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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月饼可能没吃，但“月饼的瓜”却吃到饱。先有小杨哥直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靠着“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买不到”，多天来频频霸占热搜榜。据悉，小杨哥直播间多次采用“香港美诚”等话术售卖月饼，但月饼包装却显示，其生产地不在香港，而是广州。据蓝鲸新闻报道，香港最大网购平台上并未售卖有“美诚月饼”，多位该月饼品牌代理商也表示该公司“在香港没有门店”。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其把商标授权给广州美诚食品公司使用。美诚月饼生产商信息 图源：参考资料[2]美诚月饼的“真假香港身份”事件尚为平息，“与辉同行”直播间带货过的葡记月饼，“澳门身份”也开始存疑。葡记各平台网络店铺中的信息显示，旗下多款产品的产地为珠海，生产商为“珠海葡记食品有限公司”，监制商为“澳门葡记食品有限公司”。澳门葡记食品有限公司发文表示，其在澳门有真实有效的商标注册，与珠海生产商有授权委托合同。淘宝葡记旗舰店(左）、抖音葡记食品旗舰店（右）港澳商标、内地产销，很多消费者也因此疑惑，这到底算哪的品牌？是否涉及虚假宣传？是个商标就是品牌？“香港买不到的香港美诚月饼”已被讨论得沸沸扬扬，而有着澳门注册的商标，却在“澳门买不到”的澳门葡记，成为近日新争议。据南方都市报9月19日报道，珠海葡记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称葡记是澳门品牌，在澳门注册过商标但无门店，目前只在珠海开设门店。随后，认证为珠海浩亿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微博账号“葡记手信”发文回应，附图显示其在“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进关关口”等珠海、澳门的旅游交通交汇点设有实体门店。尽管地址与澳门接近，但百度地图显示，相关实体门店地址在珠海市，严格来说并非在澳门。“葡记手信”地址9月之前，在小红书@PAUL KEI澳门葡记手信评论区，也有多位网友质疑“在澳门找不到门店”。官方客服此前6月回应称“澳门门店正在装修升级”。多位网友质疑“在澳门找不到门店”话已至此，争论焦点已然明了：有商标，但未在商标所属地产销，那还能说是当地品牌吗？河北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雷家茂对壹读表示，在香港或澳门注册的商标可以依法授权给内地企业使用，相关商品或服务可以称为商标所属地的品牌。但是，若该商标在港澳并无任何实质性商业运营、未生产销售，商标在港澳更是无任何知名度、影响力，则在宣传时不能宣称为港澳大牌子、大品牌、高端品牌等等，否则涉嫌虚假宣传。“若两款月饼的商标注册符合商标法，说是商标所属地品牌本身没有问题的”，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荆也对壹读表示，但月饼的生产销售与港澳当地无关联，却宣传“香港必吃”“澳门必吃”等误导性信息，让消费者误认为月饼在港澳生产，则涉嫌误导欺诈消费者。此前“香港美诚月饼”的争议正在于此。不仅月饼品牌方在包装上印着醒目的“香港美诚”字样，小杨哥直播间宣传售卖时，更多次采用“香港美诚”“高端月饼”等话术。小杨哥直播画面 图源：直播视频截图“葡记月饼”打出的“澳门牌”也是类似的争论。小红书@PAUL KEI澳门葡记手信宣传文案中，多见“高级澳门月饼”等话术；抖音葡记食品旗舰店账号简介也称“葡记带你走进美食之都澳门”，在“澳门葡记限定礼盒”的宣传视频中，更多次提及“正宗澳门”“澳门糕点”“澳门必买”。抖音葡记食品旗舰店直播画面雷家茂补充道，基于普通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一般认知，若在宣传销售时一味强调“香港月饼”“香港品牌”“澳门品牌”等等，而未真实、全面地披露该商标的月饼在香港澳门的生产、销售相关情况，亦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涉嫌虚假宣传。但总而言之，相关月饼的质量、口味暂且不论，网友关注的“月饼真假港澳身份”确实不能打马虎眼。随之而来的是，“真假身份”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问题，也是网友的关注所在。港澳买不到的港澳月饼，有啥问题吗？先看月饼品牌方。雷家茂表示，若企业合法持有商标或经合法授权而生产、销售，产销的月饼亦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有任何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不法行为，则一般生产企业不需承担法律责任。换言之，如果不涉及制假售假、虚假宣传，此前美诚月饼生产商“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向媒体所表示的“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香港品牌不能在内地生产的”，确实没有毛病。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也称暂未发现“香港美诚月饼”生产方之一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违法行为；近期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3次，也暂未发现食品安全突出隐患。但雷家茂补充道，若涉事企业与带货公司，在宣传、销售时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则消费者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退一赔三”。落实到小杨哥直播间，目前正在等待法律裁定。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称，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现已立案调查。若情况属实，主播有何影响？雷家茂指出，若带货主播存在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根据《电子商务法》及《广告法》规定，主播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过，“美诚月饼第一批受害者”却面临着维权难题。“虚假宣传”引争议后，许多消费者申请退款被拒，美诚客服称“月饼属于时令性特殊食品类目，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今年1月，淘宝七天无理由退货规范调整，也新增“月饼为鲜活易腐类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但不论是美诚月饼产品包装，还是小杨哥直播宣传时，都显示保质期有80天。曾志伟现身小杨哥直播间法规或司法实践中，到底如何判定“鲜活易腐的商品”“时令性特殊食品”？“涉事的月饼质保期为80天，一般不能认定为鲜活易腐的商品”，雷家茂表示，但月饼确实具有特殊的时令性，中秋节一过就可能会面临贬值、降价，甚至无人购买。“基于安全性角度，食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是有合理性的”，张荆也认为。不过，针对此次美诚月饼事件，两位律师均指出“退货是有理由的”。雷家茂认为，若消费者是基于商家的虚假宣传行为或食品质量问题而退货的，则属于有理由退货，商家不能以时令性特殊食品为由拒绝退货。而且若存在前述情况，消费者不仅有权要求退货，还有权要求相应的赔偿。此外，针对小杨哥直播间大力宣传的月饼配料“黑松露”，有消费者认为，由于“美诚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配料表中只添加了大于等于2%的“黑松露流心酱”，且在“黑松露流心酱”中，“速冻黑松露”只占第4位。因此，许多消费者认为美诚月饼配料表中黑松露不是主要成分，不应夸大宣传。对此，张荆表示，黑松露和黑松露流心酱是有区别的，若极少的成分被宣传为主要成分，这也涉嫌误导消费者与虚假宣传。至于许多消费者讨论的是否应该就此“假一赔十”，从食品安全角度，两位律师也作了解释。“赔十的前提是食品有安全问题”，张荆指出，不管商家是否构成欺诈，只要其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都应该“退一赔十”。雷家茂也表示，生产或者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以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若月饼本身并无任何质量、安全问题，则不能主张‘退一赔十’或‘假一赔十’。换言之，若相关月饼并未被认定为有食品安全问题，“赔十”也就尚无明确根据。“但若认定存在虚假宣传，则可以主张‘退一赔三’”，雷家茂补充道。此前同样带货过美诚月饼的“交个朋友直播间”，也确实在进行“退一赔三”赔付。交个朋友直播间发布公告而在“洗脱真假身份”的嫌疑之前，相关月饼品牌方与带货主播也得继续接受来自各方的审视。毕竟，“焦头烂额”不止他们。“吃又吃不完，送又送不出去，咋办啊？”，无辜的消费者也很想逃过一劫。参考资料：[1]南方都市报.与辉同行直播卖的“澳门月饼”产自珠海！生产商称在澳无门店.[2]每日经济新闻. 小杨哥带货的“香港月饼”系广东造，香港买不到？公司回应：并无法律规定香港品牌不能在内地生产！律师：可能涉嫌虚假宣传和欺诈消费者.[3]掏天速递.注意：淘宝 “7天无理由退货”规范调整.作者：杨潘莲编辑：田纳西

原创 张菁娟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张菁娟在加沙停火谈判陷入僵局之际，黎巴嫩在两天之内接连发生两轮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路透社9月19日援引多位熟悉爆炸装置细节的消息人士的话称，黎巴嫩真主党曾对入境的电子设备进行过多轮检测，且在寻呼机爆炸前几小时，真主党仍在向其成员发放新的“金阿波罗”寻呼机，足以证明真主党认为这些设备是安全的。据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该组织的一名成员16日收到了一个新的寻呼机，但17日它就在盒子里爆炸了。另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几天前刚刚发给一名高级成员的寻呼机在爆炸时伤到了一名下属。三名情报人员此前告诉《纽约时报》，涉事寻呼机是单独生产的，电池中掺有爆炸物PETN。路透社则援引一位安全领域消息人士说，寻呼机中藏有高达3克的爆炸物，真主党几个月来都“没有发现”它们的存在。一名安全人士表示，“用任何设备或扫描仪”都很难检测到这些爆炸物。但该消息人士并未详细说明真主党使用了何种检测仪器。另外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从2022年开始，真主党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后对其进行了检查，包括带着它们穿梭在机场，以确保它们不会触发警报。消息人士并未透露进行测试的机场名称。一位安全人士说，上述检查只是对包括通信设备在内的设备进行的例行“清查”的一部分，为的是检测这些设备中是否藏有爆炸物或监视装置。尽管真主党对这些通信设备进行了多轮测试，爆炸物依然没有被检测出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在19日的电视讲话中说，此次袭击对于该组织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社交媒体据报道，涉事产品被指疑似由台湾地区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生产，但遭到该制造商负责人许清光的否认。他称，18日曾回应称，涉事寻呼机由一家名为BAC的欧洲公司生产和销售，“金阿波罗”仅向该公司提供了品牌商标授权，没有参与相关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许清光拒绝说明BAC公司的所在地，但“金阿波罗”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提及，该公司地址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寻呼机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其对物理硬件的依赖，意味着它们更难被监控和追踪，这使得它们受到真主党等重视机动性和安全性的组织的欢迎。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也多次空袭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双方冲突不断。自那时起，黎巴嫩真主党要求其成员停止使用手机，以防止以色列通过技术手段入侵其手机。今年早些时候，真主党从所谓的“金阿波罗”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被运入黎巴嫩境内。第一轮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3时30分左右，当时黎巴嫩南部、贝鲁特南郊达希耶以及贝卡谷地东部等真主党据点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爆炸持续了约一个小时，目击者和当地居民称，到了下午4时30分，他们仍能听到爆炸声。两名安全人士和一名情报人员告诉路透社，在寻呼机被引爆后，真主党怀疑其他设备可能也存在危险。真主党当即加强了对其通信系统的清查，并对所有设备进行了仔细检查。这两名安全人士还说，真主党还开始调查寻呼机的供应链。然而在第二次爆炸发生时，审查工作尚未结束。18日，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通信设备爆炸事件，设备包括寻呼机、对讲机以及无线通信设备等。接连两天发生的爆炸事件已造成37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儿童，另有3000多人受伤。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事发后，黎巴嫩真主党将爆炸事件归咎于以色列。一位西方安全人士本周告诉路透社，以色列国防军的秘密情报部队8200部队参与了策划。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真主党认为以色列之所以选择引爆对讲机，是因为以色列担心真主党很快就会发现对讲机内也藏有炸药。据黎巴嫩卫生部称，第二次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远高于前一天。一名安全人士和一名情报人员认为，这是因为18日被引爆的设备比寻呼机可藏匿的炸药量更高。三位消息人士说，真主党正在调查这些装置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装上炸药的。一位安全人士透露，真主党此前挫败了以色列针对该组织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采取的行动，包括私人座机电话，真主党办公室的通风设备等。“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但不包括寻呼机。他们耍了我们。”消息人士说。截至目前，被外界普遍认定的“幕后黑手”以色列既未承认也未否认实施这轮爆炸袭击。以国防部长加兰特18日称，以色列已开启与真主党作战“新阶段”，目标是让以北部民众安全返家。他说，以军正将作战资源向北方转移，继续对真主党采取行动，削弱其基础设施和能力。19日，加兰特在一次评估该国北部战线军事行动的会议中称，随着时间的推移，黎巴嫩真主党将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图为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资料图

大象新闻记者 姜明圆9月13日，大象新闻·大象帮接到余女士求助称，今年4月17日，她到武汉江夏区安山街灯塔村找欠债人要钱时，遇到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的民警抓赌，恰好在现场的她被当成赌徒抓捕，还遭到了民警的殴打。老人展示胳膊伤痕六旬老人讨债时被当赌徒抓捕，还被民警打断肋骨？“当时我正准备接孙女的电话，一个警察就从后面重重地打了我左肩一棍。”余女士说，她去那里就是为了要钱，身上只带了20块钱，手机里也没有钱，压根不可能涉赌，在现场也积极配合调查，“后来又一个民警过来，用皮鞋踹了我的胸部，当时我就昏倒了，他把我的手拖起来，就把我带到了江夏分局。”余女士被行政拘留了十天余女士称，她被带到江夏公安分局后，又遭受了殴打，“他们让我承认赌博，我没赌肯定不会承认，又来了一个警察把我拖到了小黑屋里，连着打了我4巴掌。”余女士怕再次挨打，只能承认涉赌，最终被行政拘留了十天。4月28日，余女士从拘留所出来后，儿子胡先生便带她去做了全身检查，“检查后，发现我妈断了3根肋骨。”胡先生表示，由于母亲伤情严重，8月1日，他带母亲去甘肃省兰州市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做了伤情鉴定，“我当时想看警察打我妈妈有没有构成刑事立案标准，看能否申请进行刑事立案。”余女士断了几根肋骨据甘肃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余女士的伤情为轻伤二级。认定被鉴定人余女士胸部存在明确外伤史，外伤直接导致她右侧肋骨骨折，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余女士的儿子称，这个事件给母亲造成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母亲也向武汉市公安局进行反映过这个情况，但没能得到自己满意的答复。“我们的病例还给金港派出所的人看过，他们不认可，跟我们说这个只能证明我母亲有伤，不代表是他们打的。”余女士的儿子说。一位自称在现场涉赌被抓的伍女士称，余女士被打的时候她就是目击者：“我在那里看见好多人打她，还说她不老实，现场还有几个人都看到了。”9月18日，大象新闻记者致电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一位值班民警表示，当时确实有抓赌这个事，但是并不存在打人现象。“我们这边纪委已经核查过了，没有打人这个事情，涉赌的人当时都被抓获了，但是我们没有动手打人。”延伸阅读老人被控抢夺警车方向盘 妻子拿出8小时录音未被采信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

大象新闻记者 姜明圆9月13日，大象新闻·大象帮接到余女士求助称，今年4月17日，她到武汉江夏区安山街灯塔村找欠债人要钱时，遇到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的民警抓赌，恰好在现场的她被当成赌徒抓捕，还遭到了民警的殴打。老人展示胳膊伤痕六旬老人讨债时被当赌徒抓捕，还被民警打断肋骨？“当时我正准备接孙女的电话，一个警察就从后面重重地打了我左肩一棍。”余女士说，她去那里就是为了要钱，身上只带了20块钱，手机里也没有钱，压根不可能涉赌，在现场也积极配合调查，“后来又一个民警过来，用皮鞋踹了我的胸部，当时我就昏倒了，他把我的手拖起来，就把我带到了江夏分局。”余女士被行政拘留了十天余女士称，她被带到江夏公安分局后，又遭受了殴打，“他们让我承认赌博，我没赌肯定不会承认，又来了一个警察把我拖到了小黑屋里，连着打了我4巴掌。”余女士怕再次挨打，只能承认涉赌，最终被行政拘留了十天。4月28日，余女士从拘留所出来后，儿子胡先生便带她去做了全身检查，“检查后，发现我妈断了3根肋骨。”胡先生表示，由于母亲伤情严重，8月1日，他带母亲去甘肃省兰州市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做了伤情鉴定，“我当时想看警察打我妈妈有没有构成刑事立案标准，看能否申请进行刑事立案。”余女士断了几根肋骨据甘肃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余女士的伤情为轻伤二级。认定被鉴定人余女士胸部存在明确外伤史，外伤直接导致她右侧肋骨骨折，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余女士的儿子称，这个事件给母亲造成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母亲也向武汉市公安局进行反映过这个情况，但没能得到自己满意的答复。“我们的病例还给金港派出所的人看过，他们不认可，跟我们说这个只能证明我母亲有伤，不代表是他们打的。”余女士的儿子说。一位自称在现场涉赌被抓的伍女士称，余女士被打的时候她就是目击者：“我在那里看见好多人打她，还说她不老实，现场还有几个人都看到了。”9月18日，大象新闻记者致电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一位值班民警表示，当时确实有抓赌这个事，但是并不存在打人现象。“我们这边纪委已经核查过了，没有打人这个事情，涉赌的人当时都被抓获了，但是我们没有动手打人。”延伸阅读老人被控抢夺警车方向盘 妻子拿出8小时录音未被采信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1日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份讣告，确认其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在以军20日的袭击行动中丧生。本次行动中以军出动战机在贝鲁特南郊发动“定点袭击”，这也是黎以两国冲突升级以来，以军首次空袭中心城市的人口密集区域。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也对以北部军事目标发动远程攻击，以方称拦截了“部分来袭的导弹”。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丧生本次被以军盯上的真主党高官阿基勒生平较为神秘，美国方面对他的情报掌握也很有限。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阿基勒在1983年曾连续指挥了两场震惊世界的卡车爆炸案，杀伤大量美国外交人员和海军陆战队成员，甚至成为二战硫磺岛战役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单日最大的伤亡纪录。2015年，美国财政部将阿基勒认定为“恐怖分子”。2023年，美国国务院宣布悬赏700万美元征集其相关线索。以色列主动升级局势国际关系专家：战争已在我们眼前展开“以色列已从防御姿态转为进攻姿态。无需询问战争何时到来，它已经在我们眼前展开。”这是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卡里姆·埃尔·穆夫提对以军“定点袭击”行动的评价。在他看来，黎以两国已经从最初的边境冲突升级为“战略消耗战”，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在通讯设备爆炸案和“定点袭击”行动中附带损伤了数千名平民，极大地扩大了军事行动波及的范围。穆夫提认为，黎巴嫩真主党被以色列逼入绝境，因为真主党不想爆发全面战争，但也必须寻求报复，“然而，究竟要什么样的回击才能匹配以色列这样的攻击行为？”黎巴嫩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以军本次袭击炸毁了一栋10层高的公寓楼，目前统计有14人死亡，66人受伤，而且随着废墟清理工作的开展，预计伤亡数字还会持续上升。贝鲁特的消防部门表示，大量人力已经投入救援。公寓楼住户的亲友们焦急地守候在现场，等待亲人的消息。一位名叫哈桑的老年妇女表示，她还不清楚自己的女儿是否活着，“我去了圣乔治医院和圣特蕾莎医院，但没人知道我女儿在哪里。我只想知道我女儿到底在哪里？”图为袭击现场 图据视觉中国一位民防医疗队成员表示，清理废墟的工作非常艰难，“我不知道下面埋着的人是死是活，只能一铲子一铲子地拼命地挖掘。之前我从废墟里面救了一个活人出来，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他的妻子，不过已经成为尸体了。”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加里丹则称，以军的行动并不针对平民，“但是真主党的指挥官躲在民宅里，将平民作为肉盾保护他们自己”。阿基勒其人：曾连续策划美国大使馆和军营爆炸案据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阿基勒应该是在1960年左右出生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一个村庄，他早年曾加入黎巴嫩什叶派主导的“阿迈勒运动”，后加入真主党并成为其创始成员。在阿基勒的领导下，真主党也从最开始的小股民兵组织发展成了有强大影响力的军事政治组织。2000年，真主党的不断袭击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出军队，2006年真主党的跨境攻击也引发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美国方面则一直指控阿基勒参与了1983年4月发生在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卡车爆炸案。当年10月，阿基勒又策划了发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的爆炸案，这两次行动都创造了巨大的人员伤亡。1983年被损毁的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资料显示，1983年4月18日下午，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开着一辆重磅卡车撞破大门，冲进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当时车上装载了近2000磅（约900斤）重的炸弹，爆炸声响彻贝鲁特西部，1英里外的窗户玻璃也被震碎，美大使馆建筑中央立面完全损毁，爆炸总共造成63人死亡，也促使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加紧从黎巴嫩撤军的计划。当年10月23日，为了抗议美国插手中东地区事务，两辆自杀式袭击卡车闯入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区域，先后撞上了相隔不远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和法国伞兵军营。事件造成241名美军死亡，其中包括海军陆战队成员220人，法军死亡人数为58人。此外周边的平民、游人、商贩等也有6人死亡，多人受伤。资料显示，本次事件是二战硫磺岛战役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遭遇的单日最大伤亡。如果算上死亡的美国海军和陆军士兵，这是越南战争春节攻势第一天之后，美国武装部队遭受的单日最大伤亡纪录。美国国务院的情报称，阿基勒已经成为真主党的“关键领导者”，他的地位在整个真主党内部可以排进前三名。美方情报还认为，阿基勒在上世纪80年代还参与策划绑架美国和德国人质。为了捉拿这位美国国务院定义的“恐怖分子”，美方开出了700万美元的赏金征集线索。华盛顿的真主党研究专家加达尔表示，阿基勒的死亡是在2008年之后真主党遭遇的“最沉重一击”。加达尔推测，此前的通讯设备爆炸事件使得真主党的指挥体系遭受严重破坏，促使真主党高层在20日开会商讨紧急对策，这可能为阿基勒的遇袭埋下了伏笔。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 综合央视新闻等编辑 张寻 责编 邓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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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原标题：唐山打人案获刑民警陈志伟：出警延误有客观原因，听证会让我看见曙光）

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一审判决之后，蔡东（化名）从光鲜体面的退休干部，变成了非法持枪的罪犯。他曾因驻村扶贫工作、见义勇为救人事迹，多次被表彰和报道。退休前，他是孝感市大悟县某机关党委副书记。2023年2月19日，蔡东退休的前一周，大悟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立案侦查。前不久，蔡东被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判决书显示，2011年，蔡东以父亲承包的农场遭受野猪侵害为由，更改户籍、按照当时政策申领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500发子弹；次年，孝感市公安局清查不符合持枪条件人员，蔡东指使堂弟申请持枪证，并将这支猎枪过户给堂弟，但蔡东实际掌控这支猎枪；2014年，蔡东两次将猎枪借给朋友李某打猎；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后，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对该起案件进行了走访。事件经过：税务干部改户籍申领持枪证，为躲清查将枪过户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12月，蔡东明知公职人员不符合持枪条件，编造自己大悟县阳平镇村民身份，以农作物受野猪影响严重的谎言，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持枪证，并配购双管猎枪一支、子弹500发。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对大悟县民用枪支专项检查，发现蔡东不符合持枪条件。为继续持有枪支，蔡东指使堂弟蔡西（化名）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办理持枪证，并将枪支转让过户给蔡西。2013年1月，办理上述手续后，蔡西将枪支、子弹交予蔡东实际持有、使用。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10月，蔡东指使他人，分别到自己车库及其父亲(2021年去世)所承包的农庄取走子弹和猎枪，送交给李刚(已判刑)等人狩猎使用。涉案猎枪（受访者供图）蔡东对此辩解称，申请持枪是为了帮年迈的父亲驱逐野猪，他对户籍被转到阳平镇的事项不知情，是大悟县公安机关办理的相关手续，自己并未虚构申领材料办理持枪证；猎枪过户后他未实际持有和使用，李某向他的父亲借枪被拒后，他只是作为中间人帮忙借枪。但在近日的采访中，蔡东却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年他户籍所在的乡镇不属于批准的狩猎区，县治安大队得人告知他阳平镇有持枪指标，经他同意后，公安机关给他办理的户口迁移，之后让他填写了持枪申请表，他由此通过审批程序获得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和500发子弹。对于上述说法，封面新闻记者未得到相关方证实。蔡东父亲存放猎枪的房间（受访者供图）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针对大悟县民用枪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办清查，并列出一份不符合持枪条件的名单，蔡东名列其中。蔡东承认，他知道公职人员不能持枪。考虑到父亲的农场确实需要驱赶野猪，“为了保住这支枪，我让堂弟以护农名义申请持枪证，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把枪过户到他名下了。”法庭控辩：猎枪实控人成争议，两次外借枪支时间又是何时？2013年底，蔡东经人介绍与商人李某成为朋友，对方多次到蔡东父亲的农场游玩、聚餐。2014年底，李某电话中向蔡东借猎枪打猎，蔡东称猎枪按要求上缴年审尚未领回，拒绝了李某。随后，蔡东忘记挂断电话，与妻子评价李某人品，被电话中的李某听到，两人发生口角后闹翻。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判决书显示，李某称在2014年下半年之后，曾多次找蔡东借枪打猎，并有其他人参与。但在其他人的证人证言中，大部分人对借枪事宜给予否认。蔡东接受警方调查时供述，他在2014年8月和10月曾两次将涉案猎枪借给李某。前一次是在父亲的农场里，三人乘车在农场转悠，从车里对着鸟类射击，之后将枪放回父亲的房间；后一次是李某向蔡父借枪被拒，之后蔡东安排堂弟分别从父亲和他的家中取走枪支、子弹，送交给李某打猎使用。然而在法庭辩论环节和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蔡东又对上述两次借枪的时间表示否认。蔡东称，按照枪支管理规定，民间枪支每年的五一之前要上缴公安机关，十一之后再发放，入库、出库均由县治安大队人员登记入册。“时间太久了，具体借枪的时间记不清。但根据管理规定，5月1日和和10月1日之间，枪支不可能在外边。”蔡西在证人证言中表示，2013年初枪支过户到他名下后，过了二十多天就被蔡东取走，之后几年，他曾按治安大队要求送枪支年审，其他时间枪支都不在他手中。蔡东向法官表示，枪支过户后一直放在他父亲的农场，每年上缴、年审和领取，是他父亲和堂弟蔡西经办，自己并未实际持有这支猎枪；2014年猎枪入库后，他和堂弟蔡西都未去领取过，当年5月份之后使用枪支的事实不能成立。在案资料显示，大悟县公安局调查认定，2013年至2014年期间涉案猎枪的实际持有人为蔡东，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则由蔡东的父亲领取和使用，直到2017年1月被收回未再发放；枪支管理相关档案中，只发现有2016年、2017年蔡西名下的猎枪入库登记，未发现其它时间领取发放、上交回收枪支、弹药的登记资料。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反驳了蔡东的辩解，图为法槌 资料图法庭判决：申领持枪证程序合法不影响非法持枪实质，一审获刑8个月蔡东称，2013年之前他是凭借持枪证使用猎枪，孝感市公安局督办清查时，39名被列入不符合持枪条件的持证人员，都未被认定为非法持枪，也未受处罚，只要求立即回收枪支并取消持枪资格。蔡东的辩护人、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祝表示，蔡东坚称在2014年清明前上缴枪支，后未再接触枪支；公安机关调查认定，2015年至2017年枪支领取、使用人是蔡东的父亲；而枪支管理档案中，只有2016年、2017年登记为蔡西的枪支入库登记，其他记录缺失。“这导致很多情况无法通过证据证明，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在2014年五一之后持有、使用过这支猎枪。”对于2011年通过更改户籍途径申请持枪，以及2014年五一之前使用、外借枪支的行为，蔡东表示认罚。“李某是2019年7月举报我非法持枪，距离2014年已经超过5年，过了追诉期。当年，大悟县公安局曾作出调查结论，也是非法持枪证据不足。”对于蔡东的辩解，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给予反驳。法庭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及证人证言，蔡东明知是在虚构申领枪支材料情况下办理的持枪证并配购枪支弹药，虚构的材料是否由本人自主办理，并不影响非法持有枪支事实的认定，程序的合法不能对抗非法的实质；孝感市公安局开展枪支管理的督查工作，不涉及对持枪行为的性质认定，不能将当时处理情况作为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枪支系被告人蔡东父亲持有和使用；蔡东的犯罪行为，从检举揭发提交线索开始一直处于侦查办理中，追诉时效的期限应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蔡东在案件审理中，称枪支转让后未实际持有、使用过，出借枪支其仅为中间人，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亦无认罪悔罪表现；蔡东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并擅自出借给不具备持枪资格人员使用，会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其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影响等因素，法庭认为不宜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由此，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蔡东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观察者网消息，“整点现实的吧。”听到又有人琢磨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美国官员也有点不耐烦了。据路透社9月18日报道，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呼吁扩员联合国安理会，并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他还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称应暂停任何参与“非法战争”的成员国资格，例如对乌克兰发动进攻的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9日对此回应时坦承，有人老想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可这是一件极其困难且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斯图布9月17日在赫尔辛基接受路透社采访报道称，主导芬兰外交政策的斯图布在17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将在下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为改革发声。本次联大将讨论有关安理会的席位问题。斯图布说，他将提议将常任理事国从五个增加到十个，其中一个来自拉丁美洲、两个来自非洲、两个来自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他对路透社说。斯图布称，任何从事“非法战争”的安理会成员国，“比如说眼下在乌克兰的俄罗斯”，都应当被踢出安理会。他表示，他知道自己的建议“超出了小成员国通常谈论的范围”，但是大国是不会提议削弱自身影响力的。“所以他们只会空谈，不会付诸行动。”他称，希望其他国家能在明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纪念日之前帮助推进这一计划。“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来自全球南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国家不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代理权，他们就会背弃联合国。而我们不想要那样。”他说。曾担任芬兰总理和欧洲议会议员的斯图布今年3月就任总统。他敦促各国支持即将出席联大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呼吁西方国家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的限制。“我们需要松开那只手，让乌克兰去做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所做的。”他还称，自己不相信俄罗斯会升级核威胁，尽管俄方使用了“咄咄逼人的语言”，“但全球南方和中国基本上告诉普京不要这么做”。安理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轮值理事国组成。目前，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变更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提案都需要联大三分之二成员国的批准，包括五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米勒19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提问“美国官方对此有何评论？”在美国国务院19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向发言人马修·米勒提及斯图布的言论。米勒说，在整个俄乌冲突的不同阶段，剥夺俄罗斯常任理事国资格的呼吁曾多次出现，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凡你看一下联合国章程，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其难以实现的事情……我就是想说，那太难实现了。”“但你们……那这事有没有可能呢……”这名记者追问。“我们整点现实的东西吧，别搞那些不可能的事。”米勒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屡屡对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位置和权利“蠢蠢欲动”。2022年3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称，在俄乌问题上，拜登政府“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考虑将俄罗斯从安理会中排除。英国首相府也曾对媒体称，英国政府对取消俄罗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一事持开放态度。此后，泽连斯基多次就“将俄罗斯逐出安理会”一事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去年3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曾对法新社称，她认为俄罗斯“不应该”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她同时也承认，《联合国宪章》“不允许改变俄罗斯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俄方回应“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 资料图俄罗斯方面多次回应说，那些呼吁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只是“为了吸引眼球”罢了，根本毫无可能性，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关于将某个国家驱逐出联合国的决定应在安理会的建议下进行，而安理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俄罗斯将动用否决权。路透社提到，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格林菲尔德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她同时强调，美国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路透社报道认为，格林菲尔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央广网北京9月21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江苏省无锡虹桥医院是一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也是医保定点单位。医院放射影像科医生实名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从去年开始，医院系统内出现了一些根本没在他们科室做过影像检查的患者病历，他们既没在这儿拍片子，也没有放射影像科归档的影像号，病历记录里却有“根据影像作出的诊断”。这些病历全都由医院体检中心一位医生完成，这名医生并没有操作放射影像科CT、核磁共振仪的权限。根据身体部位的不同，拍一张片子的价格在300元至600元不等，再加上这些“患者”在院期间的其他治疗费用，放射影像科的医生怀疑医院涉嫌伪造病历骗取医疗保险。无锡虹桥医院放射影像科朱成刚医生反映，从2023年7月开始，他在查看过往病历时发现一些患者的病历中没有“影像号”，也没有计算机断层扫描也就是CT或核磁共振成像的影像学图像，然而病历中却有“根据影像诊断”的相关内容。这些病历都是由医院体检中心的一位陈医生所写。朱成刚告诉记者：“这个人平时就没有参与放射科的工作，医院专门找他出报告，制造假病历骗保。他出具的影像报告，全部没有影像编号，而且也没有图像，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举报了。”这些病历报告里不仅没有片子，没有影像号，有些病历甚至没有标注检查部位。朱成刚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新生儿没起名字、没有出生医学证明却能上户口一样。从放射科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根本无法操作，因为CT机如果不输入影像号，根本无法启动扫描。在CT机操作室，朱成刚演示，操作界面中，患者影像号为必填项，如果空白，扫描按键为灰色无法点击，只有输入号码后按键变成绿色，才能继续操作。所以放射科怀疑有人绕过他们，从医院后台直接修改了病历，放射科知情人士李医生（化名）告诉记者：“检查的时候不输影像号，机器是不会运行下一步的，他都没办法检查，只有虚假的报告，才没有影像号。”朱成刚给记者展示了99位“患者”的病历照片，诊断时间集中在2022年7月至12月和2023年4月，年龄段分布在60岁至80岁之间，这是他在工作中随手拍摄的部分问题病历。今年3月，朱成刚将没有影像号的病历拍照留证，向医院上级管理部门实名举报。随后在等待调查结果时，朱成刚发现，他举报的这些病历又有了影像号和片子。他在6月份时，把这些病历又一一重新拍了照片。朱成刚告诉记者，他仔细对照了这些影像号，号码只存在于电脑系统中，在放射科手写的记录本上，并未找到这些病人。电脑系统中影像号的编码方式也和放射科日常的编码方式不同，此外，他还发现了其他问题。朱成刚举报三名患者的片子几乎一模一样比如，被举报的患者中，72岁的“杨某某”、62岁的“邱某某”的病历中，有根据所拍片子的情况作出的诊断，却找不到对应的影像。6月份又查到了她们的CT影像，按照系统记录，她俩都是2023年4月做的胸部CT，片子上能清晰看出两位患者的吊坠形状、大小和位置都基本一致。不仅这两位上了年纪的患者，CT影像类似，朱成刚比对发现，2021年在他们科做过CT的25岁女性叶某的片子上，也有看起来极为相似的吊坠，肉眼看，她们三人的片子几乎一模一样。放射科知情人士李医生告诉记者：“这个人叫邱某某是个假的（病历）62岁，这是它的假图像，哪里像62岁的女性？项链的吊坠咱都看到了，看到它的特色了，杨某某这个72岁，女，看图像是一个人不是？”两名患者检查影像高度相似类似这样看上去雷同程度很高的片子，还有不少。比如系统显示，患者李某某在2023年4月28日拍摄了胸部CT，她的影像与实际患者刘某在2024年2月的检查影像看起来高度相似。74岁的患者莫某在2023年4月27日拍了胸部和颈椎的CT，她的片子看起来和实际患者37岁的马某某在2023年11月拍的片子高度相似，片子里能直观看到项链都一模一样。医院系统两名患者核磁共振时间过于接近此外，通过医院系统查询还能看到，有患者在正常做核磁共振检查之后1分钟内，另有患者做了核磁，李医生表示，他们的机器做一次腰椎核磁共振至少要花10分钟至15分钟，1分钟做一次核磁是根本不可能的：“11:40开始做的，腰椎要15分钟，结果11:41，他又把骗保的弄成了，1分钟，你怎么会做一个核磁共振呢？”患者的病历诊断左右不分李医生告诉记者，有的片子还有这样的错误：拍片子时，患者是面对医生的，片子上的左侧实际为患者的右侧，但有患者的病历诊断上写着“大脑左侧梗塞”，她的片子显示是右侧：“（患者）年龄73，这个报告内容，左侧基底节区梗塞，实际上这个是哪里？这叫右侧，也就是一个人站到你对面看的图像，这就是后填的假图像。”就在朱成刚把这些新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后，他和同事们又发现，放射影像科再无权限查看2023年8月之前的影像。院方给出的理由是系统升级导致的错误。“我们权限锁了，他说是系统升级，有可能系统一升级错乱没了。可笑不可笑。”随后朱成刚带记者来到放射影像科办公室，记者看到系统内被举报的病历都已无法打开。从“有诊断无影像和影像号”，到举报后出现影像，却有多名患者和他人影像高度相似，再到影像、病历无法查看，所以，朱成刚怀疑，涉事患者的病历经过多次修改，这是在伪造病历，骗取医疗保险。朱成刚说：“这边是骗保人员名单，这边是图像来源，在图像没有锁定之前，（我）拍下来了，把造假的人员图像来源都把它做下来了，举报没有影像号和没有图片的骗保行为以后，把假的影像号又添上，又向他们反映了假图像的来源，现在变成图像打不开了。”7月12日，无锡市医保局向朱成刚表示，对他的举报高度重视，先后2次到无锡虹桥医院现场核查，通过医保信息系统对线索进行排查，抽取病历联系当时住院的人员核对情况，并对涉事医生进行了现场询问。但因提供的线索涉及人员较多，所反映问题距今时间较长，在前期核查中对提供线索无法确认核实。为此，特地与无锡市公安部门协调沟通，并将有关线索提请公安部门协助调查。公安部门核查后有明确反馈，将及时告知。如违反相关医保条例、协议，将严肃处理，如涉及违反法律，将移交公安部门处理。放射影像科的李医生说，他们非常期待后续的调查，医院底层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中，对每次病历修改都应该有记录。他告诉记者：“我们的PCAS（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里这个报告修改100次，修改系统里就写了100次。但是医院把我们锁了，一锁我们调不出来。”记者随机拨打了20份病历中留下的患者电话，四分之三是空号或无法接通，接通的也大多表示不是本人。记者：这是邱某某的电话吗？接听者：不是的，不是。记者：这是……的电话吗？接听者：你打错了、打错了。也有接通电话的患者表示，当时在医院住院做体检。比如患者许女士说，她当时因为腰疼去无锡虹桥医院体检，但至于为什么只做了胸部CT，许女士说，时间久了，记忆不太清晰。许女士：我是腰疼吧，好像是腰疼。记者：为什么做胸部CT呢？许女士：我忘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记得吗？反正到医院里，他们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无锡市医保局基金监督处表示，此事还在调查中，不方便透露具体情况。基金监督处：我们有相关的规定，而且是在查处过程中，我不方便跟你讲具体的进展。记者：医生举报每次反映情况之后，相关的证据就会被填补上。基金监督处：这个只是医生的一面之词，具体什么情况还要看最后查处的结果。记者联系无锡虹桥医院，院方称会有相关人员回复，但截至发稿，并未得到任何回应。为何这么多张片子的相似度极高？究竟改没改病历？从医生实名举报至今已过去大约半年时间，什么时候才能有确切的调查结果？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应采访对象要求，对部分声音做了处理。）（来源：央广网）

（原标题：2024年9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