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 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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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敬先（记者 梁伟伦）09月21日,澎湃新闻记者 谭君9月19日，湖南省财政系统一内部人士向澎湃新闻证实，当日上午，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大家对此事都很震惊和悲伤。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坠楼身亡该人士介绍，刘文杰家住在湖南省财政厅院里的住宅楼，她是从省财政厅成长起来的干部。长沙市天心区城南派出所表示，财政厅院子里确有发生警情，警方曾出警，其他情况不便透露，长沙市公安局会进行通报。据多位到过现场的人士介绍，现场有三人坠楼，均已死亡。目前，事发现场已拉起警戒线。湖南财政厅厅网站资料显示，刘文杰现任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主持全面工作。分管预算处、财政监督局（稽查办）。2022年12月28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刘文杰为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生前照片湖南省统计局网站发布的简历信息显示，刘文杰，女，汉族，湖南涟源人。1966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1990年6月参加工作，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济师。历任湖南省财政厅行政政法处助理调研员、副处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工会主席、人事教育处处长，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湖南省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湖南省纪委常委等职。2020年8月任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2020年9月任湖南省统计局局长。延伸阅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被传“遭两人绑着扔下楼” 官方回应消息称，湖南财政厅长被绑着扔下楼，图为湖南财政厅大楼 资料图9月19日上午，网传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当天下午，奔流新闻记者采访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时，工作人员称不清楚，没有见到刘厅长上班。多个社交平台流传的截图显示，“上午，湖南在任的财政厅厅长刘文杰被两个人绑着，从窗户上面扔下去。当场死亡，这两个人也自杀了。"奔流新闻记者查阅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官网，显示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与网传信息一致。19日下午，奔流新闻记者就网传消息采访了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接线人员称不清楚，也没看到、听到相关的信息。记者问刘厅长今天是否上班时，其称“没有看见。”记者随后联系到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问及辖区湖南省财政厅负责人意外身亡一事，工作人员称不清楚、不知道。澎湃新闻消息，9月19日，湖南省财政系统一内部人士向澎湃新闻证实，当日上午，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据多位到过现场的人士介绍，现场共有三人坠楼，均已死亡。刘文杰，女， 1966年10月生，湖南娄底涟源人。历任财政厅行政政法处助理调研员、行政政法处副处，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人事教育处处长；财政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党组成员、副厅长，湖南省纪委常委等职。2020年，刘文杰转任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12月，她又回到财政厅，任厅长。湖南女财政厅长坠亡 知情人：同坠楼者与她有工作关联第一财经从多个信源确认，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于9月19日上午坠楼身亡。事发地点在长沙市天心区义茶亭巷18号的湖南省财政厅家属楼。据事发时的目击者介绍，当天上午9时许，接连听到两声落物坠地的声音，两声前后相隔不到一分钟，听者以为是有人高空抛物，因为除了落地声之外没有听到其它声音。大约十来分钟后，120到达现场。目击者随后才得知是有人坠楼，坠楼者共三人，当场死亡。刘文杰便是三名死者之一。第一财经在现场看到，事发地是已经建成多年的老小区，与湖南省财政厅隔墙而立，坠落地已经用高高的隔板围挡，小区内拉有警戒线。据现场多人指认，刘文杰是从13楼坠落，可见阳台有两扇打开的窗门。据了解，该小区平常陌生人难以入内。一位在现场附近的人士介绍，警方一直在盘查附近的摄像头。多个信源告诉第一财经，与刘文杰同时坠楼的另外两人，与刘的工作有关联。但对于三人因何坠楼，知情人士不愿多说，称一切等警方调查。资料显示，刘文杰生于1966年，在湖南省财政厅工作多年，2020年调任湖南省统计局任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12月，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宗敬先（记者 邓金良）09月21日,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贝碧嘉”9月16日7时30分前后以强台风级登陆上海浦东，成为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最强台风，给江浙沪等地带来狂风暴雨；未来“贝碧嘉”将继续西行，17日下午至19日河南、安徽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年第14号台风“普拉桑”9月15日晚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目前正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预计18日晚上移入东海东部海面，19日下午到晚上将以强热带风暴级登陆浙江沿海。“普拉桑”紧随“贝碧嘉”再次影响华东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等地台风灾害风险高，部分地区可能重复受灾，需高度关注。一、台风“贝碧嘉”以强台风级登陆上海浦东，是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最强台风，将继续影响河南安徽等地今年第13号台风“贝碧嘉”于9月10日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之后一路向西北转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于16日7时30分前后以巅峰强度在上海浦东临港新城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2米/秒），为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的最强台风。登陆后“贝碧嘉”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17日14时位于安徽境内（热带风暴级）。预计“贝碧嘉”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7日夜间移入河南境内（热带低压，6级，12～13米/秒）。“贝碧嘉”路径概率预报图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出现狂风暴雨。受“贝碧嘉”影响，9月15日以来，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南部和西部、安徽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湖州、上海松江及江苏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累计降雨量200～297毫米；浙江北部、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东部等地出现8～10级阵风，上海北部、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12～14级，浙江舟山局地15～17级（最大阵风58.7米/秒）。江苏、上海有10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最大阵风突破历史极值。华东地区累计降水量、最大阵风实况图安徽河南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17日下午至19日，安徽中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南部、江苏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100～200毫米；上述地区并将有5～6级风，阵风7～8级，江河湖面和山区阵风9级。安徽河南等地17日下午至19日降水量预报气象专家提醒，17日下午至19日，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部、山东西南部等地有暴雨和大风灾害中风险。上述地区城市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涝，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等地的公众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外出游玩前需注意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危险时段和危险区域。二、台风“普拉桑”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预计19日下午到晚上以强热带风暴级登陆浙江沿海今年第14号台风“普拉桑”（热带风暴级）的中心17日14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偏南方向约10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18米/秒）。预计，“普拉桑”将以每小时45～5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缓慢加强，18日起移速减缓，将于18日晚上移入东海东部海面，并将于19日下午到晚上在浙江沿海登陆（强热带风暴级，10～11级，25～30米/秒），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台风“普拉桑”路径预报大风预报：受“普拉桑”影响，18日至20日，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长江口区、杭州湾以及江苏东南部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将有6～7级大风，部分海域或地区将有8～9级大风，“普拉桑”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0～11级，阵风12级。降雨预报：19日至21日，浙江、福建东北部、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上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北部、江苏西南部、安徽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地区累计雨量30～60毫米，部分地区80～150毫米，局地可达250～350毫米。气象专家提醒，台风“普拉桑”紧随“贝碧嘉”再次影响华东地区，需关注强风雨天气可能给上述地区带来的城市积涝、山洪、地质灾害和大风危害。在东部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关注海上大风影响，必要时及时回港避风。另外，目前在菲律宾吕宋岛上有热带扰动活动，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台风，然后向海南岛南部海面靠近，南海北部和华南南部沿海将有强风雨天气，华南地区的公众需关注其动向和影响。（来源：中央气象台）

原创 阮佳琪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接连两日，黎巴嫩多地发生了涉及寻呼机、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的多轮爆炸事件，总计造成30余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国家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不过外界普遍把矛头指向以色列。同时，涉事通信设备来自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制造商也引起关注。港媒《南华早报》18日援引多名专家分析指出，尽管目前仍存在诸多疑点有待厘清，但这一系列由通信设备引发的致命爆炸，或将促使中国对电子产品武器化提高警惕。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拉赫曼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人怀疑，台湾与美国相互勾结，而美国又是以色列的亲密盟友，台湾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场阴谋行动。”他表示，中国大陆可能会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同时对台湾其他产业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9月18日，台湾寻呼机制造商“金阿波罗”否认生产了涉事产品 视频截图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全境多地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遇难人数已攀升至12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约2800人受伤，伤者包括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黎巴嫩各家医院已实施460例手术，其中大部分是眼睛和面部手术。真主党指责以色列应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路透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事发几个月前，摩萨德就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内放置了爆炸物，这种被做了手脚的电路板很难被普通扫描设备检测到，一旦接收到指定代码便会引爆。在此期间，真主党一直没有察觉爆炸物的存在。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很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来实施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主席阿尔佩洛维奇也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次日（18日），真主党使用的对讲机又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等多地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涉事对讲机据称来自日本无线电通信制造商ICOM，不过根据其官网公开信息，有关型号已于2014年停产。无独有偶，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指向的台湾地区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也急于与该事件切割。其宣称，该公司只提供了商标授权，负责产品设计制造的是一家位于匈牙利的公司BAC。匈牙利政府18日澄清称，BAC只是一家贸易中介公司，在匈没有设厂。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正如“棱镜门”曝光者、被称为美国“吹哨人”的斯诺登所说的，“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有关通讯设备武器化的讨论随之而来，一些组织利用数字化手段和全球供应链的联系进行杀伤性的破坏，正引发各方担忧。拉赫曼对《南华早报》表示，这些爆炸事件表明“以色列有能力利用数字手段和全球供应链中的隐秘联系，深入对手据点实施打击”，“这是一个非常规而又巧妙的例子，它融合了数字和热战策略战术，将普通的通信设备变成了（简易爆炸装置），而非通常的监视用途。”救护车运送伤者拉赫曼进而指出，考虑到台湾地区有厂商牵涉其中，以及其与美国的勾结关系等因素，中国大陆可能会因此用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他分析称，“在战略层面，这表明大国及其强大盟友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可以利用全球供应链或将其武器化，预先部署不对称战争工具，在冲突期间或战争目标发生变化时启动这些工具。”香港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莱文提到，以色列情报部门曾在上世纪90年代使用过类似手段暗杀哈马斯炸弹工程师叶海亚·阿亚什，但这次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此次事件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这些爆炸物是何时以及如何被放入寻呼机的，是在台湾工厂里，还是运往黎巴嫩途中，亦或是在运抵目的地之后。“一般来说，在供应链过程中，炸药的安置地点距离台湾制造商越远，距离像真主党这样的最终客户越近，影响就越小”，他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曼奇尼也表示，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所有国家而言，这起事件表现出的设备武器化倾向“令人极为担忧”。“这是朝着‘自动化战争’方向迈出的又一步。在这类战争中，技术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将设备武器化，还开发出可以通过远程信息（触发）爆炸的系统。”他补充道，“这表明以色列在提高技术战争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可以引发人们思考的是，以色列可能不是唯一一个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中国杀毒软件厂商瑞星的唐威也指出，改装后的设备能够躲过检查，说明策划这次袭击的势力拥有成熟的处理技术。唐威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机或汽车系统被黑客入侵导致爆炸的风险仍然“非常小”，因为黑客需要突破复杂的电池保护系统，而且中国的大部分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都拥有“最高级别的电池保护”，因此普通人在使用大品牌产品时不必担心会发生爆炸。相较而言，唐威认为，高强度手电筒和头灯等其他使用电池供电设备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他说，这些产品与智能设备不同，“一旦有人事先做了手脚，安装了用于远程遥控的SIM卡，风险概率就会更高”。军事专家魏东旭在央视节目上分析称，普通的寻呼机是不可能被远程遥控引爆的，即使它的通信基站和相关的网络遭到外部入侵，有关方面也仅能够向这些寻呼机发送特定信息而已。他推测称，这些寻呼机一定是事先被人做了手脚，比如在寻呼机内部植入小型爆炸物，将其伪装成电池的一部分，或者在寻呼机的电子元器件中加装小型引爆装置，通过信号激活爆炸物，让它成了一个“遥控炸弹”。“一旦真主党确定了以色列是幕后操纵者，黎以冲突还将进一步升级。”他警告道。应阿尔及利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当地时间20日下午，就近期黎巴嫩多地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举行紧急会议。来源|观察者网