相关部门继续加强沟通协作,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加强辅助生殖技术监管,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切实保障群众生殖健康合法权益。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邵竞来源:作者:澎湃新闻

坎耶·韦斯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出现在日本东京据当地时间9月19日《每日邮报》的消息称,坎耶·韦斯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比安卡·森索里,一起出现在了日本东京,到一处商场内购物。现年29岁的比安卡延续了放飞自我的风格,她选择了一件肤色的吊带背心,而且面料还是薄纱的,即便如此她也选择了内搭空气。比安卡曾因为在洛杉矶穿透视上衣内搭空气,而惹上了可能被逮捕的风波,但这位澳大利亚建筑师显然对此并不在意。坎耶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和妻子不同的是,现年47岁的坎耶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甚至连帽兜都是必不可少的,跟比安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一个很怕冷,而另一个则是非常怕热。从画面质量以及数量看,这次坎耶和比安卡的出镜,应该是真街拍,而不是像很多明星的那种刻意而为。也就是说,比安卡的放飞式穿搭,已经贯穿了她的日常生活。8岁的圣和4岁的赞美诗都跟随在父亲的身旁从另一个画面可以看到,坎耶和前妻金·卡戴珊的两个儿子,8岁的圣和4岁的赞美诗都跟随在了父亲的身旁,至于两个女儿,11岁的西北和5岁的芝加哥则是没有看到踪影。英国报纸没有指出这次东京街拍的明确拍摄时间,只是说在本周的一天,这也不禁让人发出疑问,卡戴珊家的孩子到底去不去上学?金姐曾分享自己的四个孩子穿着校服的样子就在洛杉矶时间17日,金姐曾分享过自己的四个孩子穿着校服的样子,并且解释说开学了。而此时东京的照片出现,还真是挺让人迷惑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完东京之后回到的洛杉矶,要么是没怎么上学就又飞东京了。金姐和姐妹合影孩子们经常被他们的父亲带走,倒也给了现年43岁的真人秀女星很多的自由,出席个名媛派对什么的,玩得也是不亦乐乎了。 央广网北京9月21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江苏省无锡虹桥医院是一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也是医保定点单位。医院放射影像科医生实名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从去年开始,医院系统内出现了一些根本没在他们科室做过影像检查的患者病历,他们既没在这儿拍片子,也没有放射影像科归档的影像号,病历记录里却有“根据影像作出的诊断”。这些病历全都由医院体检中心一位医生完成,这名医生并没有操作放射影像科CT、核磁共振仪的权限。根据身体部位的不同,拍一张片子的价格在300元至600元不等,再加上这些“患者”在院期间的其他治疗费用,放射影像科的医生怀疑医院涉嫌伪造病历骗取医疗保险。无锡虹桥医院放射影像科朱成刚医生反映,从2023年7月开始,他在查看过往病历时发现一些患者的病历中没有“影像号”,也没有计算机断层扫描也就是CT或核磁共振成像的影像学图像,然而病历中却有“根据影像诊断”的相关内容。这些病历都是由医院体检中心的一位陈医生所写。朱成刚告诉记者:“这个人平时就没有参与放射科的工作,医院专门找他出报告,制造假病历骗保。他出具的影像报告,全部没有影像编号,而且也没有图像,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举报了。”这些病历报告里不仅没有片子,没有影像号,有些病历甚至没有标注检查部位。朱成刚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新生儿没起名字、没有出生医学证明却能上户口一样。从放射科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根本无法操作,因为CT机如果不输入影像号,根本无法启动扫描。在CT机操作室,朱成刚演示,操作界面中,患者影像号为必填项,如果空白,扫描按键为灰色无法点击,只有输入号码后按键变成绿色,才能继续操作。所以放射科怀疑有人绕过他们,从医院后台直接修改了病历,放射科知情人士李医生(化名)告诉记者:“检查的时候不输影像号,机器是不会运行下一步的,他都没办法检查,只有虚假的报告,才没有影像号。”朱成刚给记者展示了99位“患者”的病历照片,诊断时间集中在2022年7月至12月和2023年4月,年龄段分布在60岁至80岁之间,这是他在工作中随手拍摄的部分问题病历。今年3月,朱成刚将没有影像号的病历拍照留证,向医院上级管理部门实名举报。随后在等待调查结果时,朱成刚发现,他举报的这些病历又有了影像号和片子。他在6月份时,把这些病历又一一重新拍了照片。朱成刚告诉记者,他仔细对照了这些影像号,号码只存在于电脑系统中,在放射科手写的记录本上,并未找到这些病人。电脑系统中影像号的编码方式也和放射科日常的编码方式不同,此外,他还发现了其他问题。朱成刚举报三名患者的片子几乎一模一样比如,被举报的患者中,72岁的“杨某某”、62岁的“邱某某”的病历中,有根据所拍片子的情况作出的诊断,却找不到对应的影像。6月份又查到了她们的CT影像,按照系统记录,她俩都是2023年4月做的胸部CT,片子上能清晰看出两位患者的吊坠形状、大小和位置都基本一致。不仅这两位上了年纪的患者,CT影像类似,朱成刚比对发现,2021年在他们科做过CT的25岁女性叶某的片子上,也有看起来极为相似的吊坠,肉眼看,她们三人的片子几乎一模一样。放射科知情人士李医生告诉记者:“这个人叫邱某某是个假的(病历)62岁,这是它的假图像,哪里像62岁的女性?项链的吊坠咱都看到了,看到它的特色了,杨某某这个72岁,女,看图像是一个人不是?”两名患者检查影像高度相似类似这样看上去雷同程度很高的片子,还有不少。比如系统显示,患者李某某在2023年4月28日拍摄了胸部CT,她的影像与实际患者刘某在2024年2月的检查影像看起来高度相似。74岁的患者莫某在2023年4月27日拍了胸部和颈椎的CT,她的片子看起来和实际患者37岁的马某某在2023年11月拍的片子高度相似,片子里能直观看到项链都一模一样。医院系统两名患者核磁共振时间过于接近此外,通过医院系统查询还能看到,有患者在正常做核磁共振检查之后1分钟内,另有患者做了核磁,李医生表示,他们的机器做一次腰椎核磁共振至少要花10分钟至15分钟,1分钟做一次核磁是根本不可能的:“11:40开始做的,腰椎要15分钟,结果11:41,他又把骗保的弄成了,1分钟,你怎么会做一个核磁共振呢?”患者的病历诊断左右不分李医生告诉记者,有的片子还有这样的错误:拍片子时,患者是面对医生的,片子上的左侧实际为患者的右侧,但有患者的病历诊断上写着“大脑左侧梗塞”,她的片子显示是右侧:“(患者)年龄73,这个报告内容,左侧基底节区梗塞,实际上这个是哪里?这叫右侧,也就是一个人站到你对面看的图像,这就是后填的假图像。”就在朱成刚把这些新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后,他和同事们又发现,放射影像科再无权限查看2023年8月之前的影像。院方给出的理由是系统升级导致的错误。“我们权限锁了,他说是系统升级,有可能系统一升级错乱没了。可笑不可笑。”随后朱成刚带记者来到放射影像科办公室,记者看到系统内被举报的病历都已无法打开。从“有诊断无影像和影像号”,到举报后出现影像,却有多名患者和他人影像高度相似,再到影像、病历无法查看,所以,朱成刚怀疑,涉事患者的病历经过多次修改,这是在伪造病历,骗取医疗保险。朱成刚说:“这边是骗保人员名单,这边是图像来源,在图像没有锁定之前,(我)拍下来了,把造假的人员图像来源都把它做下来了,举报没有影像号和没有图片的骗保行为以后,把假的影像号又添上,又向他们反映了假图像的来源,现在变成图像打不开了。”7月12日,无锡市医保局向朱成刚表示,对他的举报高度重视,先后2次到无锡虹桥医院现场核查,通过医保信息系统对线索进行排查,抽取病历联系当时住院的人员核对情况,并对涉事医生进行了现场询问。但因提供的线索涉及人员较多,所反映问题距今时间较长,在前期核查中对提供线索无法确认核实。为此,特地与无锡市公安部门协调沟通,并将有关线索提请公安部门协助调查。公安部门核查后有明确反馈,将及时告知。如违反相关医保条例、协议,将严肃处理,如涉及违反法律,将移交公安部门处理。放射影像科的李医生说,他们非常期待后续的调查,医院底层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中,对每次病历修改都应该有记录。他告诉记者:“我们的PCAS(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里这个报告修改100次,修改系统里就写了100次。但是医院把我们锁了,一锁我们调不出来。”记者随机拨打了20份病历中留下的患者电话,四分之三是空号或无法接通,接通的也大多表示不是本人。记者:这是邱某某的电话吗?接听者:不是的,不是。记者:这是……的电话吗?接听者:你打错了、打错了。也有接通电话的患者表示,当时在医院住院做体检。比如患者许女士说,她当时因为腰疼去无锡虹桥医院体检,但至于为什么只做了胸部CT,许女士说,时间久了,记忆不太清晰。许女士:我是腰疼吧,好像是腰疼。记者:为什么做胸部CT呢?许女士:我忘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记得吗?反正到医院里,他们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无锡市医保局基金监督处表示,此事还在调查中,不方便透露具体情况。基金监督处:我们有相关的规定,而且是在查处过程中,我不方便跟你讲具体的进展。记者:医生举报每次反映情况之后,相关的证据就会被填补上。基金监督处:这个只是医生的一面之词,具体什么情况还要看最后查处的结果。记者联系无锡虹桥医院,院方称会有相关人员回复,但截至发稿,并未得到任何回应。为何这么多张片子的相似度极高?究竟改没改病历?从医生实名举报至今已过去大约半年时间,什么时候才能有确切的调查结果?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应采访对象要求,对部分声音做了处理。)(来源: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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