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2月26日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12月22日刊登题为《美式选举机器的“军备竞赛” 被金钱与诽谤扭曲的民主》的文章，作者是西村博之。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选举的费用逐年增长。2020年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的总支出突破160亿美元，比2016年翻了一番，预计2024年还将更上一层楼。

　　主要原因是政治广告的费用激增。广告业界预测，2024年总统候选人在竞选广告上的投入将再创新高，可能达到100亿美元，甚至160亿美元。其中七成是用来攻击政敌的“负面广告”，动用“钞能力”的诽谤战争将愈演愈烈。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赢得大选，成为美国首位平民总统。选战中印有6个黑色棺材图案的传单广为流传，暗示杰克逊曾参与谋杀。

　　随着时代的变迁，1960年大选因为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而青史留名。肯尼迪的竞选团队充分利用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段影像(来攻击尼克松)，当时艾森豪威尔被问及他的副总统尼克松有什么业绩，他的回答是“如果给我一周时间我可能会想到”。

　　1964年，林登·约翰逊的竞选团队在广告中展示了原子弹爆炸后蘑菇云升腾而起的画面，暗批提及使用核武器的挑战者巴里·戈德沃特。

　　此后，竞选广告变得愈发极端，令人记忆犹新的“污名化广告”要数老布什阵营对其对手马萨诸塞州州长杜卡斯基的诋毁。老布什团队指称杜卡斯基应为当时马萨诸塞州假释的一名非洲裔囚犯实施的暴力犯罪负责，通过煽动种族仇恨对杜卡斯基发起攻击。

　　投放广告的资金主要来自政治行动委员会(PAC)。这种委员会由企业或团体设立，收受个人捐赠。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认可政治献金上不封顶。于是威力大增的“超级PAC”纷纷出现，选举资金和负面广告迅速增加。

　　这些广告的效果如何？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100多篇论文后发现，负面广告对其所诋毁对象的声望和选民的投票行为影响有限，反而可能损害发起攻击一方的形象。

　　但负面广告依然有增无减，原因可能是双方都觉得“如果不反击对手发起的攻击就会失败”。美国罗得岛大学副教授马洛伊认为，这种做法类似于“军备竞赛”，候选人团队会在那些以毫厘之差左右选举结果的摇摆州一掷千金。

　　负面广告对社会贻害无穷。首先，对于政敌的执着攻击，不仅有损对方的人格和 地位，还会挫伤民众对政府和政治的信任。其次，在“金钱当道”的政治环境中，企业和团体的发言权不成比例地上升，却很难反映广大民众的呼声。第三，加深社会的撕裂。代表特定价值观和利益的团体会选择支持那些更加忠诚的候选人，这对提出极端政策的候选人有利，对行事风格稳健、奉行中间路线的候选人不利。

　　这一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在重视言论自由的美国，想要限制政治广告很难赢得支持。

　　媒体的多样化也让采取有效对策变得更难。投放在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广告激增，但防止人们落入信息茧房和打击虚假信息的工作仍在原地踏步。网络电视的普及使广告商针对用户属性和观看记录精准投放广告变得更加容易。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投放的精准度还将出现飞跃式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