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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就此发声的美国高官，轮到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这位美籍华裔官员，和印度渊源颇深，他曾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

　　继安德鲁斯之后，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州长马克·麦高恩“接棒”，开启访华行程。麦高恩在北京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与疫情期间相比，西澳大利亚州的铁矿石、黄金、天然气等产品的对华出口已经恢复，政府正在努力促进恢复旅游、航空和留学生等方面的交流。

　　现在是中企投资澳大利亚的好机会吗？23日，澳大利亚亚司特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管理合伙人盛冕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要根据某一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来判定。据盛冕观察，目前中企投资澳大利亚主要集中在医疗、新能源和基建领域。据悉，亚司特全球董事会独立董事也于近日到访中国，拜访当地重要合作伙伴。该所主要在跨境交易中为客户提供法律和监管方面的服务。盛冕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后疫情时代，恢复投资者的信心非常关键。”他认为，前几年由于疫情，一些企业对海外投资的信心下降。如果中澳两国政府着力推动双方的合作关系，帮助市场重建信心，那么两国间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达成。

　　中国索道协会秘书长黄鹏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重庆长江索道交通属性现在“已经弱化”，目前更多的是旅游价值。“我们还把它纳入城市交通系统，但目前实际上是一个景点，是把索道作为主体，把站点周边联合起来打造形成的景区，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他说。

　　与公众的乐观不同，很多从事荒漠化治理、沙尘暴研究的学者们，反而都强调的是，人在面对沙尘暴问题面前之渺小、根除沙尘暴之不可能。

　　从二极管、三极管、大规模集成电路，到中国自主研发设计的第一枚CPU芯片，黄令仪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微电子行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退休之后，她继续发光发热，成为龙芯研发团队项目负责人之一，被誉为“中国龙芯之母”。

　　“此次来到中国，亲眼看到中国市场的复苏情况，让我对复苏充满了信心。”澳大利亚昆士兰旅游和活动推广局首席执行官欧佩珊，上周刚刚结束了对中国上海和广州的访问。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欧佩珊称，今年1月底她刚刚上任昆士兰旅游和活动推广局的首席执行官，中国是她上任之后首个拜访的国际市场，凸显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在疫情之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第一大国际市场，也是其增长最快的国际市场之一。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将于4月底在“拉达克地区”列城举行G20“青年峰会”，这被认为将“向中国释放明确信号”。就在上月底，由印度科技部主办的一场G20相关边会刚刚在伪“阿鲁纳恰尔邦”（我藏南地区）举行，中方拒绝出席。

　　他还说，“在印度面对其北方邻国的挑战时，可以指望美国与印度站在一起”。又是这套“站在一起”的伪善说辞。历史和事实已经多次验证，美国政客宣称与谁站在一起，他们就会把混乱和灾难带到哪里。

　　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快80岁时的黄令仪仍然每天到公司上班，拖着鼠标在电脑上查电路。他想说不要这么辛苦了，黄令仪脱口而出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作为所长，王晓东不会对科研人员进行任何干预，各实验室主任拥有绝对研究自主权和人才招聘自主权，在头5年，每个实验室都能均等从所里获得200万元/年的匹配经费，课题组负责人无须为了经费而申请任何项目或争任何“帽子”，团队的博士生工资也由研究所承担。

　　不过，黄鹏智提到，索道建设的安全性问题，要做充分论证。如果黄浦江跨江索道的长度按照500米估算，每天的运量可达到四五千人，在满员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故障停运，双向悬停在江上的旅客可能会接近2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