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绿色转型压力，在能源转型无法有效贡献减排的领域，循环经济正勾勒出减缓气变的另一半蓝图。德国修订法律促进家电、旧汽车、电池、饮料包装等回收利用，阿联酋的污水循环处理系统不仅节能降耗还可再生出新的清洁能源，丹麦“工业共生体系”下实现了废气废料再利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循环经济已逐渐成为各国经济绿色转型中闪亮的新增长点，甚至成为疫后经济复苏关键举措之一。据测算，到2030年全球循环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带来4.5万亿美元的额外经济产出。

　　与此同时，各国循环经济发展又往往桎梏于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缺乏全球化考虑，难以建立起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合作。譬如多国已在国内采取加强塑料回收利用措施，但当联合国推动制定《防治塑料污染条约》建立全球塑料回收利用体系时，却因各方在目标进程、监管方式等方面存在分歧而进展缓慢，包括美国、沙特阿拉伯等在内的部分化工大国坚持采取分国别策略治理塑料污染。还有欧盟试图推进的《包装与包装废弃物法规》，也因其中对可回收性、再生含量等的设定，影响到与欧盟开展经贸合作的各相关方而引发争议。

　　此外，当前部分发达国家仍未正视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在造成气变历史责任、发展需求和应对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在采取循环经济举措时，往往忽视负面外溢效应，忽视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与面临的困境。例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以解决碳泄漏、推动碳循环为所谓的初衷，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未就相关技术 安排达成全球共识，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既没有能力也缺乏资金和技术，建立与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水平相当的核算体系，难以保障与欧盟碳核查要求相符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变相形成了掩盖在气候变化措施下的“绿色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