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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9月10日，中国和拉美干了一件大事）

（原标题：李海涛被“双开”、张祖林被开除党籍）

哈里斯戴着大珍珠耳环当地时间9月11日，卡玛拉·哈里斯出现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参加“9·11事件”的纪念活动。这位现年59岁的女副总统佩当天的造型，看上去还是挺端庄优雅的，无论是发型还是衣着，乃至佩戴的首饰都很得体。很多人注意到，当天哈里斯佩戴的珍珠耳环，和她此前一天晚间在费城与唐纳德·特朗普辩论时所佩戴的耳环是一样的，而正是这对耳环，让哈里斯陷入了争议之中……哈里斯在辩论场上这就是哈里斯在辩论场上的样子，造型和在纽约的差不太多，只不过当时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尽管哈里斯自决定参选以来，就几乎没有接受过记者们的随机采访，但在辩论会上的表现却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当然在共和党方面看来，这是因为哈里斯得到了两位ABC主持人的帮助。从大多数的评论看，哈里斯是应该赢得了这场辩论的，当然最终总统选举的结果会如何，目前仍难判断。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在辩论结束后，各种评论声音蜂拥而至，而其中有一条针对哈里斯的“阴谋论”，格外引人关注。“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其实是隐形耳机，”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判断，进而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据称有这样的一种名为”NOVA H1”的音频耳环，每对的售价为625美元，它能够“将珍珠内部的声音直接投射到耳道中”。“这些耳环采用了嵌入真珍珠的最新技术，可全天候为您提供音乐、电话和数字助理，”商家在介绍中这样说道。不过另有消息称，这种耳环其实根本没有投放到市场，不过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一些人参与了“众筹”，但并没有收到产品。但即便如此，在帖子被发布后事态迅速发酵，尽管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政客们就是这样做的。顺便说一句，她很糟糕，而且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她不需要任何帮助！如果她戴了耳机，那就更糟糕了，她得到了帮助，但仍然输了。”不过这样的“阴谋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在2020年和2016年的选举周期中，社交媒体上都流传着类似的理论，声称拜登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都戴着隐形耳机。哈里斯的珍珠耳环细节图就连向来力挺特朗普的一些美国报纸，在“耳机阴谋论”出现后也是较为公正地站在了哈里斯的一边。他们称耳环其实来自蒂芙尼，哈里斯已经不是第一次佩戴了，而且蒂芙尼的珠宝中从未包含过电子产品。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估计现年78岁的特朗普本人也不太相信哈里斯用耳环作弊，所以他没有参与到这场“闹剧”中，不过他倒也给出了另一种对哈里斯不利的观点，那就是在他看来，副总统已经提前知道了辩论的内容。“他们搞了一场作弊节目，甚至找了一个可能知道答案的人，”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们》的采访时这样说道，“我是说，说实话，我看了她的谈话，然后我说，‘你知道，她似乎对这些问题非常熟悉。’”不得不说，相较于怀疑耳环是隐形耳机，特朗普的这个观点，还算是靠谱了。

2022年6月，朱女士花费近1000万元，购买了浦东新区金鼎首府一套130平米的“样板房”，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软装费，以为交房时可以“拎包入住”。她没想到，金鼎首府交房时和她“开了个玩笑”，软装交付清单一共有14套家具，均未提供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朱女士使用相关电商平台识图功能发现，14套家具加起来就值2万多元。与朱女士一样，另外几位购买“样板房”的业主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业主：为买“样板房”支付117万元软装费2022年6月，朱女士通过摇号选房，购买了一套浦东新区金鼎首府130平米的房子，有些特殊的是，这套房子被定义为“样板房”。所谓“样板房”，是开发商金桥集团特别推出了10套房子，在精装交付的基础上，另外添置一系列软装家具，让业主可以“拎包入住”，这10套房子的面积从90至160平米不等，需要另外缴纳81至144万元的软装费用。“我们摇号靠后，轮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楼层的房源了，咬咬牙才买的这个‘样板房’。”朱女士直言，早在房源公示阶段，所有业主都注意到了这10套特殊的房子，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些“样板房”性价比不高。但是，考虑到金鼎首府是金桥集团在上海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楼盘，应该会为了好口碑而保质保量。图为涉事小区金鼎首府特别推出了10套“样板房”考虑再三，朱女士最终花费近1000万元买下房子，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算作“样板房”的软装费。“签合同的时候，‘样板房’买家都是在另外一个小房间签的，里面的条约很不公平。”朱女士说，合同里对于软装家具的质量没有任何保证，还规定业主不能以家具有损耗、污渍、磨损等理由拒绝收房。尽管如此，朱女士和其他9户“样板房”业主仍然选择了签订合同，相信金桥集团应该会保质保量。傻眼：花117万元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经过不到2年的等待，今年年初，金鼎首府小区交房，当朱女士和其他“样板房”业主走进新房一看，顿时傻了眼。“所有的家具，品牌、质量证书、保修单统统没有。”朱女士说，这些家具一看就很简陋，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等均不见踪影。朱女士家的一张床，连床板都是翘起来的，用手按下去还会发出“哐哐”的声音，还有斗柜抽屉的缝隙，要么宽度不均，要么没有对齐。朱女士提供的一份《软装交付清单》显示，她家总共有14套家具，包含3张床、2个沙发、1个餐桌，以及多个床头柜、电视柜、椅子等。根据相关电商平台的识图功能，朱女士拍下自己家的各个家具，搜寻相同的商品，结果令她大吃一惊：其中，最贵的斗柜价值约4878元，沙发价值约3280元，其余的床和柜子价值一两千块，床头柜和茶几价值几百块，朱女士算了一下，她家所有家具加起来，也就2万多元。“我花117万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这不是冤大头吗？”朱女士说，其余几户“样板房”业主也上网查询比对了自己家的家具，无一例外，不管是多付81万元购买的90平米“样板房”，还是多付144万元购买的160平米“样板房”，家具总价都没有超过3万元。诉求：希望开发商提供发票并退还差价近日，周到帮办记者来到浦东新区轲桥路101弄金鼎首府小区，见到了另外两户“样板房”业主。吴女士家一张床的床板上写着“金桥退”三个字吴女士购买的是160平米的房子，额外支付了144万元“软装费”。吴女士说，她家交房时，其中一张床是坏的，床板上还写着“金桥退”三个字，“这种需要退货的家具也拿给我们，吃相实在太难看。”另一位业主张先生表示，他专门查询过相关资料，由上海市住建委等部门颁布的《关于开展2018年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未按备案价格销售商品住房(含附属地下车库)，或者以电商费、装修费、捆绑搭售理财产品或者附带条件等限定方式，变相实行价外加价，侵害购房人合法权利”，属于“商品房销售违法违规行为”之一。“我认为，根据该《通知》的规定，金桥集团明显属于捆绑搭售、变相加价。”张先生说，拿到这些“三无产品”的家具后，想转售处理也很难。图为房子里的家具作为对比，金鼎首府普通的精装房配置了近20多种电器、橱柜等物品，全都提供了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书，唯独这些“样板房”里的家具没有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书。最让“样板房”业主难以接受的是，《软装合同里》第15条写明：凡由本补充协议引起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致同意由该房屋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开发商从不出面，我们怎么友好协商？”朱女士直言，如今她已经打算起诉开发商，希望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几位“样板房”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开发商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律师：提供“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近日，记者致电金鼎首府销售人员，表示希望采访开发商相关人员，对方回复会向公司汇报这个情况，但是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到任何回复。记者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记者致电金桥集团总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对接媒体的部门，除非记者报出具体公司人员的姓名，否则无法转接电话。金鼎首府小区内景那么，金鼎首府提供的“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周到帮办记者采访了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的孙磊律师。针对朱女士几位业主碰到的情况，孙磊律师认为，要判断开发商是否存在欺诈嫌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合同有具体的承诺，或是对于“样板房”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存在，那么开发商可能有欺诈的嫌疑。但是，如果合同里没有比较细致的承诺，像家具品牌、单价等约定，那么就难以构成欺诈。其次，如果消费者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需要先行判定消费者是否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孙磊律师提醒道，消费者在购买大宗商品前，一定要注意保存合同，明晰卖方的服务承诺等证据，一旦走到司法诉讼阶段，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都会很高。来源 | 新闻晨报周到APP记者 陈泉来源：新闻晨报

（原标题：李海涛被“双开”、张祖林被开除党籍）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我6岁了，我的班主任姓傅，看起来有点严厉，但其实她很亲切。最近，我有件烦心事，我要改练跳水了，我很舍不得体操队的教练和朋友们。你能告诉我，如果我选择跳水，会有结果吗？人生为什么要有选择？”“我11岁了，我第一次跳207C，真的好害怕！我没有想到原来十米跳台那么高，我没有想到跳下去会那么疼。当我的背狠狠拍向水面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我真的适合跳水吗？我真的可以实现我当初的梦想，成为奥运冠军吗？”“东京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当所有的目光看向我，当聚光灯照向我，其实我心里有很多不安，我下次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表现？我还能保持这样的成绩吗？我还能让所有人满意吗？”今天（9月12日）上午，上海市徐汇区光启小学的报告厅内，舞台一侧，投影屏上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剪影，6岁、11岁、16岁，女孩渐渐长大；舞台另一侧，19岁的陈芋汐，身着奥运领奖服，和曾经的“自己”对话。在表演情景剧时，看到自己小时候的训练画面，陈芋汐泪眼婆娑。陈芋汐和孩子们合影 新民晚报记者 李铭珅 摄 （下同）这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诉说着陈芋汐在跳水池奋斗的点滴。结束巴黎奥运会征程的陈芋汐和同为光启校友的奥运冠军吴敏霞、火亮以及14位上海跳水健儿，今晨共同回到这里。被孩子们团团围住，奥运冠军们深情寄语。奥运“五金王”吴敏霞亲切地说：“我也是妈妈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长大。”陈芋汐和同学们交流陈芋汐分享了三个关键词：梦想、坚持与热爱。“记得小时候，吴敏霞姐姐回校时，我也坐在下面，一脸羡慕地看着她。曹校长问我梦想时，我说，我也要成为冠军！”陈芋汐说，所以梦想的第一步是敢于想，不给自己设限。在另一个时空，19岁的陈芋汐可以穿着长裙，吃小笼包和巧克力蛋糕，但现实生活中的她要把体重控制在43公斤以内，很多节日都需要在训练中度过。“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陈芋汐眼泛泪光，坚定回答，“是梦想，为国家出征，为国争光的梦想。”陈芋汐在巴黎奥运会上诗人鲁米在《万物生而有翼》中写道：“你生而伟大，你生而有翼，你本不应匍匐在地。你能展翅，那就学会飞翔。” 她也对弟弟妹妹说，如果希望自己能展翅高飞，磨炼必不可少。“跳水的过程是无数次的枯燥的重复，站上十米的跳台上，静得只剩自己的心跳，动作细微的变化、心态的波动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只有满怀热情全力以赴，专注于每个瞬间，不断超越自我才能走向成功。”陈芋汐说。火亮如今是上海跳水队教练，他告诉孩子们：“遇到什么事，不要轻易说放弃。不管是学习还是做其他事，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上海奥运冠军跳水基地在光启小学成立今天的活动，标志着上海奥运冠军跳水基地在光启小学正式成立。奥运冠军们和上海跳水队的运动员，在母校留下了无数美好回忆。曾在班级担任班长的陈芋汐，在日记本里记录了自己在学校的美好时光，在课堂上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吴敏霞平时经常会路过母校，“每次，万千思绪总会涌上心头，很亲切、很熟悉。”看到张张笑脸，她感慨：“儿时的快乐时光，长大了就回不去了，希望孩子们珍惜现在。”在校园见到陈芋汐姐姐，四（3）班的朱铭悦觉得格外亲切。今年暑假，她和爸爸妈妈在巴黎奥运会现场观看了跳水比赛。“学姐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我也要紧随其后。”朱铭悦说。陈芋汐和她的小学班主任傅琦三（4）班双胞胎姐妹花徐简棋、徐简洛也是跳水小将，已经在市比赛中夺金。一样剪着利落的短发，一样有秀气的眉眼，姐姐简棋是今天舞台上9岁小“陈芋汐”的扮演者。“我腿长，要用更大的力气支撑着板，需要练很多核心。”简棋说，虽然每天下午都要训练，很辛苦，但没想过放弃，因为想为国家争光。“有想过放弃，但是想了想还是别放弃吧，否则就不能为国家争光了。”古灵精怪的简洛一边说，一边笑了。校长曹庆明说，光启小学是一所具有鲜明体教结合办学特色的百年老校，希望同学们向哥哥姐姐们学习，在成长的道路上全力以赴、不畏险阻、勇攀高峰，“光”奥运之魂，“启”强国之志！通过体教结合，孩子们在跳水、体操、排球赛场上，追逐着自己的运动梦想。陈芋汐面对面问：昨天是你19岁的生日，对自己未来有什么规划？答：希望自己可以在学习和训练这两方面能兼顾，也希望自己在学习上多努力。问：今年你也成为大学生了，对大学生活有什么憧憬？答：希望能度过偷快的大学生活，也希望能交到更多朋友，学到更多知识。问：今天活动上你分享了鲁米的一首诗，能不能再给弟弟妹妹们分享一本书？答：我在弟弟妹妹的年纪时一直在读高敏前辈的《敏·感：人生没有规定动作》，就像书名说的那样，人生确实没有规定的路线或者规定的动作，每个人的人生都要靠自己去闯，有梦就要去追。问：接下来的训练和学习是什么安排？答：目前我还是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训练上，但我会在训练之余更多地提升自己的文化知识和能力。新民晚报原创稿件记者：陆梓华 陶邢莹编辑：龚紫珺 周春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